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结婚后的不长时间，一个同学对我说了一句我现在依然信奉的话——有实力就有魅力。
　　因为单位不景气，整天无活可干，加上没有巴结好领导，我自己罢工了。我是这么想的：破釜沉舟，只有先置死地才可后生，这个撇不下那个扔不掉的，只会贻误机遇。妈问我怎么不去上班，我说没活儿干，放长假了。单位派同事来催了几次，后来带车间主任的口谕，威胁说再不上班就开除，我巴不得早点儿被炒，以使自己置身真正的死地。
　　不上班真好，可以一觉睡到中午，饭也可以由着性子慢慢吃，细嚼慢咽的，绝对符合养生之道。夏天也好，洗把脸，套个大短裤穿着施鞋就可以走出去。就是没钱不好，小心算计的花了一个月，口袋里最后一毛钱也对我说拜拜了。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到了烟都断顿的时候，和所有分文皆无的人一样，我唯一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只有一个——挣钱。
　　也就是我每天翻报纸，找招聘启事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要动迁了。起初谁也没当回事，前两年也这样嚷嚷过，最终都不了了之。过了一个多月，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回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斤两了，高不成低不就，整个儿一死听卡档。街坊四邻也几乎忘了动迁这码事，就在谁都想不到的时候，动迁办的人就来量房子了，突然得象半夜里进村的鬼子，挨家挨户的，拿着皮尺比划，然后在本子上记，也不管你对丈量的精确程度表示多大的怀疑和不满。过了几天，街头巷尾贴出了动迁办的动迁办法，一时一片哗然，因为那些细则一行行看下去不但无法让人接受，甚至无法理解，近乎荒诞。又过了几天，新上任不久的市长在体育场发表演说，宣传动迁政策，号召大家积极响应配合，还没讲一半就被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哄下台去。我觉得这个市长有点太幼稚，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后还敢大庭广众的站出来讲话，肯定是为官不久的菜鸟。
　　妈说：“盼了多少年想住楼房，又省事又干净，可现在看来咱们住不起呀。”爸一声不吱喝他的闷酒，喝完了直接上炕躺下，睡是睡不着的，就在辗转反侧中不时掺入几声哀叹。这叹息声我已经听了多年，可是没有熟悉的感觉，而且越来越不堪忍受，好象一声比一声沉重。匆忙收拾完碗筷，我赶快扎到自己的小屋里，点亮荧白的台灯，然后倚在折叠椅上发呆，早到了该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的年龄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能做些什么。
　　
　　几个难熬的热天一过，秋雨淅沥沥的来了。终于在报上看到了一版叫我兴奋的招聘启示，一个韩国独资的电子工业城招聘大量的技术工人，月薪不菲，我的专业和实践经验再符合不过了，这回总算遇到合适的了，也许会直接任命我为生产线的拉长之类，起码也是个组长，我告诉自己，这回可找到新起点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所有证件和三爷一起去应聘。天上飘着看不见的雨丝，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风从每个汗毛孔侵入体内，然后贴着清冷的秋水掠去，刺激的人一个冷战接一个冷战。这样的天气，应该没有多少人来竞争了吧？我不禁祈祷雨再大点。四路车在工业城门口刚好有一站，从人堆里钻到车下，还没站稳我已吓了一跳——我已经是提前了半个多小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比我更早！原本宽敞的大门口，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只有几个撑着雨伞，场面很象旧电影中，听到战火飞来而拥在银行门口急待取钱的上海滩，又象是为了迅速致富而不惜一切代价等着认购证垂青的深圳股市。
　　一趟趟公交车停靠、驶离，留下一群群衣着打扮入时的少男少女，将希冀一份工作的这个集体不断扩大。“我操，咱俩回去吧？”三爷缩着脖子问我，我说：“就这么回去不是白白让雨淋了一早晨，反正又不收报名费，看看再说。”老实说我觉得三爷在这场还没有开始的竞争中已经出局了，他的各方面条件已被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轻蔑的踏在脚下，尤其是外表，而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但是我不愿就此回家，特别想就在这里站下去，这个意义已经超过了我来到这里的目的。说不清是酸，还是涩，抑或冷，一种未曾领略的感觉在周身弥漫，越来越有质量，越来越不清晰，我越发的想弄清楚。
　　两年后，我独自去郑州出差，同样秋雨霪霏的日子，在大同路一家小旅馆里第一次看《辛德勒的名单》，当无数抱着衣服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驱赶着排着队奔跑的镜头在眼前晃动时，我慕然想到了这个求职的早晨——铁门咣铛一声打开，人群顿时骚动，十几个比警察还象警察的保安，挥舞着橡胶警棍，喊叫着指挥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人，排起几条长龙，铁门忽开忽合，放入一拨拨急迫又似乎幸运的人，然后冰凉的档住门外更多人的视线。
　　我和三爷在排队的时候散了，好在不必担心从此台海一方。完成了填表，验证，面试一套程序，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我和一些人从侧门被放出来，兜到正门找三爷，只看到比刚才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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