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小学老师 |
我整整36岁了,发生在以往日子里的许许多多数也数不过来的事情,已经随时间的渐行渐远消逝在记忆的深处。不过有很少的,在不经意中留了下来,在自己静处一处,蓦然回首的霎时展现在眼前,多年后才省悟到它们于己的不一样的意义。关于我小学时两位班主任的两件事,在如今就不时跑进我脑海,宛在眼前。
七七年,我七岁,在贵州瓮安县的煤矿子弟学校开始我的校园生活。之前没有进过托儿所,幼儿园,不知何是唐诗?何谓宋词?从能走能跑能独自玩耍时开始,就漫山遍野地流连。每天由矿上准时的汽笛声牵着和下工的人们同时回家。所以不能像张爱玲般,能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赚来别人的滚滚珠泪。
我的班主任是周瑞芳老师。因年纪小对她的样子已模糊,没有忘记的是一件事。这件事是发生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因三年级我已经转学到了别的学校。
班上有个留了很多次级的男同学,学习成绩不好,家里也很贫穷。周老师叫全班同学把家里不穿的衣服鞋袜,不论大小带来给他,他不是他家里唯一的孩子。陆续的他把同学拿的衣物都带回家了。在那时及以后的几年时间内,记忆中自己根本没有穿过新的衣服,都是家里比自己年长的穿不得了,改了来给我穿。在当时那个男同学家里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的一节课,周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从坐位上回转过头去,看见那个高高大大的身影把头伏在桌上的两臂上,呜呜地哭。
一个皮肤被太阳晒得一片片掉皮不掉一滴泪,假期里作业不能按时完成的毛丫头,静静地经历着她的成长。如今,对于童年的记忆,其它的都缩小以致不见。记忆里的童年,被压缩成一幅画:蓝滢滢的天空下,一个仿佛从土地的裂缝里爬出来的小姑娘,一头支棱的乱发,在黄土绿草之间手里握一根枯黄的竹枝,朝低飞的蜻蜓挥去。只是,那一节课,它化成了水样清明流动的物质,渗透到画面的最深处。它们以一种眼睛看不见痕迹的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转学,转学。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再一次转学到遵义红旗小学,在那里直到小学毕业。
赵桂莲老师,一根黑毛线从头顶经过耳朵后,束住她往内卷的黑发,对着她的学生脸上常有浅浅的笑。
明白赵老师对我有超过其他同学的关注,是在我已经离开红旗小学以后。五年级下学期临近毕业,赵老师叫请了我的姨婆(当时我寄住在她家),告诉她学校给我向教育局申请到一个考试的名额,没有市里的户口也可以参加市里小升初的考试了。这将意味着我可以在市里的中学接受初中教育。正在那时,我从一岁多跟在她身边长到八岁的奶奶一家,要从瓮安搬到离遵义不远的一个叫虾子的小镇。夜幕笼罩下的姨婆家的小院,我挨着白天到遵义的爷爷不愿离开,说要跟他到虾子去。家人拗不过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我病了,向赵老师请了病假。他们希望虾子的考试时间比市里的考试时间要早一两天,两边的考试我都能参加。那一次离开学校到如今,我就再没有见过赵老师。等到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虾子中学录取,暑假又到遵义,这一次是来玩的。听姨婆说,在考试的前一天,赵老师和校长找到财校她家里向她要人。因我的原因学校得了两个0分,影响到学校的升学成绩。
人一生里的上下,前后,机遇,取舍,得失,成败,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是浑噩而不自知的。套一句永远都“酷”的话,情之所至,到如今也是无怨无悔,只是``````
去年遇到当年的好友,如今也在红旗小学当老师的同学,她说不久前赵老师还提起过你。一次去找同学有事,她问我进不进学校里面去?不进了,怕见赵老师,怕见这个学校。不敢见,是因为那时的两个零分;不敢见,是因为如今依然一事无成。两样,于学生对老师来说都是歉意。想来赵老师黑色的卷发也已变成满头银丝。
36岁,不敢说老了,但确实不再年轻。看着儿子在自己身边不知不觉地长大,老师们多少次地悄悄来到我的面前。我深深地知道经过一颗童心感受过的人间美好的东西,会通过这颗童心得以蔓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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