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要实现“无为而治”。 《老子》一书中有多处提及“无为”一词，摘其要如下：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1）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2）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3）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
　　 (1)中的“不言”指不发号施令，不用政令。强调要潜移默化的引导。（3）中的“取”按各家的解释应理解为“治理”的意思 。从（4）来看，要“无为而治”就是要“好静”、“无事”、“无欲”。因此“无为”就可以理解为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多的剥夺、制约人民，不要勉强作为。“无为”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要有所作为，但要用无为的心态去处事，也就是所谓的“为而不恃”。
　　具体的方法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同时反对法律的“滋彰”“多忌讳”“多伎巧”。
　　
　　 在经历了秦暴政、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以后，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人民贫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社会刚刚稳定下来的情况下，统治者过多的剥夺必然引起生活新的混乱，因此统治者打出黄帝、老子的旗号，要与民休息，黄老无为。参考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汉初的统治者有着什么样的表现：
　　 刘邦初入关，萧何“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曹参相齐，“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其治要用黄老术”
　　 高祖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高后称制，宫廷斗争不断，但“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自高祖时起，“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几经反复，税率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之上。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正是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国家逐步富强起来。
　　
　　 两者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汉初的“无为而治”并非简单的打着老子的旗号而“挂羊头卖狗肉”。那么简单的说，汉初的休养生息在一定的程度上实践了老子的“无为”的思想。
　　 从统治者有所节制的角度来看，汉初统治者就注意吸收秦亡的教训，从而做到了不过多剥夺老百姓。如前所述，税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正是统治者这种不是以满足自己贪欲的政策，导致了老子“无欲”的实践，促使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得老百姓逐渐富足起来。
　　从政事和法律的角度来看，刘邦初入关就废除了秦代严刑峻法，并且做到了尽量不干涉老百姓的生活，以至于高祖八年，营造未央宫这样的大事也会引起刘邦“治宫室过度”的担忧。同时我们注意到汉代大规模营造都城已经推迟到惠帝时期，而这时社会经济和民力都有所恢复，但是营造都城的时间大都放在农闲的时候，往往是一两个月即告结束，从中也可以看出汉初统治者爱惜民力的用心，这与秦大规模征发徭役的严刑峻法相比，不可不谓其创造了一个“无事”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讲，汉初对匈奴用兵失败之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事，高后时期政治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并没有影响到民间，以至于太史公在评价吕后时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不能不说汉初是一个相对“好静”的社会。
　　 尽管汉初的“休养生息”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老子 “无为”的政治思想，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汉初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并非就是要实践老子的“无为”思想，其政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更好的维持刘姓的家天下，这种统治政策是与当时社会的情势密不可分的，是统治者必然的一种选择。汉初社会的情形岌岌可危，老百姓生活困顿，生产难以为继，任何的剥夺、严刑峻法和战事都可能会激起新一轮的变革。因此刘邦才会在萧何营造未央宫时，发出“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的担忧。纵观中国历史，各个王朝初期，往往都会实行与汉初类似的政策，其所面对的社会情形都与汉初颇为相似。
　　 我们说与民休息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权益之计，不是要真正贯彻实施老子的“无为”思想，还因为老子思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无法真正的实践。主要有两点，一是老子反对“人多利器”和“人多伎巧”要求过一种“小国寡人，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轝，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这是说，国要小，民要少，有了器具、车船而不使用，甚至连文字都放弃，大家安居乐业，生活平淡但内心安稳。老子的这种政治理想被视为“消极无为的政治态度” 。笔者个人以为老子充分的强调人心灵的满足和幸福，忽视了外界物质条件，没有看到甚至无视物质力量的发展进步，这使得老子的思想具有反历史的特性，具有历史倒退的色彩，因而不具有操作性；二是老子的无为主张，很容易产生自由放任的思想，尽管老子这一思想是针对统治阶级的自我膨胀，肆意满足贪欲从而影响百姓的自由与安宁而提出的，但是这一思想脱离社会现实。统治就是要追求一种秩序，就是要让被统治者在一定的规则下行动，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承担一定的义务。汉初的自由与安宁是建立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下，以恢复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之下的，从武帝开始休养生息的政策就被大规模的有为的政策所取代。即便是 在汉初，政府对百姓的控制也并不松散，政府的控制依然十分严格。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来看，汉初的法律体系森严，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老百姓的自由，严格的规定了人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体现了汉初政府对人民自由的干涉。这与老子反对“法物滋彰”和“无为”的主张多少是背道而驰的。
　　
　　 汉初的“休养生息”是在汉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巩固汉政权和刘邦一姓的家天下，汉代的“休养生息”打着“黄老无为”的旗号，它不完全是一个幌子，而是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利于其统治目的的实现。故而部分的实践了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思想不能充分实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反对忽视物质力量，过于追求精神的安逸，以及其给与老百姓充分自由的超越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