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
　　那些爱思考的人喜欢把人类的境况简化为几种人生选择。这样，人性的伟大和残酷就可以象放大镜一样通过这种选择被夸张和定格。象哈姆雷特的犹豫和选择：“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高贵？”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性的人生问题了。《苏菲的选择》，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能让人们记住并絮絮叨叨的，也简化为这样的问题：为了更好一点的结果，你必须选择罪恶。
　　
　　我们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命题的，不过很少有这么紧张尖锐的。它们更多的是化为一种生活中戏謔，仿佛中国人天生就有化解这种紧张的才能。最常见也最无聊的段子就是在什么晚会上，主持人会自以为聪明地问你，如果你的老婆和妈妈同时落在水中，你先救哪一个？对这样愚蠢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的好。而大家也不要求从这里面能找到什么形而上的答案，大家关注的是现实的问题：婆媳矛盾了，丈夫站在哪一边？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是大人逗小孩，问他你更爱你的父亲还是母亲？我见到的最精彩的答案是那个小孩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会那么愚蠢呢上你的圈套，你不就是想挑拨我和父母亲的关系吗？这个小孩无疑是知道谜底的，而知道了谜底后，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过，在我们的选择里，也有紧张一些的，比如《赵氏孤儿》里的选择。但我们在解释这个选择的时候，总是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和死的选择，认为死是容易的，而要活下来，并完成抚养孩子和报仇的任务，则是困难的。在这方面，无疑无论选择生还是死，都是值得敬佩的；另一个选择则要痛苦一些，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孩子，保住主人的孩子。事实上这样的选择，若干年来在我们的教育中，总是受到提倡，变成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生动演绎。我们总是把这样的选择看成是崇高的无私的，看成值的牺牲和学习的。其中牺牲的痛苦很快就会被内心的一种崇高感代替。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只有极端到牺牲自己的孩子，才能显现出自己对理想和革命的忠诚；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其中的残酷和罪恶，毕竟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罪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由可以化解。
　　
　　所以，《苏菲的选择》这个电影和小说，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理解中，就会简化为这样的选择：两个孩子，只能保留一个，做母亲的必须为此进行选择。这个选择的难题，如果仅仅被理解为一个母亲该如何取舍的话，它并没有多少的深度，它最多只是在情感上很廉价地感动我们。事实上，在我看来，这里的困难和深度在于，人类该如何消除因选择而带来的罪恶感。在《赵氏孤儿》中，这种选择是自愿的：交出自己的孩子；而在《苏菲的选择》中，虽然它是被迫的，但这种杀死自己孩子的罪恶感，并不因为是被迫的而降低多少。所以苏菲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后，一直都生活在罪恶感里，她纠缠在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的角色中。也许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化解方法是，将罪恶感转化为对纳粹的仇恨，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通过仇恨他人来减少自己的罪恶感，把罪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让自己得到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正义得到了伸张，这句话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东京、纽伦堡的审判法庭，通过仪式，与其说是宣布他人有罪，不如说是宣布其他人是受害者，是无罪的人。通过这种仪式，让我们可以安心坦然地活下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安心，苏菲就不行，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使她无法直面这种审判，她觉得那也是在审判她自己。
　　
　　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个纳粹军官为什么要让苏菲做这样残忍的选择？是满足一种人性的黑暗吗？显然不是。我觉得这个纳粹军官也是在转移自己的恐惧和罪恶感，让他人也感到恐惧，也承受罪恶感，可能是会减轻自己的罪恶感的——多么残忍而可怜。
　　
　　最后，我又想到我们的一个古老的选择，这就是《灰阑记》，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亲生母亲不能忍受拉扯儿子的罪恶感，儿子就被假母亲给拉走了。好在有聪明的包公，把儿子判给了真的母亲。结局当然是让人高兴的。呵呵，中国人总是很善于化解这样的矛盾的，不过，好象也因此缺少了很多紧张尖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