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之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
　　
　　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肩上的脑袋。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但我想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吴宗桢的姨侄（吴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
　　
　　所以这样的艳遇，并不象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我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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