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激荡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在悠悠的历史长廊里，蜿蜒，流淌……
　　就在这条贯穿南北，横亘古今的大动脉上，有一个应该永远不被人们遗忘的城市——位于鲁西南的中部，
　　南四湖的北端，大运河沿岸，洒满黄帝、炎帝足迹，孕育了孔丘、孟轲的礼仪之邦——济宁市。在地理位置
　　上，她既是大运河的“水脊”又是大运河的“中点”，因而，自大运河从她的怀抱里流淌而过的那一刻起，就
　　奠定了她在大运河上特殊而又重要的“中枢”地位。
　　最初的京杭大运河，并与济宁无缘。她从距济宁千里之遥的开封、郑州一带迤俪而过，伴随着隋、唐、五
　　代、宋、辽、金共计七十二帝，再经元初七帝，总计六百四十六年，大运河一直是绕了一个大大的弯，依偎到
　　天子脚下，躲闪着远在东鲁的小小的济宁。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并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时的大都和华北一带，长
　　期战乱不止，经济十分萧条。虽不能说是白骨遍地，也可以说是哀鸿遍野。被饥饿的人们扒光了皮的树木，在
　　萧索的风里，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
　　这片曾经十分富庶的土地，一时无法养活大都上百万的人口和京畿驻扎的素有“虎狼之师”称号的庞大军
　　队。几乎所有的物质都依赖于南方的供给。据史书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
　　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而要想完成这巨大而又迫切的任务，单单靠车载马拉显然是既费时又费力，朝廷也无
　　法支付如此巨大的脚力费。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开通运河，势在必行。
　　其实，具有雄才大略的忽必烈早在立国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水利以及水运的重要性，就任命著名的科学家
　　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决定重新开通京杭大运河。郭守敬不负众望，在济宁境内往返数千里，反复视察地
　　形，虚心征求当地民众意见，最后采纳汶上人马之贞的建议：裁弯取直，将运河东移，改道济宁。元世祖至元
　　二十九年（1292），北起北京积水潭，南至杭州拱宸桥的南北运河全线贯通，当时的总长是1816公里，成为我
　　国历史上又一伟大壮举。
　　运河东移，无疑是济宁繁荣的开端。使原本保守闭塞的古任城，“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
　　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成为“百货聚处，商客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的繁华都市，成为与江苏
　　淮阴，山东临清齐名的大运河沿岸的三大名城。有史料记载，元代在济宁一地就“设置漕舟3000多艘，役夫、
　　运军共14000多人”。当时每年由水路调往北京的“皇粮”100万担，仅济宁一个码头装运的就达30万担，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明永乐十五年（1417），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担以上。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
　　小无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船舶年通过量约8000艘左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地”。到了明代中叶，济宁就已经发展成为“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
　　与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扬州一起济身于全国著名的33座大型商业城市的行列。
　　在这种大背景下，济宁的商业贸易，手工作坊自然是高度发展，形成了“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
　　阗”的繁荣局面，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
　　济宁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她是一个巨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清康乾时期，出入济宁的“车者、舟者、负者、担者，日不下千万计”。广大周边地区的粮食、皮毛、花
　　生、食油、豆饼、棉花、苘麻、山果、冬菜、烟草、蓝靛、芦苇、蜡条、席编织品、发网、土布等均在此集
　　散。其中以粮食的数量最大，每年达数千万公斤；其次是皮毛，年加工出口二三百万张，最多的年份达到四百
　　万张；再次是花生、食油，年销500多万公斤，瓜子50多万公斤。外运的比较著名的特产有：曹州的耿饼，滕
　　县的黄姜，邹县的花生、红枣，泗水的小麦，曲阜的花凉席、香稻米，兖州的烟草、辣椒，汶上的苇席、芦花
　　大公鸡，嘉祥的土布、大蒜，金乡的金谷、发网、鲁西大黄牛，微山的四鼻孔鲤鱼、菱米、芡实米、松花蛋、
　　鸭绒，鱼台的莲藕，济宁县的蜡杆、柳条……而外地进入济宁的货物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据1927年邓际
　　昌著的《济宁县志》记载，本境及输入工业、手工业产品销售情况为：“竹货数十万个，金波酒数十万斤，皮
　　衣千余件，茶叶五十万斤，瓷器五六十万件，炭焦百余万斤，玻璃六七十万箱，烧酒五十万斤，糖三四十万
　　斤，纸三四千担，洋线百余十万斤，洋布七八万匹，洋火千余箱，洋油五千箱，绸缎约七八余万元，棉纱五万
　　五千包，杂货二百余万元。”
　　其次表现在，在物资流通的促进和带动下，济宁的手工作坊，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比较齐全的门
　　类和行业。
　　济宁素有“400名铜匠，500名竹匠，600名木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不少地名街名也是因
　　有关工业、手工业集中而得名。如：竹竿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篦子市、达绳巷、炉坊街、纸坊街、
　　烧酒胡同、糖坊街、香铺胡同、曲坊街、皮坊街、袼褙巷等。其中以“济宁路山羊板皮”国际知名品牌为代表
　　的皮毛业最先冲出济宁。像“马家作坊”等当地雇工达数百人的大作坊，就有几十家之多。当时，济宁每年生
　　产各种皮衣数万件。既有一般老百姓穿得起的绵羊皮衣，也有稍微高档些的羔皮衣，也有只有少数人才敢问津
　　的用许多狐狸的嗉部毛皮做成的狐嗉衣，每件成品的价格高达数百块银元。被称之为济宁“十大匠”（铁、
　　木、竹、金、银、铜、锡、石、窑、瓦）之首的“红炉业”更红火。在解放前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家，其中以
　　“合盛公”规模最大，有资产约10万元（银圆）。也出现了许多的名牌产品，像张元盛的“张字”铁工具；路
　　殿成的“双葫芦”菜刀；耿协太的“三耿”钢货；刘庆雷的“天字”修足刀；李疙瘩的“李字”皮铲；王源兴
　　的“王字”剃头刀“；白殿元的祖传切药刀；王运田的”王麻子“剪刀等都是深受当地喜爱的好产品。至于其
　　他的竹器业，铜业，木业，药材业，杂货业，茶叶业，布业，瓷器业，文具业，食盐业等行业也是生意兴隆，
　　日进斗金。
　　济宁工业、手工业的代表，是酱菜业的领头羊——“玉堂酱园”。
　　起初开办“玉堂酱园”的是苏州的戴某，时间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被济
　　宁的大官僚世家的孙家和济宁的大药材商冷家合资买下，并改名为“姑苏玉堂”。到了道光七年（1827），已
　　经发展为30万吊铜钱资金，300多名工人，300余间作坊，50多种产品的大手工工场。
　　在玉堂老店的南墙上，有以每个字一两银子的润笔请清末著名书法家项文彦书写的百字文，将玉堂的生产
　　规模，经营范围和发展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姑苏玉堂酱园老店，自造秋油伏酱、五香茶干、远年干酱、甜
　　酱、独流老醋、佳制金波药酒、各种色酒、各色提露、真沛干酒、干榨黄酒、绍兴零沽、糟鱼、醉蟹、佳制冬
　　菜、酱糟腐乳、八宝豆豉、关东虾酱、虾油，大仓糟油，南北各种小菜，木糟香豆油坊，敬神素烛，一应俱
　　全。”
　　玉堂的产品畅销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至到东北三省，尤其是冬菜和酱菜，不仅畅销苏杭二州，在北
　　京、天津一带也是名声大振。不知怎么让老佛爷慈禧太后知晓了，也要尝尝玉堂的“小菜”。命军机大臣孙毓
　　汶、顺天府尹孙楫，把老家经营的玉堂“小菜”送进宫去。接到懿旨的孙氏叔侄连忙赶回济宁，带了特制的冬
　　菜、合锦、八宝、万年春、人参笋、五香干、豆腐乳、糖醋萝卜、酱花生米等精致小菜，派精明能干的大伙计
　　林大松和一名厨师，乘专船前往京城进贡。当老佛爷吃到“光泽鲜艳、甜而不腻、咸而不浊、脆硬适口、味美
　　芳香”的小菜时，“凤颜”大悦，脱口而出“真是京省驰名”。当时，老佛爷一高兴，还赐林大松挂七品衔，
　　封厨师为“御厨师”。
　　与此同时，济宁的茶馆酒肆也遍布大街小巷，汇集四面八方精髓的小吃也应运而生。
　　随着南方的丝绸、布匹、纸张、瓷器、铁锅、白糖、药材、毛竹和茶叶源源不断地经济宁运往北方，明朝
　　时期，饮茶之风传至济宁。据史志记载，明清时期，济宁运河两岸茶行林立，仅较著名的茶行就有28家。“庆
　　和公”、“复裕”、“源和原”、“茂盛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茶馆更是星罗棋布，城关内外到处都有，
　　非专业茶馆忽略不计外，仅仅规模较大的茶馆就有数十处。这些茶馆大都集中在运河两涯城南门和运河上的各
　　闸门口附近，如大闸口、小闸口，一直到顺河门，几乎可以说“三步一茶馆，十步三个多”；城内各要道口，
　　城外的十字路口，一定会有很象样的茶馆，至于当时济宁的娱乐中心，也可以说是“红灯区”的“土山”一
　　带，更是一家挨着一家，茶馆套着茶馆，难以数计。由于每个茶馆的设施、风格、经营方式各不相同，所以招
　　揽来的客人也自然大不一样，这样天长日久，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粗略统计了一下，有以下几种形式的茶
　　馆——鱼贩茶馆（微山湖鱼贩喜欢聚集的地方），豆芽茶馆（小商小贩，推车挑担，其中以买豆芽者为多），
　　商业茶馆，清唱茶馆，下棋茶馆。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土山”东邻的玉仙亭。“房屋较大，门外宽敞，桌
　　凳齐整，竹躺椅成行，满座时可容纳百余人，当炉调器者除主人外尚有雇工。设有细瓷茶具，且另备红碗，专
　　供回民之用。茶叶多为名茶，花色繁多，任客选择，茉莉花开放时外加鲜花，青果上市时茶内放青果。瓜子花
　　生仁随茶端上，豪客上座时备有干鲜水果及糕点，吃不吃客便，不吃不算钱，可称设备齐全，招待周到，每至
　　春日夏晚，更显繁盛。”
　　至于饭店，更是数不胜数。此处只列举几家比较著名的。像擅做鸭肝虾仁、炸鸡塌的“宏源楼”，擅做干
　　贝溜黄菜、糖炒鱼片的“温泰和”，擅做翡翠鸡、凤尾虾、鳝鱼段的“第一村”，擅做太史鸡、宫保鸡丁、松
　　子鱼的“紫云亭”。
　　有一首歌谣《济宁州，赛银窝》，道出了济宁的富庶与繁荣。
　　“济宁州，赛银窝，白银圆多大铜铬。城东石里白蜡多，不如马坡白蜡棵。
　　老运河，南北长，水流济宁到苏州。交通方便行商多，南门枕着运粮河。
　　……
　　土山上，杂巴地，一溜土山玩玩意。打大锣，猴推车，打拳卖艺刀枪摸。
　　先拜师，后再玩，父老兄弟多关怀。变戏法，手头快，布包豆豆茶壶盖。
　　……
　　小摊贩，估旧行，象牙筷子旧佛像。水晶石，旧珠宝，一翠二玉三玛瑙。
　　旧唐书，旧宋词，《康熙字典》是古的。老书摊，旧书多，名人字画古碑帖。
　　……
　　百花村，万福楼，这是两个大馆子。三鲜海参烧鱼翅，一品山药糖溜鱼。
　　隆盛店，烤鸭子，筒子屋里炖酥鸡。一品香，天津包，太平街上大鱼汤。
　　……“
　　要想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济宁的繁荣情况，我们不妨看一组数字：茶叶店39家；烟叶店23家；酱园49家；
　　海味店4家；肉食屠宰89家；饭店111家；馒头铺391家；粥铺145家；旅店120家；浴池18家；理发店71家；钱
　　号44家，典当铺40家。
　　经济、漕运、社会上的巨大繁荣，促使济宁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元代曾在济宁设漕运司，行都水监，明
　　代设济宁卫，清代总管全国水利的最高机关河道总都衙门，又设置在了济宁，致使济宁的政治地位升格为一个
　　朝廷要员长期驻扎的重镇。原来府辖的“济宁州”亦随之升格为省辖的“济宁直隶州”。“致使朝廷命官纷至
　　沓来，金钗玉坠招摇过市”，就连康熙、乾隆帝屡次南巡，也曾几度驻跸济宁。
　　大运河，给济宁带来了繁荣和富庶，使济宁成为鲁西南名副其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晋代的
　　济宁，人口只有1700户，到了明末，已经发展成为仅仅城区人口就达10万的大都市。城区也一扩再扩，由原来
　　城区的街巷98条，发展到清道光年间的290条。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由于济宁东有沂蒙山区，西有嘉祥丘陵，周围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地处南四湖的北
　　端，附近又有汶河、泉河、泗河，牛头河，流经城区的有洸河、府河、越河，再加上从城区穿过的大运河，另
　　有像王母阁坑、冰窖坑、马家大坑、翰林坑、莲花坑等池塘，使整个济宁与江南水乡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在
　　济宁为官、经商的很多都是江南人，如仅仅河道总督就有47位是江南人，其中苏、浙两地的21位。他们的住宅
　　和官邸大都或承袭了江南民居的建筑格局或直接受江南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整个济宁的城
　　市建设带有了江南风格。因而，济宁在解放前，一直享有“江北小苏州”的美誉。
　　尽管如此，有一个事实，却长期未能引起济宁人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后来济宁急剧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那就是——济宁人并没有真正作好依托运河发展自己的这篇大文章，尽管有许多的南方富豪在自己的家门口给
　　自己做出了鲜活的榜样，但是，济宁人只是沉浸在大运河带来的繁华与富庶带来的享受中，没有想着自己要做
　　些什么，没有真正发展属于自己的工业，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只是为外地的大商人打工跑腿，甚至是靠出租土
　　地房屋赚取钱财。这就决定了济宁的经济主动权永远不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服从甚至是被
　　雇佣的地位。济宁人实际上，是在出租大运河的便利，出卖大运河带给自己的机会。因此，当清朝末年，黄河
　　泛滥，将黄河以北的运河壅塞后，大运河南北黄金水道的价值已经失去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已经无暇更无力
　　浚通大运河，大运河已经成了一条已经萎缩堵塞的动脉，河道总都也随之被朝廷裁撤。在这种情景之下，外地
　　的商人纷纷将资金抽走，转而投资到他地，济宁的经济马上就成了一棵失去了依附对象的牵牛花儿，顿时如土
　　委地，一蹶不振。仿佛是一夜之间，济宁也由一个“父做高官子登科”的地方名流变成了一个只剩下一片沉寂
　　家产的破落户。从此，济宁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每况愈下。到了解放后初期，
　　曾经被运河水滋润得鲜活无比的济宁，已变成了面黄肌瘦、衣衫蓝缕的黄脸婆，既没有了姿色更没有了资本，
　　已经远远地落在其他地区的后面。
　　要追究这样做背后的根本原因，那就是“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在济宁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文不经
　　商，士不理财”，是济宁人固守的一个生活信条。尽管外来文化与济宁本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会贯通后，形
　　成了独特的商业气味十分浓厚的运河文化，但并没有或者说还没来得及改变济宁人固有的传统观念，济宁就变
　　成了只有昔日辉煌的空壳城市。
　　但是，大运河毕竟给济宁带来了几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繁荣与鼎盛，给济宁留下了“江北小
　　苏州”的美名；留下了太白楼、铁塔寺、声远楼、孔庙、状元墓、来鹤观、卧佛寺等数以百计的古迹；留下了
　　一座别具一格的手工作坊遍布大街小巷的商业城市；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名牌……如果，济宁人能够珍惜这
　　些文化遗产，依托近在咫尺的曲阜古城、泰山名胜，以及南四湖的自然风光，一手搞好旅游业的开发，一手重
　　整旗鼓，搞好手工作坊的重组，让其在新形势下找到一个新东家……也许，济宁还会有第二次机会，也许，济
　　宁会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东山再起，也许……然而，济宁人不但没有把这些“也许”变成现实，反而把原本业
　　已破落的家产，也在十年浩劫中，毫不留情地给推翻了，铲除了，消灭了，幸存的也已是伤痕累累，面目全
　　非。城区内外的河流，已没有了昔日的活水，有的只是酱油色的污浊；城区周围的古城墙，已消失得不见一砖
　　一瓦；大街小巷上的青石板路面，也已经荡然无存；原来的竹竿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篦子市、达绳
　　巷、炉坊街、纸坊街、烧酒胡同、糖坊街、香铺胡同、曲坊街、皮坊街、袼褙巷等，早已只剩下一个个的名
　　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只有到史书中才能看到。就连那原本到处都是的古槐，也只是稀稀拉拉的残留了几
　　棵……
　　这还怕不够彻底，还将济宁以“十大匠”为代表的手工作坊，一律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当作“尾
　　巴”给割掉了。幸存的玉堂酱园，也变成一个丢却了所有特色与优势的“大饭场”，没有了竞争机制，没有了
　　市场意识，到后来已经是名存实亡；享誉世界的“济宁路山羊板皮”也因与“玉堂酱园”同样的原因日渐式
　　微，苟延残喘。最后，曾一年为济宁创汇几千万美圆的毛皮制革业竟然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当年只买
　　出了7件皮衣，其命运当然是销声匿迹；原本声势浩大的红炉业，也不见了往日的风采，只剩下几个小作坊敲
　　敲打打，勉强度日……济宁，已经成了一本只有封面的运河文化史！
　　然而，历史再一次地将幸运的彩球抛向了济宁，大运河要再一次的给济宁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南水北调
　　工程，已经启动，济宁将再一次成为大运河畔让世人不可小觑的水路交通枢纽。
　　希望济宁能够抓住机遇，再现当年“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与昌盛；希望济宁能够汲
　　取前人的教训，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既看到自己的优势又看到自己的不足，重整旗鼓，再创辉煌；希望今天
　　的济宁人不要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书写史志时，为自己的前辈遗憾叹息。
　　　
　　2003.2.19山东济宁
　　
　　 文章来源：木末之风 转自《齐鲁热线》--“孤雁一只”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