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胡茵梦就试图改变李敖。
　　比如说到论及婚嫁的原因，李敖有一套很奇怪的说词，他说：“她总该结一次婚，以免闹得太凶了，她需要一个很强的男人来驯服她，这样对她会有点好处。”李敖说，他对胡茵梦很体贴，也很蛮横，大事必由他自己作主，小事由她选择。“我绝不惯她，宠她，也绝不允许她和我闹意见，这是我的原则。”
　　
　　胡茵梦后来说李敖不是一个能在女人面前低头的人。但有一次李敖的工作做到了家：帮胡茵梦在世界大厦的新家安装热水器，买了新录像机，又打点楼下的管理员，一桩桩一件件，之细心之周到之殷勤，把一向挑剔的胡妈妈都迷住了，禁不住夸赞连连：“既非桀骜不驯，更非放荡不羁。”甚至宣称：全台湾配得上她女儿的只有李敖一人。
　　
　　仿佛一切水到渠成，两人开始试婚。一个是影视明星，才貌俱全，个性开放，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一个是在文化界呼风唤雨、才气横溢的作家，自命的“超人”、情圣，两人一搭一档，外人看来，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试婚第一个月，两人亲密无间，风平浪静。然而很快，迥异的个性、认知及生活习惯等，使两人从一些小事分歧开始，终于逐步演化为势不两立。
　　
　　 实际上，1980年5月6日结婚前，胡、李关系已到了悬崖边上。To be or not to be，结婚还是分手？胡茵梦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金兰大厦)，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最终胡茵梦还是选择了结婚，因为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婚姻可以给李敖安全感，可以改变他的行为作风。然而，萧孟能自诉控告李敖侵占、背信一事，令胡茵梦彻底对李敖失望。
　　
　　
　　胡因梦喜好星相，更听信卜算，为能与李敖结百年之好，她请台湾佛学中人林云出主意，在林云授意下，她坚持要在李敖床上的四角钉上铜板。李敖“坚持原则”，不肯照办。为此两人还闹了一场小别扭，胡因梦说李敖“不爱她了”，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日积月累，渐渐成为两人分手的诱因。
　　李敖与胡茵梦结婚后不久，就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并以此来作为复出的渠道。
　　他的斗争锋芒直接对准了社会现实，对准了国民党当局，对准了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他再一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压力再一次铺天盖地涌来。首先是舆论对李敖进行封锁，在舆论封锁之后，接着便是组织舆论工具要把李敖斗臭。
　　也就在此时，李敖与胡因梦的关系发生更大的危机。由于李敖与萧孟能之间的房产纠纷，胡因梦也被牵扯进去。胡因梦认为李敖趁萧孟能出国期间，侵吞了萧的古董和家俱，拍卖了萧在水晶大厦的房子，退租了花园新城的房子，并且把与萧共有的天母“静庐”的房产换到了胡因梦的名下……胡因梦想，“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如今她感到，这个幻想彻底破灭了。与李敖结婚后，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于是，她打定了与李敖分手的主意，并卷入了帮助萧孟能索回财产的官司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后3个月零22天(8月28日)，李敖从报上看到胡因梦参加了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李敖想：“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于是，他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
　　
　　当天下午，李敖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因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因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因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因梦签字。
　　
　　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因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就这样，李敖忍受不了胡茵梦的背叛。他选择了分手。
　　
　　在这一场婚变中，究竟性格的成分占了多少，政治的成分占了多少，局外人已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在胡因梦的理想生活中，像李敖这样危机四伏的生活是难以适应的。一个是梦里求真，又操练情感；一个是浑身是戏，亦幻亦真。本想着天地绝配，天长地久，谁料想，阴错阳差，缘尽梦醒。李、胡的证婚人孟祥柯(孟绝子)也无奈地说：“在李敖的天地中，胡因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闹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因梦心目中的真善美。”“大女人主义”的胡因梦也许忘记了“大男人主义”的李敖的爱情箴言：“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