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奸臣”——读史偶得（一） -胡杨林社区

　　翻开史书，一读到《奸臣传》，表达优雅精确的古汉语即刻幻化成一个个狰狞而又险恶的面孔：许敬宗、李林甫；秦桧、贾似道；胡惟庸、严嵩；和珅……对于奸臣，朝野皆骂，人人皆曰可杀！因为人们都认为是奸臣惑乱君主，扰乱朝纲，残害忠良，卖国为奸，欺压百姓的。在钦命修撰的正史中，奸臣们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万劫不复，永遭后人唾骂。
　　其实，透过历史的云幔雾幛，我们可以看到，在君主专制时代，许多奸臣哪里有那么大的能耐，实在是由于君主本身就不正派，或者干脆就是君主和奸臣沆瀣一气，才使朝纲废弛，忠良毙命，天下大乱的。不过，到后来，却总是“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圣明！”至于那些滔天大罪、遗臭万年的恶名，找几个奸臣来垫背、承当。皇上永远是“圣明”的，永远是正确的。
　　常翻史书，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只有《酷吏传》、《佞幸传》而没有《奸臣传》。唐太宗要魏徵修的《隋书》也没有《奸臣传》。到了北宋，欧阳修、宋祁修的《新唐书》就有《奸臣传》了。自此，元代修《宋史》、《辽史》，明代修《元史》，清代修《明史》（除元修《金史》外），所有的正史都沿例设立了《奸臣传》。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如荀子、韩非子都认为，国家的治乱并不在于是否有奸臣，而在于君主是否能够识别奸臣。因为自古以来，小人和君子共存，忠臣与奸臣并在，问题在于君主如何择而用之。商鞅也认为，君正则臣正，君以公则臣不敢以私干之。先秦的史籍中，只有昏君暴君当道时，奸臣才能借机以售其奸。如果奸臣得势弄权，则南向而坐的必定是昏君或暴君。这种观念延及两汉，司马迁和班固修史，自然只有酷吏传、佞幸传而没有奸臣传了。唐太宗指示魏徵修隋史，目的是总结曾经繁荣强盛的隋帝国为什么短短数年就在农民起义的飓风横扫下灭亡的历史教训，也没有写进几个奸臣为皇帝扛罪，灭亡之因直接归于隋的诸皇。到了唐五代，社会长时期的动荡不安，在北宋统治者看来，原因是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强烈的挑战和冲击。他们认为要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就要在实践上和观念上都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国家的弊政，祸端，内忧，外患，都应该由臣子来负责，免得归罪于君主而导致世道人心的浮动和统治基础的动摇。这样宋修唐史，为了总结前代，昭示当代，就有了奸臣传。武则天夺嫡夺位改朝换代，许敬宗、李义府、傅游艺是支持者，那就由他们来承当罪责，写入了《奸臣传》；唐玄宗荒淫乱政，时李林甫、陈希烈做宰相，好，就让他们来承当李隆基败坏朝纲的罪责，也写入《奸臣传》；唐德宗的贪婪、唐昭宗的搜刮民财，最终导致朝庭灭亡的责任也只有让宰相卢杞、崔胤、崔昭伟、柳璨来顶罪，请他们去《奸臣传》里呆着吧！
　　《明史·奸臣传》里列了六个“奸臣”。“首奸”胡惟庸在中书省任职十年，当宰相七年，“独相”四年。最后被明太祖以谋反、叛逆罪诛杀，又株连数万人。而据明史专家吴晗考证，加在胡惟庸头上的罪状大多是诬陷不实之词。“通倭”、“通虏”、“谋反”都不是事实，谋图徐达、害死刘基实际上是秉承太祖之意。勉强能够成立的只有“擅权植党”一条，而一个在相位七年之久的人，又怎能不举拔一些人？陈瑛入《奸臣传》，实在也是为明成祖凶残狠毒地迫害忠良承当罪名的需要。陈瑛的罪名是“荼毒善类”，即对明惠帝旧臣及其家属进行残酷迫害，使永乐初“诸忠臣无遗种矣。”但陈瑛完全是按明成祖的意旨行事的，他不过是助纣为虐。史载，明成祖的凶残狠毒远远超过了陈瑛。陈瑛在处理方孝孺等的案子时，听到呼天抢地的号冤声，还能“色惨”；而明成祖下令将齐泰的姐姐和黄子澄的妹妹等四名女子让20条汉子日夜轮流糟蹋、让人将明惠帝旧臣病死的妻女抬出喂狗时，却是惊人得冷酷、残忍、面不改色！周延儒入《奸臣传》的“奸迹”不过是“性贪”、所用非人、出京师视师，不敢与清军接战。这叫什么奸臣！……其实正史里的奸臣，一直以来就有争议，有的所谓奸臣，不过是皇帝的替罪羔羊而已。
　　《奸臣传》，成了正史里昏君暴君们一块色彩斑驳的遮羞布，有了这块遮羞布，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奸臣而遮去了昏君暴君。明太祖、明成祖的残忍暴虐，恶名由胡惟庸、陈瑛背着：太祖杀功臣是因为功臣们跟着胡惟庸“谋反”，成祖杀惠帝旧臣是因为陈瑛“荼毒善类”；昏庸至极却自作聪明的明世宗、明思宗，杀错了人，做尽了坏事，却变成了严嵩、周延儒、温体仁的罪行。弘光帝阻挡不了清兵的铁骑南下，则归罪于马士英举措无方而又引用匪人、“排斥善类”。如此等等。
　　总之，在封建帝王的祭坛前，忠臣也好，奸臣也罢，都不过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忠臣是用“生命”去维护君权的神圣和君主的名誉，而奸臣则是用“声誉”去维护君权的神圣和君主的名誉的。
　　原来奸臣也有倒霉的！郁闷！……
　　2003/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