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让·雅·卢梭并不是天才，却是个任性的孩子——他的《忏悔录》或许用两三个小时便可以读完，不过，在那个不想起床的早晨，窗外是滴滴嗒嗒的雨天，心满意足地歪在床上，手里捏着书，累了就睡会儿，醒了就看会儿，就这样让卢梭在更多的时间里与意识交汇对流，在迷蒙里喃喃自语，“忏悔”就越发地清晰起来了。
　　
　　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我总想以更苛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既然他们已经享受了出名的荣耀，就应当接受“审判”——任何忏悔都更像是个人辩解的产物。
　　
　　一个敏感多疑、自尊好强而又羞怯木讷的卢梭很容易引起好感，他是真实的，但忏悔的世界是灵魂的真实，依旧不是现实的真实。这一点上始终无法使人信服。他为人处事笨拙的自卑，与其写作时洋洋洒洒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用极度的敏锐来揣测不怀好意者的意图，但面对信任的朋友他却表现得如此迟钝，袒现出真挚的毫无保留。结果，他孩子气的任性很快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
　　
　　他虽然写过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但提起他被送到育婴堂的五个亲生孩子，缺乏最起码的为人父母的温情，那种冷漠的麻木不仁和自以为是的理性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恰能说明一个唯我独尊的孩子的本性，在于成人，这完完全全就是不负责任。在相濡以沫的爱人身边，他也依旧抵挡不了风情贵妇人的诱惑，哪怕是自己好友的情人他也不顾一切地陷入情网，就像一个十六岁少年那么冲动，可是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神魂颠倒而又自负的才子，不停地被人辱骂和出卖，到处被驱逐。有趣的是，他也能在各处找到庇护者和资助者。
　　
　　在同时代的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我一向更倾于前者。原因很简单，伏尔泰赞美东方文化，而卢梭嘲讽和否定。在那个世纪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士都站到了中国文化这一边辩护，而卢梭轻蔑地称中国人为野蛮人。情感的好恶显然是占了上风。有时候人的立场如此脆弱和简单，被认同的行为就可以否定掉所有的道德判断的标准，很快成为自己情感的奴隶，猛唱自我的赞歌，而对异议根本不屑一顾——最大的蔑视就是无视，一点也没错，结果就是变成一张滑稽的单面纸，用犀利毫不留情地解剖别人，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正是如此单薄才能一插而入。想多方面地理解一个人，浅薄泛泛的阅读显然是无法深入的。
　　
　　不过一切还是那么滑稽，包括卢梭成名前的那些荒唐的四处游走，仅仅为了快乐或者欲望就放弃唾手可得的光明前景（尽管我一直怀疑人在回忆时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经历，打扮成一个虽然有点没头脑、可的确是勇气十足的年轻人，这也意味着自己注定是一个伟大不凡的家伙），但谁都知道让·雅·卢梭在文学史上占据的一席之地要比一个庸碌或许富足的小政治秘书强得多。在某些天赋上的局限性反而促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没有成为一个熟练掌握拉丁文的教士，这就是卢梭本人和其后来者莫大的荣幸了。原谅我说句刻薄的话，那些有点不足以成功的小小才华的年轻人在受到生活打击时都可以从卢梭的经历里得到安慰，然而他们往往忽视了“激情”。谁都可以被组装成机器，在流水线上复制出成批量的廉价作品，但艺术创作的“激情”却永远无法被克隆。隐藏在拙劣、孩子气、莽撞行为下的那种伟大不是圆滑平庸的普通人能够理解的。
　　
　　类似神经质的偏执和多疑使他能在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里淋漓尽致地发挥，意识的延伸超过了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范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瑰丽妙景。无论是平和还是激越，从事创作的始终是那颗不平静的心灵。那份宁静祥和是用诗人般的无形压住了云彩的流连，彻底坦然的放松也是孩子似的任性，把所有尘世的烦恼抛到脑后。
　　
　　没有磨难的卢梭就不再是文学史上的卢梭了——其实我更愿意说是我的卢梭，在我理解范围内的卢梭。不太愿意具体地提出什么作品，然后正襟危坐地或调侃地讲一点众所周知的分析研究结果，只想随意地写下一些感受，散乱的印象，书边上的几个潦草的字。
　　
　　翻开书时会看到我故意用指甲划下的几道银亮的痕迹——这个印象的细节来自达吉雅娜翻开奥涅金读过的书。思维已经飞到别处去了，卢梭只是最初的一个影子。伟大可以掩盖掉孩子气的讨厌，并作为纯真和惹人怜爱的弱点被人倍加赞颂。极度自尊最后变成脆弱，不识时务、不知好歹地挣扎，虚荣总想留下被人纪念的心迹。其实谁都一无所有，敏感在麻木的面前就像灰尘落在阳光里的窗帘上。
　　
　　卢梭在同时代受到的排斥和攻击终于在死后得到了补偿：他和他的死敌们一起被放入了文学殿堂的陈列馆。也许这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在任性的孩子眼里从来只有一个胜利者，但对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当时的私人嫌怨、政治分歧是无关的。所以卢梭不得不和伏尔泰、狄德罗一起分享那个时代的伟大荣光。
　　
　　《忏悔录》没有写完，灵魂的探索也就静止在无尽的争执和辩解中。也许这对于卢梭、对于他同时代的朋友和死敌、对于你我这样后来的读者来说倒是一件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