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在介冈》之十四
　　萧鸿鸣 著
　　
　　二、《个山小像》各题跋的辨识、句读顺序和理解与阐释
　　
　　《个山小像》上的所有题跋，对八大山人的生平、经历，禅门的法系、思想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鉴于以往研究界对《个山小像》跋文的顺序、辨识、句读的不同，从而产生理解不同，并衍生出阐释的不同。现依鸿鸣对《个山小像》跋文的辨识、句读、理解后的先后顺序、新发现的史料，结合以往研究界那些或支离破碎、或释义错误、或片面不详，或言不尽意的诠释，鸿鸣在此作一个尽可能的、较为全面的释说。
　　
　　1、表明《个山小像》缘起的首跋
　　
　　“个山小像（篆书）。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董其昌书体行草）”。
　　
　　钤引首印：法窟，名款印：释传綮印、刃庵。
　　
　　该段跋文题写于《个山小像》的右上角，“个山小像”四字工整、大于其它跋文的篆书，是判断其于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八大山人四十九岁“黄安平”作此《个山小像》，在完成后八大山人作的第一次主题跋。
　　八大山人生于天启六年（1626）丙寅，但是其出生于何月、何日？史无涉及。以八大山人作《个山小像》的前提，是以志自己年界“知天命”的“时年四十有九”生日而论，初跋中的“甲寅蒲节后二日……写此”，第七跋中的“戊午中秋自题”，第九跋“中秋后二日又题”，不同的年份，但却都在“后二日”像主八大山人将《个山小像》拿出来一题再题，这说明了中秋“后二日”的这个日子，在像主八大山人心目当中，是具备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
　　八大山人对“独馀凉笠老僧逍遥林下”的生命体悟，对自己五十年不同凡响的坎坷经历回顾，并用文字的形式将其作跋于《个山小像》之上，这种直抒其胸襟的目的，是鸿鸣认定八大山人“生日”在“中秋后二日”的直接依据。由此“中秋后二日”八大山人生命中的重要日子，是引发了八大山人在前后四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个山小像》进行题跋，并邀请友人为之作跋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禅门长老的八大山人，并没有依照自己的“佛腊”，而是眷眷不舍地以自己的“世寿”来作“高僧像”，这种明显带有谶意的暗示，是八大山人五年后彻底还俗的一种必然。
　　跋文中“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之“黄安平”，鸿鸣遍寻地方文献，均无所得。以《个山小像》所绘肖像画的水准，“黄安平”当属清初人物画的“高手”，《个山小像》亦属肖像画中的上乘之作，但是该作者“黄安平”却始终未见任何文献、史料有载，这种反常的现象，故鸿鸣揣测，“老友黄安平”之说，乃是八大山人的一种假托，《个山小像》实乃是八大山人在自己“四十九岁”的生日之时，为自己所作的自画像。“黄安平”其人，俟再考（详见萧鸿鸣《八大山人的人物画》）。
　　
　　2、说明《个山小像》之“个”立意的第二跋
　　
　　“个个无多独大，美事抛名理唾；白刃颜庵红尘，粉剉清胜辋川。王韵过鉴湖贺，人在北斗藏身；手挽南箕作心=（其皮）。冬离寒囗夏离炎，大莫裁兮小莫破。（章草）。
　　此赞系高安刘恸城贻余者容安老人复书於新吴之狮山，屈指丁甲八年耳，两公皆已去世，独馀凉笠老僧逍遥林下，临流写照，为之忱然。个山之庵传綮又识”（行书）。
　　
　　钤引首印：个山，名号印：雪个。
　　
　　该跋题于《个山小像》左上角，虽未署年款，是依据跋文“屈指丁甲八年”而得其排序“第二跋”。“丁”指康熙六年（1667）丁未，是“耕香院”的落成之年。是年，八大山人四十二岁，已由进贤介冈来到奉新芦田耕香院越有一年。“甲”指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由“丁未”至“甲寅”，整八年。故可确知该题跋为“甲寅”年所跋，作于第一段自跋后。
　　跋文是以八大山人有感于八年前，高安刘恸城写给自己及容安老人的这封“复书”，而慨叹“高安刘恸城贻余者容安老……两公皆已去世，独馀凉笠老僧逍遥林下临流写照”的情感而特意自跋的。
　　八大山人何以要将八年前刘恸城在“新吴之狮山”（同治《奉新县志》卷首•旧序•一：“奉新古海昏之地，而晋更曰新吴焉，在豫章西山之西，越岭之东。”卷一•舆地•山川•十一：“狮山，一名龙山，在北关外百余步。其巅平敞，极目远眺可望越王山。”）写给自己和“容安老人”“复书”中的这段文字题跋于《个山小像》？显然，八大山人是要借别人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表达的意思。换言之，刘恸城的这段话，是八大山人认为最能体现《个山小像》内涵意义的文字，故将此文作为《个山小像》的第二跋，并以此跋怀念 “两公皆已去世”的刘恸城和容安老人。
　　八大山人取有“个山”、“个衲”、“雪个”之号，其意义究竟为何？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八大山人作《传綮写生册》，康熙五年（1666）作《墨花图卷》当中，八大山人就钤盖有“个衲”印章。以刘恸城的“复书”为发端，“个个”之意，可见八大山人的“个山”、“个衲”之号，在康熙六年丁未之前，就已经在朋友间流传，但其取“个山”、“个衲”号之“个”的意义，却是在刘恸城的“复书”中得以点明。
　　跋文说：“个，个无多，独大。”这是八大山人在阐释自己作《个山小像》之“个山”的意义。禅门曹洞宗寿昌法系前代诸祖师的“小山”、“廪山”、“博山”、“瀛山”均远矣，“刘恸城”、“容安老人”亦“两公皆已去世”，“独余”自己这个“凉笠老僧”，尚在“逍遥林下”为“临流写照”《个山小像》而“为之忱然”。此一句，是《个山小像》为八大山人自画像的最初透露；“两公皆已去世”，是八大山人“个无多，独大”的“个”的意义，是《个山小像》的“个”之意义的点题之作。
　　跋文又说：“美事抛名理唾”。跋文说“美事”，该诗是在八大山人题写该跋文的前八年康熙六年（1667）丁未所写，刘恸城所指“美事”为何？康熙六年丁未，正是奉新芦田耕香院的落成之时，八大山人已于前一年由进贤介冈灯社来到了奉新芦田耕香院。“抛名理唾”或正是指传綮•八大山人由已经做了七年介冈鹤林寺住持而“抛名理唾”来到了耕香院？“白刃颜庵红尘”，（《五灯会元》卷第十九•径山宗杲禅师：“红粉易成端正女，无钱难作好儿郎。”）
　　“粉剉清胜辋川”。辋川，在陕西蓝田县南，因有唐王维晚年得宋之问别墅，改筑别业，水环舍下，风景奇胜，王维与友裴迪浮舟往来其间。尝集其所作诗号《辋川集》，又自图其山水，号《辋川图》。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著录入妙品上，后王维将其舍为寺而闻名于世，故世人多以“辋川”为退隐别业的通名。
　　“耕香院”是“鹤林寺”的下院，（详见后第三章《八大山人在“介冈”的业师耕庵老人和“饶氏族人”》第4节《耕庵老人创建的“耕香院”与介冈“鹤林寺”的关系》）“粉剉清胜”之说，是刘恸城说八大山人离开了“清胜”之地的介冈鹤林寺，来到了别业的“耕香院”，故而有了更多的作“辋川图”的机会和时间。这是刘恸城在说传綮•八大山人的山水作品，画法高雅，真令人仿佛有与辋川山水相接之感。
　　“王韵过鉴湖贺”。鉴湖，即镜湖。在浙江绍兴县西南，故绍兴有鉴湖别称。王羲之在绍兴有“兰亭雅集”之圣教序，八大山人尝以此为题材作《圣教序》书法意临作品，今至少有六件存世。该句说，王氏之书风，今已“过鉴湖”远播介冈了和耕香院，这与饶宇朴在跋文中所说八大山人“为书画若诗奇情逸韵，拔立尘表……每事取法古人，而事事不为古人所缚，海内诸鉴家，亦既异喙同声矣”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刘恸城在赞扬八大山人的书法。此处的“贺”指“锡”，方术家谓锡为贺，以临贺出者为美，八大山人与刘恸城均为方外之人，故有此用。此乃是在指刘恸城或容安老人、或八大山人三人相互之间的互访。也正是由于“两公皆已去世”，这才促使八大山人将该诗题于《个山小像》，以此来作为对二人的怀念，从而怜惜自己“独馀凉笠老僧逍遥林下”。
　　“人在北斗藏身，手挽南箕作心=（其皮）。《楚辞•屈原•九歌东君》：“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挂浆。”《诗•小雅•大东》：“维有北斗，不可以挹酒浆。”疏曰：“箕斗在南方之时，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
　　冬离寒囗夏离炎，大莫裁兮小莫破。”
　　
　　跋文中给八大山人“复书”的“高安刘恸城”，在八大山人研究界从无涉及。自1997年鸿鸣拙著《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138页对其作简介后，十三年间，仍未见任何文中有涉，故特将刘恸城与八大山人的关系及其生平事迹，在此作一个鸿鸣所知的介绍。
　　刘九嶷（约1606至1609——1674），字岳生，高安县金沙罗苑人。“恸城”之名，系其在“甲申国变”后建“恸城”而以此为名。
　　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八•遗良：“刘躍龙，字禹门，一都人……从子九嶷年才舞勺，早以大儒期之……”。刘恸城是明“崇祯九年丙子科”举人，曾两度赴京考进士不售，遂于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下第归隐”（据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七•选举•三三：“刘九嶷，字岳生，一都人，庚辰下第归隐。”），在自家莲池畔建造傍莲书院，屏绝应酬，著书自乐。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五•庠序•九：“傍莲书院。在城南莲花池上，邑人刘恸子讲学藏书之处。柱联云：数十年针针砭，才逼出一盘恶食恶衣之耻，皮毛肠胃洒然；经二三子切磋，莫夸张几部多闻多见之奇，径路坫坛平处实。”（萧按：此联少一字，当为上联尾丢一“虚”字。）
　　刘恸城与八大山人为江西宁藩朱氏宗室亲戚，是石城王府辅国中尉朱谋侥（《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卷四•石城谋字派•二百廿一：“多=（西下火）次子，谋侥，号文元，封辅国中尉。明万历五年丁丑又八月初二日午时生，明天启七年丁卯七月廿七日未时卒，历年五十一。”）之女的夫婿，即仪宾。但刘恸城可能未曾获“仪宾”爵，因为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七•封爵•附爵•二载有“明各府仪宾。杨漳，字云溪，城南下坊人。高泰。邓瞻，库溪人。杨一举。”五人中，并未有刘恸城。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八•闺范•廿四：
　　
　　“朱氏，明江藩石城王孙辅国中尉谋侥之女。习诗书，柔顺克孝，适邑治孝廉刘九嶷。嶷于崇祯甲申闻三月十九之变，赴莲池水殉难，父母曳救，嶷矢绝食。朱劝曰：子不可以官，而可以不死，毋宁髡而隐便。嶷曰：隐士可为孝子乎？曰：隐妇可以佐孝子。于是竭力替夫形色养事凡三十年，父母丧毕，为三十六月之服阕，将告祔庙，朱曰：吾事释矣，明日省牲治馔，募集骏奔，诸执事夜半出主展祭于人堂，朱诣主妇位，执醑进炙拜，兴如家礼。毕，徹馔，妇未脱祭服立化，神色不变。见者骇异，时年五十七。”
　　
　　以刘恸城妻朱氏为“谋侥之女”计，其在石城王支内的辈分为“统“字辈。朱氏卒年“时年五十七”，刘恸城“崇祯甲申闻三月十九之变，赴莲池水殉难”未成，朱氏自崇祯十七年甲申，公元1644年后，“竭力替夫形色养事凡三十年”，其“立化”的卒年，当在康熙十三年（1674）。是年，八大山人四十九岁，朱氏年长八大山人八岁。按八大山人在弋阳王府朱统=（林下金）的“统”字辈分，刘恸城是八大山人宁藩宗室族内的姐夫。
　　明朝灭亡，刘恸城作为明举人和明宗室的女婿，悲恸万分之余，欲赴莲池殉国，终被夫人朱氏劝还未遂。是年六月二十日，刘恸城在高安县城南观音寺剃发，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九•祥异•五：“崇祯……十七年，城南观音寺东寮雨春园白莲逾期不花，越六月始放。原种最硕茂，每五月盛开，是年三月十九，闯贼陷都城，高安以五月下浣方得报，时白莲将开，复闭或疑其萎。越六月二十日，焕然灼放，群骇之。会邑孝廉刘九嶷以国变剃发在寺，目击其异，喟然曰：莲之开而闭，闭而开也有故，盖为大行持二十七日之丧也，因扁其寺曰：《国莲》作诗记之，属和者二十余人，有刻。”
　　在《高安县志》卷之十•诗•四八，载有《观音寺国莲和韵》明•赵洙清，=（君邑）理。极囗变革境方除，应运敷华物候初。凡锡品题呈瑞霭，三生根蒂与尘疎，向沾雨露矜解语，忽似风云作捧书。正是玉京仙子侣，当门尚异国香锄。又。明•朱嗣敏，安庆。剃发遥知痛未除，湘臣裳集=（艹下支）荷初，莲垂不语心分苦，人瘦于花影共疎。同干久奇沈约志，孤芳今艳闵鸿书，传来贝叶分香土，欲和徒惭萧艾锄。”其后，又曾在石鼓潭云居寺避岁，《高安县志》卷之九•寺观•五：“云居寺，在石鼓潭上，四围山拱若城，竹松阴隐，另辟一境。甲申刘洁庵于此避岁，著有《存年草》……”。
　　刘恸城“毋宁髡而隐便”虽已剃发，其“宁髡”的目的，只是为了躲避满清政府的“髡发”而“隐便”，并非以和尚面目示人，这是刘恸城为明朝守节的一种形式。故时人张贞生（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十1诗二十：“清•张贞生，庐陵人。”）在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十•诗•四九《恸城》一诗中说刘恸城曰：
　　
　　“不释不仙亦不儒，麻衣草履仰天呼。恸城埋没春秋古，谁吊人间挑担夫。”
　　
　　刘恸城虽“不释不仙亦不儒”，但其与禅门的交往却甚频繁，并参与多种佛事。《高安县志》卷之九•寺观•一至二：“观音寺。在城南高明门西偏……康熙八年，全寺火丈，六金身亦毁。刘恸子、胡起龙倡率更铸。十年知县张文旦捐资命僧本愚募众兴复……刘恸子接引佛前联云：世间有佛从心出，天下无人到手援。”
　　卷之九•寺观•三至四：“大愚寺，亦名真如寺……刘洁庵联云：沙路霭云生，尝有象王遵。草牧叟亭安，土著免为迁。客以官过寺，粮额载图尾，塔院亦有膳。塔民粮佛像，僧房僧徧=（爯炎）具。”
　　卷之九•寺观•六：“愿山寺，在湾头与长乐宫对渡。刘洁庵建，著有《愿山草》”；“多宝寺，在石头街寺……刘洁庵有诗，载后艺文志。”
　　后刘恸城又于状元坊建“洁庵”一所，在“洁庵”前，又筑“恸城”一座。《高安县志》卷之九•寺观•十：“洁庵，在状元坊，刘九嶷薙发建此归隐，前筑‘恸城’，有集。诗载后。”黎元宽为此写有《洁庵》诗：
　　
　　“亦炫亦史恣高谈，世出世间未易参。使我正襟如礼佛，从师翻藏不开函。生憎酒尽攒眉去，死为诗成癖性躭。洁者其谁空所想，即非庵处是名庵。”
　　
　　陈弘绪亦有《洁庵》诗：
　　
　　“不是邯郸枕畔天，别开国土此逃禅。胸吞云梦人间小，句压嵩高物外传。涕泗几番禾黍陇，寂寥无伴雪霜璮。筠阳一片伤心地，千古丹青写冷烟。”
　　
　　邹笃生再有《洁庵》诗：
　　
　　“荒街僻圃静秋晖，庵在其间叩者希。古处似无天可问，退寻聊以洁为怡。梦随音次仍求影，心到竿头不钓肥。日寄日归非二义，人堂早与恸城依。”
　　
　　鸿鸣曾见有《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江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部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记载还说刘恸城“后改名性孽……自号“西江草莽臣……于书院之旁放置棺木，预勒‘明遗民刘恸子墓’碑……”，其文本何，未有注明，鸿鸣所涉史料未曾见载，当俟再考。
　　康熙《高安县志》中虽无刘恸城的传记（同治《高安县志》卷二十六•文苑，有刘恸城传。），这可能与刘恸城是《高安县志》的编修者之一“裁定”（据《高安县志》卷之一•修志姓氏：“裁定•刘九嶷”。）有关，但对其的行踪，却有多条记载，如：卷之九•祥异•七：“国朝顺治……三年丙戌……本年大旱，夏秋绝雨，大无禾。次年丁亥三月大潦，二麦尽淹……瘟疫兼作，殍者山积……刘恸子有同患诗百余首。”
　　卷之九•古迹•二：“汉建城侯金沙台……崇祯间孝廉刘九嶷欲兴复之，以鼎革弗果。”
　　卷之九•祥异•五：“崇祯三年，城南状元坊右盛家园内产穿草灵芝一本，大如盤，后其地为洁庵，复产芝三本”；“十七年，城南观音寺东寮雨春园白莲逾期不花，越六月始放。原种最硕茂，每五月盛开，是年三月十九，闯贼陷都城，高安以五月下浣方得报，时白莲将开，复闭或疑其萎。越六月二十日，焕然灼放，群骇之。会邑孝廉刘九嶷以国变剃发在寺，目击其异，喟然曰：莲之开而闭，闭而开也有故，盖为大行持二十七日之丧也，因扁其寺曰：《国莲》作诗记之，属和者二十余人，有刻。”
　　刘恸城的文名，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八•文苑•十六：“刘舟生，字心如……其才如锦……与宗人九嶷称二刘……”其一生著述颇多，有《发声诗》、《蕙泉诗》、《燕子诗》、《恸城曲》、《致草》、《五经讲义》、《弟经》、《文公家礼四义补》、《人医本草》、《选义林》等百余卷均散佚无全。其子刘兆祉于康熙间，将部分残稿刊梓行世，其《选义林》五卷保存尚见完整，今有流传。刘恸城学问淹贯博雅，精通史籍，《选义林》为评史籍，借春秋笔墨而行刘恸城讲学之实意，又以彰显传统之忠孝节义，发刘恸城守节高尚之情怀。刘恸城的诗才，时人评价甚高，其声韵学之研究，颇见功力。刘恸城除康熙十年参与编修《高安县志》为“裁定”外，还曾为高安人陈汝錡编其残稿。康熙《高安县志》卷之八•文苑十：“陈汝錡，字伯容，号真吾，明万历朝人……所著有短长书周史总。邑人刘恸子寻而表章之，仅得短书残板补刻，庐陵张太史为之序，长书周史总仅得十之七八，属其孙良豸积抄之，以俟见者收录。”
　　刘恸城的生年，史无记载，黎元宽在诗文中虽说自己在刘恸城面前是“使我正襟如礼佛”，且称刘恸城为“师”。但刘恸城初为举人的“崇祯九年（1636）丙子科”，要晚于黎元宽“天启七年（1627）丁卯举人”九年。以刘恸城两度赴京考进士均未高中的事实，有理由推测，刘恸城是一个并不善于考试、且屡受挫折之人。此外，排除刘恸城出身为高安的普通农家子弟，黎元宽为南昌世家子，其受教育的环境和条件，要高出刘恸城许多等诸多因素，尽管八大山人在自己年界五十之时，称刘恸城与容安老人均为“老人”，但刘恸城的年龄，仍然会比黎元宽要小九至十二岁之间。
　　黎元宽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刘恸城去世的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黎元宽年界七十七。以刘恸城小黎元宽九至十二岁计，刘恸城去世的年龄，当在六十八至六十五岁之间。以此回推，刘恸城的生年，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之间。
　　刘恸城的卒年，《高安县志》记载其康熙八年（1669）有“倡率更铸”观音寺金身之举，康熙十年（1671）还曾为观音寺撰联：“世间有佛从心出，天下无人到手援”（据《高安县志》卷之九•寺观•一至二：“观音寺。在城南高明门西偏……康熙八年，全寺火丈，六金身亦毁。刘恸子、胡起龙倡率更铸。十年知县张文旦捐资命僧本愚募众兴复……刘恸子接引佛前联云：世间有佛从心出，天下无人到手援。”），又参与编修《高安县志》，为“裁定”，至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八大山人于“甲寅蒲节后二日”作《个山小像》，跋文说：“高安刘恸城……两公皆已去世”，这说明刘恸城去世的时间，在其妻朱氏卒后不久，即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该年八大山人在《个山小像》作此跋时的“蒲节”中秋之前。
　　“容安老人”之“容安”，显见是该人的“字”或“号”，其年龄亦长八大山人，与刘恸城年龄相仿或略年长于刘恸城，其卒于“丁未”至“甲寅”的八年之间，是刘恸城、八大山人的同气相好。鸿鸣尚无其生平事迹的发现，待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