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环路外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住着一群外来人，他们有卖水果的有收废品的有专门给外来汽车带路的，还有几个行踪颇为诡秘，看样子没有什么工作但却并不太愁吃愁穿。他们的南腔北调和花样百出的营生手段使大杂院显得更杂。大家在纷繁杂乱的环境中平静地生活着，虽偶尔为水电费或邻家煤烟灌进自家屋里而小吵几句，但吵吵也就算了，大家在外谋生并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不易，因此，总还没闹出什么伤筋动骨破坏安定团结的事。
　　这一年秋天，适逢新大学毕业生火热上市的时候，小院里来了一个学新闻的大学生，他刚毕业，不！准确地说他是刚从学校里逃出来的，因为他欠了一笔助学贷款，以他的家境，想顺利地筹够还贷的款子以便及时地拿到抵押在学校里的毕业证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因此，他就逃了出来。
　　他在大杂院住下之后，就努力地出去找工作。没有毕业证的大学生找工作的竞争力恐怕比街边上站着的乡下后生也强不了多少，起码后者还有一把子力气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良好服务态度，眼见着每天只能吃馒头的好日子也将一去不复返，他开始痛苦、紧张、不安甚至绝望。
　　就在这时候，邻居一位中年妇女知道了他的困境，悄悄地告诉他，可以帮他搞一个毕业证，虽然不是真的但绝对保证比真的还真。他半信半疑地同意了，不出1日，那女人就送来一份崭新的毕业证，跟他所羡慕的别的同学手上的一样，连校长的印鉴都一模一样。那女的说，看在邻居的份上，钱可以等到他找到工作后再收。
　　凭着那张文凭，他在一家报社当上一名见习记者。在这家号称是“商业化”味很浓的报社里，记者们办公桌转换主人的频率不亚于公共厕所的蹲位。看着前辈们一个个的离去，作为见习记者的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干，一定不能被淘汰。
　　于是，他以拼命的精神开始写稿。他的处女作是写的一篇某居委会向商户摊派款子的新闻。稿子发出去之后，引起居委会及其上级部门的强烈不满，认为记者有“破坏安定秩序”的罪名，按常规，报社出了这样的事一般是开除记者。但好在这篇稿子内容属实且是主任同意采访并发表的，于是，只写检讨一份，扣工资100元。后来，又连续写了两篇公交秩序不好和房地产欺诈的报道，又引起了报道对象的不满，公交公司甚至出动十几个下岗工人轮班来报社讨说法，搞得编办的接待人员们苦不堪言。
　　但好在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且惹到的对手还不足以致命，见习记者这才算没有“开路”。只是主任和老前辈们悄悄教育他：你记住，目光要向下，其实在你住的大杂院里就有很多很好的社会新闻嘛。
　　这话敲得他脑袋里“当”地响了一声，是啊！确有很多新闻啊！卖自行车给自己的老王，每天都有车卖，莫不是替盗车团伙销赃？卖香油的小陈，每天把院里熬得臭臭的莫不是在整泔水油？还有山东来的朱医生，又在给人看病又在给狗看病，不知他有没有行医执照？还有样子长得最乖的贵州妹小倩，经常和不同的男人回来，莫不是？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专门向打工仔提供低价长途电话服务的“黑公话”，还有常常放点荤片子的录像茶馆，还有用垃圾喂猪的养猪场。
　　于是，他就悄悄地开始写，几乎每写一篇都是一个重磅。主任和总编看了，都非常高兴，说：像这种又曝光又不惹事的稿子肯定会大大地拉动发行量。
　　随着他的卧底文章的发表，卖自行车的老王被收容了；卖香油的小陈推着瘫痪的妻子回老家去了；朱医生被罚了款；贵州妹小倩和她还在上大学的弟弟换了住处。黑公话被取缔，录像厅被明令禁止。最后，卖假文凭的中年妇女也被收容遣返了。
　　见习记者，不！这时他已成为报社发稿量最大的金牌记者，并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得到很多“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锦旗，月工资也由400元涨到了8000元。最近，他刚刚搬了家，从城东搬到城西，虽然条件变好了，但他还是没有住高尚住宅区，而是住在大杂院里，他说：我不能脱离生活的源泉创作的土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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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上传日期：20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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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自信；而是因为失去自信，才会有事情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