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下乡第一年，玉米齐腰高时，小队派我牵牛耥地 ，早上三点开始七点收工，一大早就要与黄牛相伴不停的走上三个多小时，耥来耥去就是那块地，一早大概要走十五公里左右。那个季节早晨的露水很重，没有人告诉我干这活之前要做什么准备，一大早干完活，从腰往下的衣服湿的可以拧出水来，又湿又潮的帖在身上。 干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开始腿疼，到了晚上，两条腿疼的不知道往哪里放，躺着不行，坐起来还不行，疼的整宿睡不着觉。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一着凉就两腿疼的毛病。我这个不争气的身体在后来的劳动生活中确实让我受了不少罪。
　　
　　 那一年麦收，正赶上雨季，我因牵牛耥地受潮着凉正在家里休息，大队派人通知我尽快回生产队参加麦收。我回到大队时，麦子已经基本收完了，因为要抢在雨天前将收回的麦子打完，二十四小时不停。我们知青和一部分社员轮班，我们都被安排在晚上，我和其他几个女知青负责将打完的麦子的麦秸挑走，活不是很累，麦秸垛有两人多高。前半夜还可以，到了后半夜真困。当时正年轻，觉也多，困了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麦秸垛后面，扎在麦秸垛里就睡，要留一个放哨的，需要我们干活时叫醒我们。有时放哨的也睡着了，我们就得被队长或社员嚷一顿，。当时晚上在露天里仍有露水，很潮，也很凉，我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只要能躺下睡一会儿就行。光想着能抓空找地方睡觉了，没想别的，到了第三天，我们三四个人大腿内侧奇痒无比，用手来回一蹭，立刻密密麻麻一层小米粒大小的疙瘩，每个小疙瘩上面还带有一个小刺儿，用手一摸浑身起鸡皮疙瘩。没办法，只好回家治疙瘩，医生诊断是麦芒子过敏，拿上一点止痒得药水，又返回了大队，坚持把麦子打完。
　　
　　 由于我倔强不甘人后的性格，掩盖了我自身生理上的不足，也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常年遭受各类病痛的折磨。
　　
　　 我天生长的瘦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小身体就不好，又没有什么大病，看上去总是一副若不经风的样子。再加上个子也矮，上小学时总是站在第一排，站排时从来没有因为班长叫排喊向前看齐伸过双臂。那时候我清楚的记得，班长为了治那些站排时不好好伸手的同学，喊了向前看齐后半天都不说手放下，站在后面的同学对班长此举深恶痛绝，等一散了队，厉害的同学追着碾着可校园里面打班长。我就没有过这样经历，所以很庆幸我个子矮没受过那累。班里的同学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很别致的外号，非常符合我娇小的身材。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男女同学经常聚会，他们仍是呼唤我的外号，那称呼我听着恍若天籁。
　　
　　 上初中、高中时，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学工、挖防空洞劳动，我觉得我很尽力，好像把所有的劲都使上了，总是不如其他同学干的好，从来没有被班里评过劳动模范，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不及别的同学。二十几岁时母亲曾经给我做了一个很现代化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你的心脏只能承受你这样的体质，就是人们所说的林黛玉体质，无论你怎么锻炼你也不会太强壮。这检查是不是来的晚些了啊？我倔强要强的性格在农村插队时，便注定了性格与生理承受能力所产生的矛盾。
　　
　　 下乡第二年的春天，小队栽红薯，我和另外两个很要好的女知青组成一个小组。一个挑水，一个抹秧，一个培埯（an）儿。挑水是最累得活我当然要抢着干。一干就是半个月，红薯还来没栽完我就感到前胸疼的利害，等坚持把红薯栽完，我已经不敢大口喘气了，晚上睡觉不敢翻身，右胸肋骨摸着比左胸高出很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朋友们都催我快回市里看看。
　　
　　 回家后，母亲带我找到附属医院最好的骨科大夫。通过胸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右胸第五肋有分叉。医生很负责任给我开了诊断书，并一再嘱咐我回去以后不要再干太累的活了。诊断书上写着：右胸第五肋分叉畸形，建议减少重体力劳动。看着诊断书，听着医生的建议，我没有太强烈的反映，也没想的太多，既然是先天的，我想休息几天吃点儿药就没事了，下乡那里有轻快活呀。母亲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早也不知道，要是知道可以申请不下乡的。”当时我对母亲的话也没太在意，现在想起来母亲当时的心态，她肯定特别后悔同意我下乡，因为就当时父亲在市里的职位完全有能力把我留在市里，并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把医生开局的诊断书请朋友交给大队专管我们知青的王队长，这事到此我以为休几天回生产队就没事了。但是，后来发生在大队部的事，却让我非常的愤怒。
　　
　　 在家呆了几天，我带着尚未痊愈的病痛回到了大队，刚走进大队部的大院，几个没上工的知青笑着又很神秘地告诉我，你去大队部墙上看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跑着跳上了大队部的台阶，进了屋，我环顾着房间，白灰刷过的墙已经很久了，黑乎乎的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本色，一张很小的纸在左面墙的中间格外的醒目，而且显得是那么刺眼，与整个房间的格调非常的不协调。不用看肯定是我找人稍回来给大队的那份诊断书。我当时只感觉浑身燥热，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脸发烫，心在狂跳，眼泪迅速的涌上了眼眶，我使劲咬着我的下嘴唇（咬得太厉害了，当时都没感觉到，后来我照镜子时发现下巴上面有很深咬过的红印痕）。我上去一把将那诊断书扯了下来，又将其撕得粉碎扔出的门外。 强烈的羞耻感，脸上像被人狠狠地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哭着跑出了大队部，她们在后面大声的叫我，我也没理她们跑回了宿舍，一头扎在行李上哭了很久。
　　
　　 此事一出，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想。我并未因有病回家后再也不回来了；也未想从此要求队里给我什么照顾；从未想过以此事为由马上离开生产队；我仍然抱定了到农村来要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他们交朋友的想法，这点病阻止不了我的初衷。但是，事实与我想象的相距是那么遥远。 从那以后，我除了干活就是和知青们在一起，从心理上对当地的社员有一种本能地抵触。开始打消我过去想深入接触农民的想法而疏远他们，直至抽调回城。
　　
　　 回城后再也没回去过。偶尔有机会去那边办事，汽车经过那里，已经驶出很远我还是会回头久久地张望我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这块土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