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作协一位异常要好的朋友将她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对她还没有一丝把握。但朋友说她任何文体的东西都能写，不仅写得好，而且读者群体的反馈也非常热烈。朋友说，你顾不上写，就找她吧，找她做你的枪手，这样一来，你不必再为自己写不出东西而苦恼，而且，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话虽是闲话，但细一想，确也如此。
　　说实话，我很年轻，也就三十来岁，应该属于才华横溢或者青年才俊一类的优秀人物。97年我曾随中国青年作家团去日本横滨学习交流，而就在前年底，我竟然被破格提升为市作协的领导。我很高兴自己能在文坛上有一席之地，但要命的是，就因了这个领导的身份（虽然是副职），我竟然失去了许多个创作的机会。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写出一部小说了，所以，我现在必须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免得那些盯着作协领导位置不放的人在我的背后乱嘀咕。
　　朋友说她在网上有个人主页，我可以先浏览浏览。那天上午按照他给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她在网上给自己取的名字很别致，叫北方映雪。我读了几行她的字迹，感觉似乎还不错，有些杜拉斯的风格。朋友问我如何，我说还行。朋友说你让她写吧？我说我还得考虑。
　　而现在，我正提起电话，对朋友说，告诉她，我想见见她。
　　与她见面是在本地一家最幽雅最讲究的咖啡厅里。我坐在五号座临窗的位置，提前为自己叫了杯卡布其诺。这是这个城市中小资们最喜欢喝的一种咖啡，据说很上档次。
　　等她的时候，窗外的雪花大片大片地飘着，纷纷扬扬。
　　她来得很准时，是那种连分秒都计算地异常精确的准时。看到我时，她只是微微一笑，然后飘然坐到我的对面。她的眼睛很大，也很美，只是里面却布满了根根血丝。很显然，她是一个习惯熬夜的写手。
　　我转身冲服务生打了一个响指，喊了句：“卡布其诺！”很快，她的面前也摆上了一杯咖啡。她依然冲我微微笑了一下，算是替代她要表示感谢我的话语。
　　“你写文字多久了？”我压着很低的声音慢悠悠地问她。
　　“五年！”她挑了一下自己修长的眉毛，看着我很认真地回答说。
　　“做“枪手”呢？”我旋即转到了这个很敏感的话题上。
　　她抿了一口咖啡，然后告诉我说有三年半的时间了。
　　“有简历吗？”这话一出口，我突然有些后悔。我什么时候从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买主？而现在，我却还在挑剔着自己所要选择的“商品”。
　　“有的。”她说着便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一沓打印得异常清晰的纸张。我接过来随手翻了几下，看到那里面有她一张照得很好看的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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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还聊了些别的什么，依稀记得仿佛与杜拉斯的《情人》有关。
　　我起身要走时，她突然离开座位拦在我面前问我她能为我写什么稿子。我有些无奈地侧过身子告诉她，如果我满意，我会打给你。
　　
　　 2
　　
　　
　　与她第二次见面是在两天后的一个正午。还是那家咖啡厅，还是同样的位子。
　　“你有急事约我来这里？”我抬头瞟了她一眼，然后漫不睛心地看着窗外的雪花。
　　“我只是想催催您，看能不能把写稿子的事定下来。”她似乎有些心焦，或者是什么事左右着她。显然，她已没了初次见面时那种沉稳的气质。她方寸大乱,我在心里想。
　　“对不起，我还没有看完你的资料。”其实我早就看完了，但我不能这样说。我是一个文学名人，多少得摆出一些架子，这样，我就能掌握主动权。就如一个生意人一样，在谈判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他就能赢得丰厚的利润。
　　“已经两天了！”她似乎在提醒我，两天了那点资料还没看完。
　　“哦，很抱歉。我工作很忙。”我这样编了个谎，自圆其说地对她讲。
　　“那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她很认真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答案。
　　“如果你很急，就明天吧！”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站起身来。
　　走出去两步，我又回过头去对她说：“明天给你答案”。
　　她，没有吭声，一个人坐在那里。
　　走出咖啡厅，我回头瞥了一眼她坐的那个位置。却忽然看见她抹着眼泪，很伤心的样子。
　　那天回家后，我又重新翻起了她给我的资料……
　　
　　 3
　　
　　不巧的是，后来因为在外地组织一次文学研讨会，我不得不匆然离开了这个城市。
　　说实话，那次在外的研讨开得很热闹，主要是围绕一位刚刚获得某某文学奖的女作者展开的。会上一些名家纷纷抛出了“当代张爱玲”的头衔给她冠上，而我，看了她的作品后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样的头衔给她，就只好随波逐流了。之后的几天，这位聪明的女作者还与当地的作协联系，组织所有参加研讨的人游历了一次三峡。这是一些初到三峡来参加研讨的人的愿望，最终，他们达到了。
　　几天以后，我在宾馆的房间收拾行李的空当，我的触摸式手机开始响个不停。我拿起来看了看，是朋友的电话。
　　朋友在电话里责问我为何没有按时赴约。我说赴什么约？朋友说你约了人家谈写稿的事，你忘了。我说你说那个北方映雪呀！我走的匆忙，忘记告诉她了。朋友说你知道吗？她那天在咖啡厅里等了你整整一下午！你说过的，你那天会给她答案的！我不知道朋友那天为何突然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吼叫，声嘶力竭的样子。以前他是不敢在我面前这样的，但那天，他说了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喝醉了酒，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说刺激他的话。后来我答应朋友回去后尽快想办法与那个叫北方映雪的女人联系，朋友才算消了气。
　　我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天气很冷。
　　刚放下行李，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我想，应该是朋友打来的。接通后，却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们约好下午两点见面。
　　那次与她见面后，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得了癌症。她需要一笔钱来为母亲治病，但她几年来的积蓄加起来也不过刚刚凑够半数。她说她现在只有拼命写作，才能尽快凑齐这笔钱。
　　她那天话很多，滔滔不绝。不知是激动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
　　我没有信她说的这些。我知道，一些人为了赚钱，什么样的理由都有可能编出来，何况只是母亲得病这样司空见惯的谎言。
　　那刻，不知为何，我在瞬间竟对她产生了一种反感。
　　我看到我的手机指示灯又亮了起来，是朋友打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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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与朋友通完电话后我竟答应了她写稿的事。她听到后异常高兴。然后我们开始谈她替我写小说的事。我为小说拟了名，叫《天堂里，你落下了一封信》。她说我取得名好。我说我只想尽快见到你的文字。
　　最后我在她早已拟好的合同上签了字。她的条件是五千元的现金，我的条件是如果我对她的文字满意。
　　
　　 4
　　
　　如朋友说的那样，她的东西写得确实不错。这种看法是在我读到她发在我邮箱里的第一章内容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佩服朋友的慧眼。看她的文字给人一种享受，算是那种唯美的语言里透出的几分清凉与哀愁。我那会儿突然明白，她为何独独喜欢杜拉斯。
　　这部小说写得很快。十天后她就将稿子交到了我的手上。
　　那部小说刚刚封笔，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找上了门来。我知道，这都是朋友透露出的消息。出版行业的竞争是激烈的。有时他们因为找不到好的作品而纷纷炒作一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或“文学神童”，但只要名家的新作一出，他们又会马上赶去抢购。他们知道我在文坛的地位。几位出版编辑在看过小说的故事概要后，纷纷给出了不一的价钱。后来，我以十八万元卖给了一家出版社。
　　那个晚上，不知为何，我竟高兴不起来……
　　第二天，我约了她，依然是在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咖啡厅里，只不过，时间是在二十天后。
　　那天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把一张存有十八万元的银行卡给了她。
　　后来，在我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那是一部有杜拉斯风格的文字，依稀记得她取的书名叫《情人的影子》。我为那部书作了序，也将那个叫北方映雪的女人推向了文坛。
　　再后来我主动辞去了作协领导的职务。搬了家，在一处临海的地方。开始我生命中的第二次创作高峰。
　　朋友依然在作协里工作着，写着自己平实的文字。
　　只是，到今天为止，我还不忘朋友那天在电话里与我说过的话。
　　那天有两件事使我震惊。一是朋友为了帮她，竟然让她写过两部书。赚的稿费，朋友全给了她。为的是给她母亲凑治病的钱。另一件是朋友告诉了我她的文学梦。朋友说自己不愿看到一个有文学天赋的青年一辈子背着“枪手”的名声而永远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
　　朋友后来问我，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文学的一种悲哀吗？当初将她介绍给你，就是期望你能使她成功。你有这个能力的。朋友最后这样说……
　　
　　
　　 —完—
　　
　　2005年8月23日写于新疆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