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将近，南方的夜晚潮湿阴冷。我一杯杯续着热水，保持一定的体温，并且无意识地又塞了一些东西到肚子里。似乎这样，可以让我更顺畅地将《北妹》这部小说读完。这样做的结果是，食品在热水的作用下迅速膨胀起来，过于饱满的胃部的不适扰破了夜晚的安宁。我不得不在刚刚躺下之后，又从床上爬起来，比自己预计的更早一些提笔，掇拾这些散乱的意绪。
　　——它们在黑暗中无处可去，它们无法酣畅地在我的睡眠里休憩。
　　
　　因为我的口味是挑剔的，我深知自己青睐于那种干净的文字，因此，我更有理由提防自己不要因为先入为主的成见而败坏了对《北妹》的兴致。因此，阅读虽然不十分顺畅，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到底是完成了。就在今夜。
　　《北妹》里有很多文字和性描写有关，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道德败坏的小说，甚至有人拿它与街头的色情刊物相比，更甚至有人将其作者盛可以与木子美相提并论。或者，这一切对作家本人或作品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二者的使命早已完成，剩下的，只是读者自己的事了。搁笔之后，作家便已经从作品中分离了出来，其手中之笔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自由而无羁地游离于不同的世界，从一个进入另一个，并且对先前的无须表现出留恋，更无须谄媚。同样，出版之后，作品也便有了自己的命运，此时，作家似乎更象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勾连里，那个多余的第三者。
　　因此，作家理应保持谦逊和包容：谦逊，面向与自己的作品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的读者；包容，面向那些尚未与自己的作品达成这种默契甚至格格不入者。
　　争吵，多么愚蠢。争吵并不能使人平静，舆论的常态就是分崩离析，永远无法统一。唯一的方法，是让时间来吃透一切，包括作品的真伪，及与作品有关的一切道德的真伪。
　　
　　面对这部作品，首先需要接受检验的是潜隐于大多数人内心的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多少实质经得起推敲和深究是颇为可疑的，它常常仅仅是保持一种看客的姿态或在口头上表明一种立场——就象风可以将树叶吹得哗啦啦响，但树根却可以纹丝不动，该如何伸展自去伸展，该如何腐朽亦自去腐朽。我庆幸，我依然认为，对于道德的实质的深究远比摆出了占据着某种道德优势的姿态或因某种道德姿态而生出的优越感要重要得多、珍贵得多、也真实得多。
　　我想我没有资格鄙视《北妹》中的任何一个女子——虽然，她们身上有明显的缺点和弱点，她们的生活中也不乏污点。然而生活和人性，原本都是如此真实而又千疮百孔。
　　我也同样没有资格对着她们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景发出一声居高临下的喝斥——我感到，如果我果其能够如此出声的话，我将和那群身穿制服要求19岁的李思江出示计划生育证、并且理直气壮地将她关进车厢押送到妇幼医院去做结扎手术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而北妹，事实上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人民中的一个群体。
　　其实那张证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恐怕几十万数百万漂泊在南方沿海城市的打工者，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也都没有搞清楚。他们只是无谓地因为诸如此类的证件、证明丧失着起码的尊严。而他们自己面对这种生存的现状也是茫然无措的，甚至没有起码的反抗能力，哪怕是发出一点点反抗的声音。李思江会在一言不发的情况下躺到手术台上被人为地剥夺生育机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我们真的有理由自认自己在道德上比钱小红李思江她们高尚、心地比她们纯洁吗？
　　钱小红和李思江遭遇高个和短腿的强奸时，钱小红拼死反抗并且苦苦哀求。软弱的李思江被强奸后走下车说：“放开她（钱小红），我跟你搞！”
　　15岁的发廊妹林中月怀了孕，又得了性病，被老板赶出来，想要在妇幼医院跳楼自杀。医生们的反应是“企盼结局快点产生，最好是更震惊，更刺激，是那种既让人担心恐惧害怕又让人暗地希望不平常的结局”，而医院负责人“烦躁地埋怨，他妈的，上头马上就要来检查了，她怎么选择在这里跳楼，我们居然赶上这种倒霉事了。”是钱小红及时地充当了“翻译”，救了林中月的命，几个月里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直到她康复。林中月走时却是不辞而别，卷走了钱小红的钱物，——“钱小红呆了！她想狠狠地骂一声‘婊子！’可是她不忍辱骂一个正在发育、和她操一样方言的十五岁女孩子。她真的没有愤怒，她只是重重地、深深地吐口气，看着窗外的繁华，回想贫瘠的故土，就悲哀起来。”
　　李思江回家后将血汗钱交给父亲却挨了父亲的耳光，他们认为她的钱不干净，嫌她丢脸。钱小红在家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钱小红要离开千山酒店，首先就将八千元钱汇回家了，李思江也每月寄钱回家。她们的家人嫌弃她们，却没少用她们的钱，并且永远也不会嫌多，永远也不会拒绝。钱小红村里的春树婶，也瞧不起钱小红，四处扩散有关钱小红在S城卖淫的谣言，却眼红她挣的钱，想让自己的女儿也跟钱小红一起去挣钱。如果她真的确信钱小红是在卖淫的话，为什么还要将女儿往火坑里推呢？农村道德的基石是如此脆弱，几乎就建立在风言风语之上。道德与贫穷的较量，似乎在这个时代，已经清晰显示出前者的全面溃败。
　　证券公司的职员大脚，看中了中户女人的五十万，但却计较这笔钱的历史——那是女人用青春换来的，是卖淫得来的。所以，他不想跟中户女人结婚，却又舍不得那笔钱，钱小红一语便道破其实。钱小红是干脆的，她有情欲，却没有恋人，于是她的性对象都是她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大脚、夏及峰都只是其中之一。她从来没有向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索要过钱物，更不要说感情或结婚一类的要求。夏及峰和于右晴保持着暧昧关系，于右晴对钱小红不屑一顾，骂她是“骚X”。小说最后，通过被奸杀的朱丽野的那对耳环，又揭示出一个内幕，原来，于右晴除和夏及峰及她的男友有肉体关系外，和院长雷一刚也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雷一刚，这个在医学上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专家，想通过手中的权利逼使钱小红就范，献出她的“乳房”。钱小红机灵地避开了，但却从医院宣传科被下放到厨房帮忙，在雷的手底下，再也没有出头之日。而夏及峰，担心钱小红顶去他宣传科长的职务，充当了雷报复、排挤钱小红的共谋。
　　——如此种种，我们究竟能说谁比谁更道德呢？
　　其实，占据上风的，往往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某些人在道德上所占据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难道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强权”？因此，那些欺侮北妹、享受着北妹肉体的男人显得比北妹有道德，那些养尊处优的S城上层人士（医院院长、酒店经理、警察、官员、证券公司工作人员、文化人）显得比北妹有道德，北妹的家人、村里人也显得比北妹有道德。北妹被“道德”的强权击倒，但愿这不是《北妹》这本书的命运，更但愿它不是生活中的北妹们真实的遭际。
　　
　　有人说盛可以在这部小说里是如此聪明机智，能够叙述得如此不动声色，不偏不倚。似乎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撤去了一杆天平。或者说，她将这杆天平设置得分毫不差，她不侧重于天平的任何一端。王安忆在写《我爱比尔》之前，采访了上海监狱的许多女犯。她不能掩饰自己对她们的好奇、隔阂和鄙视。在《白茅岭纪事》的记述中，王安忆对很多女犯的“罪恶”过去、她们现在的虚荣、自欺欺人的心理和同性恋现象等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经常会在采访时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蔑。而在《北妹》里，通篇看不到这种情绪。两位作家的不同心态耐人寻味。王安忆无疑是居高临下的。
　　或许这就是盛可以在这本书里真正打动我的地方，盛可以放下了一个作家的道德优越感，她与她的人物平行对视，她似乎在她们之中，深谙她们的遭际和一切困苦。
　　钱小红第一次回家乡，所有人都认为她在S城卖淫。她那颗热乎乎的心冷了，她不辞而别。在她给父亲的信中，我隐约看到作者的身影，急切地诉说着她所看到的一切不平和苦难，以及她的理解和宽容。
　　“你们都没到过S城，都只是道听途说，了解的只是一鳞半爪，你们不知道很多人在辛苦地赚血汗钱，在工厂里，吃的是五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和一块钱一份的快餐，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每月的工资才有一个欣慰点的数字，不过也就是三四百块钱。八九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一年四季都是凉水洗脸。床很窄，总有人晚上从上铺摔下来。有人还摔伤了腿，残废了，但是厂里也不负责。没有哪个厂家会同情员工，他们要的是他们像机器一样的干活，成为他们赚钱的机器，五金厂有一个男孩工作时被机器锯掉了手腕，据说厂家也只赔了几千块钱——这还算有点良心的，有的厂家干脆不管你死伤，打工的不知道到哪里去诉说。……即使有些人在干那一行，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可怜的，并不是她们天生喜欢干那一行，她们也有很多的苦难，或者是被生活逼到那个份上的。我也认识几个从我们这边过去的女孩子，很漂亮，人也很好，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为了赚钱帮她母亲治病而走到这条路上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辱骂她吗？”
　　李思江被“阉”后，钱小红往病房赶去。路过的一间病房里是几十个从结扎的手术床上下来的女人，气味让人恶心：“活的人，比牲口还脏。即便是家里的猪圈，一只母猪带上十几个猪崽子，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地方，也不及现在气味的十分一令人恶心。活的人，比牲口还贱。即便是骟一头猪，也得看看这头猪是否到了该骟的时候，李思江才十九岁，就像头猪一样被阉了。……前几年村里发生类似的事情，搞计划生育的突然袭击，深夜抓人，好像是生了三个女儿的女人逃跑了，工作人员就把小姑子逮去阉了，搞不清楚是抓错了还是愤怒了，总之就这么阉了，很简单。小姑子不能怀孕，生不出劳动力，谁家会娶她？小姑子后来就跳河自杀了，把结果搞得更简单。”而李思江，享受了优等病房的待遇，躺在六人间里，窗明几净，“无疑，这是有关方面一次心虚的行为”。
　　钱小红和李思江离开老乡的窝棚在S城小旅店的第一夜，就遭遇了强奸。同房的ABC三个女子，C被警察扫黄扫去，B狼狈逃回，A一夜明灭的烟头的火光和低声的咒骂，难道不是对警察和社会的一种控诉？“操！这群猪日的东西！不都是为了钱吗？！抓了放，放了抓，一抓一放两千块，他妈的就像栽了摇钱树，冇看见把嫖客抓起来？不许搞这一行，就先把男人的卵子阉掉呀！A愤怒地骂着，点一支烟叼上，再打开手袋，取出黑色钱包，默数了一下，接着说，钱不够，还差六百，凑一下，明天早上C回不来，就去派出所赎她。”扫黄、罚款，成为有关部门创收的一项重要来源。而警察在转身之后，很可能就成为万千嫖客之一。再一个转身，他们又能变回维护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警察。无论怎样，卖淫女是被践踏的对象，并且在道德家的眼里，活该千刀万剐。
　　所有种种，无疑是盛可以的笔所触到的社会的脓疱。她冷冷地刺破它们，毫不介意看客的感受，并且从不刻意拭去污浊的血脓，好让人获得更多虚幻的慰藉。
　　色情小说没有义务揭示时代的病痛，木子美也从来没有想要留情于自身之外的任何人。但盛可以不同，她的笔触伸向了底层，以及底层生活的真实。
　　《北妹》里形形色色的人先后出场，有的人只是昙花一现，有的人若隐若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清白的男人，那就是将被发廊老板娘陷害而被抓到收容所的钱小红释放并且给予了她各种帮助的朱大常。他和钱小红之间没有肉体关系，有的只是一种起码的同情。就是这点同情，在小说的最后仍然温暖和支持着钱小红站起来：“钱小红似乎看到了一双黑色靴子，在收容所踱来踱去的靴子，耳朵边响起朱大常说过的话，‘你多保重、保重’。她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
　　“脚的包围圈”，那几乎就是钱小红之类的北妹们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千山酒店的经理潘安，住在千山酒店的浙江省高级官员，证券公司的大脚，妇幼医院宣传科的夏及峰、院长雷一刚，警察马小明、廖正虎，文化人扬有理……他们就象一个“脚的包围圈”，并没有也不会对北妹们动用丝毫感情，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乳房”上，而“乳房”的主人，出路在哪里呢？
　　性感爽朗的朱丽野被道貌岸然的医院院长雷一刚奸杀了。
　　张为美为了和男友早日得到S城的住房和身份证，偷走了酒店客人的港币，从此不敢露面。钱小红在妇幼医院碰到她时，她已经沦落为专门供人“借腹生子”，替人生一个男孩，得万元左右的报酬。
　　最好的也不过如发廊里被包养的阿玲，台湾老男人为她开了一家店。再如阿杏，耍了点儿女人的小聪明使自己顺利被迎娶，腹中的胎儿很快使她的体积膨胀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吴樱。
　　25岁的吴樱被丈夫颜高个冷落，颜高个在外面又找了个年轻的女孩。善良的吴樱说，“她也不容易”，为了儿子心如死水，一味委屈自己。在钱小红的鼓励下，她和丈夫离了婚，开始自学、参加考试。她的人生，似乎可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而这光明，究竟是不确实的。
　　李思江败得彻底，因为她用了两次真情。第一次是为本地仔阿坤，他有老婆孩子，李思江怀孕后，他丢下五百块钱就杳无踪影了，而李思江不得不在钱小红的陪伴下在医院里忍受身体的创痛。第二次李思江吸取教训，不再信任本地仔，挑了个江西男孩，可是拿到李思江被医院野蛮地做了人工结扎的六万元官司赔偿费后，那个看起来斯文老实的江西仔也杳无踪影了。二十岁的李思江，失去了贞操，遭遇过强奸，经历过同居、堕胎、试婚、结扎、欺骗和自杀，最终一无所有地回了湖南老家。而在农村，贫穷而又愚昧的农村，等待这个不能生育的年轻女子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钱小红远比李思江聪明、坚强、乐观，但她竟然不能数出自己的一次恋爱，尽管她曾经和好几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乳房”作为作家手中的一个工具、一种象征，魔一样地附在钱小红身上，它让男人着迷，也让女人困顿。小说最后，病变的乳房使钱小红不堪其累，然而她还得要挺下去、活下去……
　　
　　她们究竟将怎样活下去呢？读完小说之后，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也成为我不能安然入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