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写诗的人”
　　
　　
　　
　　诗人，是我们这个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诗歌王国的主力。
　　打开中国文学史，实际是一部中国的诗人史和诗歌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人的第一角色，是诗人。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后人能记得起来的他们的作品，首先是诗。在这八位大家中，若细细考究，有的，诗名胜过文名，为当之无愧的诗人；有的，文章笔力千钧，诗作则泛泛一般，只能说是一位“写诗的人”而已。
　　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里，把所有“写诗的人”，都看成诗人，这是很大的误解。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目标、方向、理想、追求、与“写诗的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两者使用的文体相同，但诗人的作品中，所荷载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所涵盖的艺术和创造的价值，是惟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写诗的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境界。诗人写的诗，不仅存活于今天，其生命力更延伸至明天、后天，即使这位诗人辞世了，他的作品仍旧活着，仍旧脍炙人口，家弦户诵，仍旧打动人心，引发共鸣，仍旧永葆青春活力，得以广泛流传。好诗是无须记忆的，会永远铭刻在后人脑海中。佳作佳构，名篇名句，其不朽性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者，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听者，无需迟疑，就能随声附和。而“写诗的人”，就永远也不会拥有这样的“轰动效应”和“长远反响”。他们所写的那些也叫做“诗”的作品，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有限的时间内，以及有限的读者群间，得到有限的回应而已。所以，诗人，和“写诗的人”，形式上看，似乎是一回事，实质上看，正如琉璃和玻璃，翡翠和碧玉一样，绝非一码子事。
　　唐朝的王之焕，留存下来的诗，在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只记录下四首。清代编《全唐诗》，应该说是尽最大力量将所有的唐人诗篇都网罗进来的系统工程，但在该书卷二五三的他名下，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王之焕一生，存世的诗也只有六首。别看他的诗少得可怜，但那是真正的诗。这六首诗，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两首，奠定他的诗人地位。后人研究盛唐气象万千的诗坛，谁也绕不开他这样一位重要诗人，虽然，他的诗，连一张A4的打印纸都写不满。
　　王之焕生于公元688年，死于公元742年，距今已经1200多年。估计乘以十倍的时间，12000年以后，他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的《凉州词二首》之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还会被人吟咏，被人朗读，还会编进教科书，还会作为唐诗入门读物在课堂上教授。而更厉害的一点，这两首诗的艺术冲击力，令人不得不慑服。前者，那种开阔凌空的感觉，高瞻远瞩的感觉，读后顿有纵览天下，跨越山河的胸襟。后者，那种浩渺荒凉的感觉，苍茫怅惘的感觉，止不住会在心底生出回肠荡气的反响。相比之下，你要是读清朝乾隆皇帝的诗，你就休想有这种美学享受了。第一，他写的诗，“海”去了，你简直找不着“北”。在其即位的嘉庆14年6月，推出《御制诗初集》，共44卷，收其自元年起到12年的诗共4150首或长或短的诗。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嘉庆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这种写诗的积极性，真可怕。他一生写诗4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第二，这位陛下好写诗，却没有一首诗，甚至，没有一句诗，被后人记住。驾崩以后，三百年来，中国人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皇帝，从未当他是一位诗人。乾隆写了数万首诗，加在一起，其分量，竟抵不上王之焕的那首五绝和那首七绝，加在一起，共48个字。乾隆要是活转过来，睹此景象，岂不赶快找根绳子勒死自己？看来，时间老人最是无情，一点也不给这位皇帝留点面子。
　　由此可知，诗人，和“写诗的人”，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正如鸡有翅膀能飞，鹰有翅膀也能飞。然而鹰一飞冲天，翱翔高空，鸡顶多扑着翅膀，飞进后院的垃圾堆里啄食。固然，鹰有可能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绝对不能飞得比鹰还高，同样都是飞，高度不一样，视野不一样，境界不一样，自然，水平也就不一样。
　　作为诗歌王国，从《诗经》起，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诗止，这三千多年间，诗的总数量究竟有多少，怕是谁也统计不出来。这其中，真正的，纯粹的诗人作品，用点力气，大致是可以计算得出来，而那些非真正的，非纯粹的，只好称之为“写诗的人”，所写出来的“作品”，就车载斗量不过来，即使动用电脑，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真正的诗人，满打满算，谅不会超过四位数；而那些“写诗的人”，绝不是五位数、六位数能够打得住的。直到上个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二、三十年代，白话诗成为文学主流之后，仍涌现大批“写诗的人”，乐此不疲，津津有味，五字一句，七字一句地写旧体诗。其中，当然也不乏个别的名篇佳构，偶尔的珠玑之作，但绝大部分旧体诗，十之八九，连乾隆爷的水平也达不到。有的更等而下之，除了每句诗的字数准确外，无一首能教人感奋，无一篇能让人卒读。然而，你要说它不是诗，非打上门来不可。我常为报刊的编辑发愁，对这些上不得台盘的旧体诗，该如何打发？我还情不自禁地设想，光20世纪这些新写的旧体诗，也足以编成《民国以来卷》、《解放以来卷》两大卷厚厚的诗选了。尤其后面一卷，即使以《辞海》那样的篇幅和容量，恐怕也难以满足当下那些“写诗的人”，得以名列其中的愿望。
　　中国文人之好写诗，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旧时的士子，写诗是一门功课，要用于科举；旧时的官员，必须能即席赋诗，方显出儒雅本色；旧时的文人，在即席分题，占字限韵的智力竞赛中，力拔头筹，那是何等地风光体面。而“应制诗”，则是皇帝出题的面试，倘做不出或做不好，岂不丢死了脸。由此之故，中国的皇帝，也以会写诗，能写诗为荣。我很纳闷，中国皇帝，几乎无一人不会诌两句诗，来附庸风雅。连粗通文墨的亭长刘邦，衣锦还乡，在下邳吼出来一首《大风歌》，众乡亲不得不捧他天资果然聪明。流氓无产者朱元璋，大字不识一箩筐，居然敢用四言体来撰写《皇陵碑》，立在凤阳，让大家知道，俺老朱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全才。至于那位私盐贩子黄巢，在他还未坐上龙椅之前，就已经写出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菊花》诗，比汉高祖、明太祖的水平还略高些呢！帝王如此，那文人就更是按捺不住好写诗了。
　　不过，你是诗人，你按捺不住，写诗不止，自是一件好事；你不是诗人，只是一位“写诗的人”，你也按捺不住，没完没了地写诗，就并非一件好事了。我始终想，古往今来的文人，若是明白自己之所长所短，你不是诗人的料，你就不必费心在那里苦思冥索，写那些只不过是叫做“诗”的作品。倒不如别出蹊径，别树一帜，别开世界，充分发挥别种优势，说不定获得别样成功。
　　明人汤显祖，就是一个很耐人思索的一个例子。他的强项是戏曲，可并不热衷，嗜诗成瘾，几近病态。从12岁起，写他的第一首诗，一直到66岁死前一天，最后一首绝笔写完，才撒手西去。半个世纪间，共作诗两千两百多首，不可谓少，但没有一部文学史，认为他是位出色的诗人，都以杰出的戏曲作家称之。对他的几部戏曲，无不赞美备至，对他的诗，则贬多于褒。所以，他这种按捺不住好写诗的冲动，基本为无用功，旧体诗就是这样成为一个消耗中国文人智力的无底洞。可他一颗心吊在诗上，任其消耗着他的才智，浪费着他的才华，流失着他的才气，而且很有可能将本来应该为大块文章的整体创造，委弃搁置，将本来应该为长篇巨著的完好构思，拆整为零。如果，他毕生用来写诗的力气，全部投放到戏曲创作上，恐怕就不仅仅只有《牡丹亭》等五部作品。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位戏曲作家，会给中国文学史贡献更多的不朽。
　　至于其他“写诗的人”，一无汤的才情，二无汤的功力，三无汤的认真精神，四无汤的大众情怀，他们出于功利主义的需要，将诗成为唱和应酬的交际工具，歌功颂德的马屁手段；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将诗成为无病呻吟的宣泄渠道，休闲消磨的文字三陪。这样的“诗”，与谢灵运，陶渊明，与李白，杜甫，与苏东坡，李清照……所写出来的诗，基本上已是南辕北辙，清尘浊水，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诗人，和“写诗的人”，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原作者：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