哲学必须有一个玄奥的背景，思想的藤蔓正扎根于此，这个玄学背景是一种超验的精神秩序，是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来自于本体界，而语言却属于现象界，所以一旦说出总是辞不达意。但一种哲学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其浅薄和虚弱就会发出呻吟。
　　　——闻中
　　不要相信下面的话——什么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有死的东西就要想有死的事情——而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不朽，在生活中去做合乎自身中最高贵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老子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持久的文化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后人大都只能在他们创造和划定的范围内精耕细作，他们奠定了一个民族思维的方向，很难被后人超越。因为他们象奇迹一样地开花结果，他们的智慧上达高天、下抵深土，足以喂养一个民族几千万年之久。这样的人，比如有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代中东的查拉图斯特拉、摩西；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大雄；还有古中国的孔孟、老庄等。而且奇怪的是，这些人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所以人类历史很有意思，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后200年这段时间，伟大的人物空前集中，足以覆盖此后的所有时空。是的，几乎所有优秀的种子都已经在当时诞生了，在往后的时间里，再伟大的英雄、再杰出的天才也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纷披枝叶而已。而且它的发展有个高潮，就历史而言，那就是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是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他的存在和生活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时间也被一截两段，因为后人通常将他诞生前后视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段岁月是如此地非同寻常，所以德国现代哲人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智慧之路》中将它换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他说：
　　　 “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和佛陀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亚斯德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后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
　　其中，老子与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同年，比印度的释迦牟尼大15岁，比孔子大20岁，在这里，老子显得尤其杰出，其他人因种种原因可能还处在真理的外围，而老子却直接来自于真理的内部，来自于心脏。
　　老子是个典型的神秘主义者，他那飘忽的身影令肉眼凡胎的历史学家颇感头疼，这一点我相信司马迁肯定体会很深；按说老子应该是民间传说和童谣的对象，但想必是老子在日常生活中又平凡得犹若田间老农，所以先秦流传下来关于他的传说极少，至于汉代以后的道教对老子的神化则全然是荒诞无稽了，象老子这种平凡如泥土、神秘配高天的人物永远是历史学者的困境，因为这意味着，在整条时间的长河里，他们的历史著作只能是弱水三千仅取一瓢的零星残片，欲窥历史之全貌无疑是后人的非分之想。
　　是的，面对神秘的老子，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无能为力，他曾网罗天下、放矢旧闻，遍游名山大川，抽取金匮石室之书，20来岁就“西到倥侗，北过逐鹿，东至海上，南达江淮”，具有崇高的实证主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不错，即便是这种实证和浪漫完美结合的司马迁，也只能捕捉到老子一丁点的朦胧信息而已。在伟大的《史记》中，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只有短短的400多字，而且还缠夹不清。
　　在这模糊的语言中，里面却隐藏着一段出奇清晰的文字，那就是对孔子和老子会面的记载，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庆幸儒道两条滔滔的文化大河有过这样一次汇流，而且还发生在源头，这种源头和源头的交汇，就好象时间和时间相遇，空间和空间相遇，无限和无限相遇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庆幸呢？因为你如果了解了老子和孔子，中国三分之二的文化都会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就是镜子，源头就是镜子。
　　这种相遇在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象孔孟、老庄是隔代相传，而孟子、庄子虽是同时代人，却并无会面的记载，而象李杜、陶谢、苏黄等人又与思想无关，而且心灵和头脑也明显不及，同样，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是无与伦比的。应该说，智力品位在这一级别的巨人又在同一时空相遇是极为罕见的，因了他们伟岸的身影，就连广瀚的时空也都显出了窄狭。孔子和老子，他们就象双子星座一样照耀着华夏的历史，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两个极端的相遇，他们那么地迥然相异：一个是刚猛勇进，一个是激流勇退；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道法自然；一个是人道有为，一个是天道无为；一个是滔滔不绝、一部论语，一个是沉默寡言、五千为限。他们思想和品质的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就构成了一个圆——走向完全相反却走到了一起，这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完美特点，它是一种可进可退、既柔韧又刚强的和谐文化。
　　这次会面，对于老子可能是平静的，而且他一眼就看出了孔子的弱点：骄气和多欲。并提出劝戒，应该学习深藏若虚的良贾、容貌若愚的盛德君子；而对于孔子，这可能是毕生最大的震撼，当时孔子一出门就直叹老子“其犹龙邪”！他对弟子们说道：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养乎阴阳。”孔子犹如此感觉，何况常人!
　　关于先秦的思想走向，我曾经简单地列过一个提纲：
　　
　　　老庄（天道）|道
　　
　　　孔孟（人道）|性
　　
　　　申韩（世道）|衰
　　
　　　苏张（无道）|减
　　
　　这其实是一个道性衰减的过程，象老庄，是弃利主义者，甚至不以世间万事挂怀，如飞鸿、如游龙；而孔孟的人道思想是崇高的利他主义者，其核心是仁爱，至于申韩，却是典型的世道功利主义者，象韩非子，更是中国古代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思想根据地，就是他将老子的自然哲学转化成阴谋诈术的，素有“东方的马基雅维里”之称，其实，排起辈分来，他还是马基雅维里的祖宗一辈呢！即便如此，他们多少还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宏阔志向的；而到了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之流，则全然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道德立场，没有原则，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利己”，所以惟恐天下不乱，好乘势而起。这种道性不断衰减的走向，老子早有预感，他说：
　　失道而后德，　（道法自然）|道
　　失德而后仁，　（德布万物）|性
　　失仁而后义，　（仁者爱人）|衰
　　失义而后礼。　（义分是非）|减
　　　（礼定尊卑）|
　　
　　　 ——《道德经》38章
　　从老子的话中，我们可以见出文明带来的弊端：原来天下是混沌一片，由天道主宰一切，人类的意志还未曾干扰自然的运行，这无疑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状态，也是老子最为推崇的状态；后来，人类自混沌中苏醒了，睁开他那蒙昧的眼睑，并开始以自己淳朴的德性与天地万物取得了和谐，这是一个德布万物和谐境界；可是，人类不甘心在自然面前俯首帖耳，于是，展开了对自己命运的拷问，并偷吃了禁果，撕裂了人性的面纱，惊愕地发现了“恶”的存在，从此，善与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类以正义的名义展开了无休止的杀戮，而那些仁者也开始了他们先知式的传道生涯，全力推行他们爱的宗教，而整然的社会也就开裂出了无数的对立面；可是后来，在肉搏中，善并没有占了恶的上风，两者的相持混淆了是非的界限，于是，人们只有求助于直觉，依靠自我的内心来对纷纭的现象界进行黑白的裁决，这时候，人类的意志被强行推到了前台，扮演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色；再后来，那种本质上抽象的道德是非已经无法判断，于是，人们将目光伸向了具象实然的人伦世界，以礼法来定尊卑，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秩序，维护了权威，可是，这时候超然的世界已经荡然无存----你看这个道性衰减的过程，正好捅破了文明的伤口，从而发出了呻吟！
　　而且，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诚信”，其实，这是极为可哀的，因为，这意味着道性已衰减到了末端，用老子的话讲就是：失礼而后信。
　　“信”这个词原本可以散发出强大的精神魅力，因为它可以指向至高的信仰，获得超越性的依据；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这个“信”却是“诚实守信”的“信”，而非“因信称义”的“信”，它仅仅是道德和伦理的底线，是最后的一道人性堤坝而已。一旦一个社会在不断地强化“诚信”，只能意味着危机已经触及到了底线（上层道德建筑已经无暇顾及了），因为如果连它也被非道德、反道德攻破，那么，我们人类也就真的成了弱肉强食的嗜血动物了。
　　所以，老子其实是个良医，而天下就是他的病人，他一眼就能触及症结，天下大治，老学不为用，一到乱世衰世，老子就风靡一时。而且，还流传着老子以“道”为身，长生不灭，一旦世道衰微就分身化形诞生而为帝师的传说，如伏羲氏时，老子诞生而为郁华子；神农氏时化而为广成子；夏禹时化为李耳等，这些传说虽然荒唐的有些离谱，但从中似乎也给了我们观察历史的启发：道家高人是否真的隐藏在帝王身旁。从姜子牙、范蠡开始，一直到张良、魏征、刘基，然后是清末重臣曾国藩，果然发现这都是些深谙老学的高人，也许，正因了他们的道家思想，才很大程度上平衡了那些帝王强烈的功利心，给社会带来了和平和安宁，成了乱世中的一剂方药，他们的诞生也就是为了治世而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