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情结
　　
　　（一）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也就没有什么特长。别人擅长的音乐、体育之类，对我来说都是弱项。连我自己也觉得笨死了。要说爱好，就是一种----文学。既是只爱一种，就爱得很深，有时甚至爱到如痴如迷的程度。爱了一辈子，追求了一辈子，可惜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很小的时候爱看小人书，别的孩子爱玩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就是一个人钻在一边看小人书。不管到了哪里，别的地方不去，就是找书摊、书店看小人书，也没有选择，只要好看就看，尤其喜欢打仗、警特一类的，一看一晌，不忍释卷 ，往往是被人家撵几次才肯走。有时也掏钱买，大人给点钱不干别的，都是买了小人书。大一点的时候，小人书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开始看一些传奇志怪类的小说。有点选择意识以后，就找着看《三国》《水浒》《聊斋》《西游记》这些大部头的经典作品。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经典不经典的，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填充自己的读书欲。我的读书欲非常强烈，欲豁难填，久而成癖。大人们都还以为我怕是生了毛病。晚上一夜一夜看，冬天钻在被窝点着油灯看，不知道什么叫冷。因此常常受到大人的训斥。这个习惯整整缠了我一生，直到现在，晚上不看一会儿书就不能人眠。
　　上了中学以后也因此而偏课，其它功课远不如语文成绩。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或抄贴堂，或在课堂上朗读。这就更刺激了我对作文课的兴趣，也萌生了以后要立志写书当作家的梦。现在回忆起来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没齿不敢忘怀。这就是马力勇老师、安国珍老师、王永兴老师。他们都已先后故世，但是，每想起他们，心里就会涌起一丝感激之情和绵绵情思。他们那不同的声调、不同的神色就会立马活跃在我的眼前。
　　后来，误打误撞懵懵懂懂走进文学世界，还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张旭林先生，一个是文超万先生。他们既是我文学创作的领路人、恩师，也是我终生的朋友 。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获益匪浅。我要把他们引以为我文学生涯的贵人。
　　
　　（二）
　　
　　张旭林先生是第一个把我的诗稿变成铅字的人。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垣曲小报》任文艺副刊编辑，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哪些人编报。正经谋面是在一年以后，他在华峰马家园生产队下乡，我看到他编写的黑板报，字迹隽秀清丽还间有插图，黑板比较大，版面上安排了几个内容，有诗有文，均短小精悍明朗易记，让人看了就留下很深印象。我看了好一会儿，对这个写板报的人肃然起敬。在当时文化落后的农村中竟有如此手笔，实为罕见。我很想立即见到这个写板报的人，但是，心存敬畏终究没有去 。万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找上了门，他不是因我看了他写的黑板报 ，会想到我想见他。而是因为我在《垣曲小报》上发表过一些小诗，他作为编辑来走访作者的。第一次晤面，又是不期而至。记得是一个秋末冬初的早饭后，我正在给炉子生火，满面灰尘两手污黑，穿着又很不整洁，显得特别拘谨而狼狈。而面前的这位工作队干部却毫不介意，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不敢正面去打量他。他中等偏高的个头，单薄的体态略显苗条，白晰清瞿的面孔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穿着很讲究，浑身透着一股书卷味儿。他给我谈了一些写作上的事儿，鼓励我继续为报纸投稿。也谈了一些国际国内形势，谈的时间很长也很投机。殊不知，当时已处于文革前夜，一场波滥壮阔的、惊心动魄的、危害中国人民达十年之久的大灾难已渐渐向人们袭来。
　　后来我每去县城必去找他，他就住在县政府后院西三排从西数顶头一间，旁边还续了一小间灶房。我二姐就住在他后边相隔两排。所以，我每去县城总能见到他，接触多了，慢慢就熟了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又过了些时候，他工作调走了，调回了运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然而我每去运城总要去找他玩，想见见面，没有正事，就是想在一块聊聊天。后来他被提拔了，成了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空额由他主持文化局全面工作，担子重了，身子也忙了。我也在县教育局分管一方面工作，去运城的时候倒是不少，但是，见面的机会却很少。
　　他主持地区文化局工作期间，我参加过一次地区文化工作会议，只是在主席台上见到他，休会期间只见他忙忙碌碌，我也不便去打扰他。
　　他在文化局任上退下来后，听说又担任了一段时间市文联主席，这可能是他在行政部门的最高任职了。他在彻底退下来后，一次聊天中他给我说，他这个人不会当官，伺候不了领导，不会说假话、套话。一次因为专员在河东剧院看戏坐的位子不称意而发脾气，这本是剧院的事，他偏要把他这个文化局局长叫来，他觉得一个领导因看戏坐位发火批评下级太不值得，就顶撞了几句，结果挨了一顿训斥，也因此给自己种下了祸苗。他说也怪自己不识事务，不会仰仗领导鼻息。这本是一次讨好领导的机会，他却做不到。他就会写东西，让他当官是选错人了。他对上不会揣摸领导意图行事，对下不会玩弄权术，当官确实难为他了。
　　也真是这样，搞文学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从正面去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从反面去揭露、去鞭挞那些假、恶、丑的东西。长期以来思想上形成了一种概念，类似僵化。他如何通晓官场上那些潜规则，那些龌龊的东西。
　　我退居二线以后，把我写的短篇小说整理成一个集子，命名为《山乡风情》交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热情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书出来后，他还在《黄河晨报》上发表了评介文章，运城电视台也作了专题报导。后来，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梨花渡》，他和他现在的爱人都看了，他看得很认真，很有兴趣。我们见面后他竟然把书中的一些主要情节津津有味地叙述下来，给予我热情地鼓励。他还把看后的体会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河东文学》上 。这部长篇小说，我寄给国家《长篇小说选刊》后，该刊发表了简短评介。
　　他现在已年近八十高龄，腿脚已不太灵便，仍住在运城市河东剧院家属院中，面积很小，院子带居舍不过几十个平方。室内光线很暗，陈设简陋，但是他自得其乐。孩子们给他安排了房子，要他搬出来住 ，他却不同意。每天仍坚持写作，不改初衷，退休以后出版散文、小诗十多本，他每次出的书都要赠给我，我是他作品的忠实读者。
　　现在我也已年近古稀腿脚不便。但，每年都要争取看他一次，他依然很健谈思维敏捷，每次见面都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书法。我很早就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现在依然宝刀不老，字写得越来越见功力。经常有人登门求字，据说他还是国家书法协会会员、一级书法家。他曾赠过我两副墨宝，我很珍惜，把它悬挂在我的斗室中。
　　我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愿他健康长寿！
　　
　　（三）
　　
　　我在认识旭林先生不久，有幸又结识了文超万先生。
　　文超万先生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我想这除了他睿智的思维和风趣幽默的谈吐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亲和力。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愿意和他见面，愿意和他交谈。别看他现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样子，年轻时可也是一位萧洒倜傥的奶油小生。学生时代还曾是活跃在舞台上的文艺骨干。
　　记得第一次认识他，是在工业局办公室。那时他已在我们垣曲县小有名气，因为他在山西省唯一文学刊物《火花》杂志上，多次发表过小诗。是我这个酷爱文学的初生牛犊心仪已久的偶象。我二姐那时也正好在工业局上班，所以有机会接触他。
　　那时，我正全力向《火花》杂志冲刺，极乎隔三差五就有几首小诗稿送往邮局。那时的《火花》杂志不象现在的刊物，每次去稿不予采用都准给退还，并附有简短评点或说明原因。我也因此很爱这个刊物，这一期等不到下一期，拿到后就爱不释手，反复拜读，尤其诗歌。所以，对文超万先生神交已久，一见面就觉得是那样熟悉、亲切。
　　其实，文超万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初次接触就象相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说不上几句话准有妙语出口，逗得你忍俊不禁，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以前对他的那种神秘感、陌生感一扫而光。我记得有一次他要穿一件刚补好的衣服，可能是针线连在了一起，袖子穿不进去。他说这准是我老婆干的活，别人没这手艺。你不使劲穿不上，一使劲就要辟辟叭叭放一阵鞭炮。
　　有一次，他给我说一个痴呆老人在他办公室闲坐，他就逗着他玩。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说要回家吃饭。老头就问他：你吃了温下烟（那么多）还’吃饭哩？他就学着老头的腔调回答说：没吃饱，回去还要多少吃些。把这个老头的憨态说得惟妙惟肖。立马一个痴呆老人的形象就在我的脑子中活起来了。
　　每次和他交谈都可以听到一些类似的笑话，都从中有所收益。他特别善于从生活中、从别人不以为然的、不起眼的事物中提炼素材，和他谈着谈着，他就发现了可用的素材。他会立即打断你的话说，这就是一篇小说，你要写出来准行。有时候他会说，这就是诗。不知道他脑子中怎么有那么多的灵感。所以，我总把他当成我写作中的加油站，要没有创作灵感的时候，和他交谈上一次，准就有了。
　　文超万先生做人很厚道，也很好客。你要去他家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必留你吃饭，你要不吃他就不高兴。所以，我经常在他家吃饭。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饭，很少特意安排，反正他吃什么你吃什么。明明是一种很普通的菜，他为了诱导你爱吃，总把它说得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营养价值，甚至说得比吃药都管用。他爱人李香莲大姐也是这样的人，做饭技术并不咋样，就是舍得让人吃。
　　我记得有天夜里在他家闲坐，香莲大姐正蒸馍馍。小小一间屋子，十几个平方面积。生一个煤火炉子，蒸着蒸着炉火灭了。她又用柴重生，烟熏火燎，我有点趁不住气了，就起身要走。他们俩口就是拦住不让走，非要叫等馍馍蒸熟吃了才行。我只好又坐下来耐着性子等。等了足有两个钟头，馍馍终于蒸熟了。揭锅后一看，又扁又硬。文超万说：“将就吃吧，这得有好牙口，慢慢啃，有嚼头。”一句话把我逗乐了。
　　文革那些年我是他家常客，一去县城必去他家。在他家吃，在他家住。他们俩口从来没有表现出过丝毫地厌恶或嫌弃，我也从没有产生过这种意识。有一次还闹出个笑话。那时候住房都很紧张，他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我在香莲大姐执教的幼儿园教室里住宿。半夜我起来小解，当时正值热天，只穿了一个裤头。没成想教室的门是走扇，还是暗锁。慌慌张张一出来，门就啪的一声锁上了。当小解回来，门死活推不开。心里说，坏了，锁上了，咋办？去取钥匙吧，夜里两三点钟，正是人觉深酣睡的时候，怎忍心去打搅人家？不去吧，离天明还早，总不能就这样憨等着，况且身上只穿了个裤头。越想越不是个事，万般无奈，只好打搅他们了，就起身挨到他家窗户下，超万把钥匙从窗户口递出来，我才打开门进去。躺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一夜的教训太深刻了。
　　1969年7.23布告发布之后，垣曲文革疾风暴雨式的武斗形势取得了崭时的缓和，两派对立的局面从表面上好象停止。文超万也到文化馆上班，主要抓群众文艺创作。久不工作，浑身积攒了无穷的潜力有待释放，这个时候他编发了很多群众创作的文艺丛书，诸如：小说、故事、诗歌、曲艺、小戏等等，还办了一个不定期文艺刊物。当然我也是他麾下基本队伍中的一员。他这个人，一旦抓起工作来就不要命。一见面，就给你要作品；不见面，三天两头捎信带书逼着你要东西。我这个人比较散懒，写点东西都是凭着一时冲动，说实在话，我的很多作品都是他逼出来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近几年，一见面还是问我又写东西了没有，我总觉得他还是当年那种口气。就戏谑地回答说：“我都退休这些年了，你也不是当年在文化馆管创作的时候了，还催我要作品？”他若有所悟地呵呵一笑说：“还是要写的，不敢断。不写笔就生了。”
　　这些我是做不到了，精力就不允许了。而他这些年一直没有没有停止过写作，尽管一场大病之后，肢体落下了残疾。但，思维仍很活跃。只是手中的笔变成了电脑上的键盘。每天坐在电脑前乐此不疲，不断有佳作闻世。人虽老了，而他的作品依然焕发出时代的气息。还多次在几个文学网站上得过奖。
　　当年他在文化馆办的刊物，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尽管印刷质量很一般，但，确实对活跃我县群众文化生活，推动群众文艺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有申大局君、王小渠君、姚新民君、刘志兆君，还有有色金属公司一些文学青年，他们都是我的文友，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探讨写作上的事。他们对文学都爱得很深，爱得很执着，对文学事业充满了希望，雄心勃勃。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都风风雨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所建树，仍然坚持创作并取得一定收获。除了姚新民君过早作古外，其余的人都已年届“古稀”或接近“古稀”。申大局君后来从市文联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记得他写有一篇文章好象叫《胡杨林中人》专题报导了这些人退休以后，坚持在网络上写作的事。
　　就是那个阶段，因为写作上的事，还给自己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四人帮”打倒以后，在运城地区又刮起一股妖风，号称肃清“四人帮”流毒，文超万先生本来已调到省文化馆，搞《山西群众文艺》刊物编辑工作，又被无辜抓了回来，关在古城党校办学习班。名为学习班，实则肉体折磨。真是咄咄怪事，这些人恨死了“四人帮”那伙人，“四人帮”被打倒了，反而还成了小“四人帮”，成了“四人帮”的陪葬者。简直不可理解！我当时在华峰中学任教，县上派去的工作队硬要逼着我交代和文超万的关系、都搞了些什么活动。三天两头找去谈话，逼供、恐吓，后来我就把几年中文超万写给我的信件全部拿了出来，我给他们说，我说的你们不信，这些信件你们自己看吧，一封一封挨着看，仔细看，看哪一封是搞派性的？哪怕有一句话一个字也算，你们怎样处理我都认。他们就把信收拾起来拿走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找我，悄无声息地打了退堂鼓。这些人的面孔，他们当时的语气、眼神，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有时候我想，文学这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信仰，一旦沾上它、一旦走进这个领域，就永远摆脱不了。那怕你很长时间不写一个字，没有一件作品，但是，在你的脑子中，在你的灵魂深处，仍然不可能没有它。要不，怎么能迷了我一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