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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新戏子 收藏:0 回复:0 点击:4416 发表时间: 2004.12.16 00:09:40

暧昧的宗教/邢晓飞[ZT]


   我一直以为宗教在中国是种奇怪而暧昧的存在,它与信仰无关。这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残酷指证,更是对声势浩大的隆重传统的挑明。在过去的历史中,儒教和国家意识形态戴着面具,借助冷兵器的寒光和现代枪械的威严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在他们的刻意装点下,诺大中国变成一个大舞台,鹅冠博带的白面儒生和穿着中山装、风纪扣,一脸严肃神情的国家官员在台上念着先知的台词。在殉道者前仆后继的惨烈社会环境中,他们脸上忧国忧民的悲戚打中了人民内心最柔软的部位。由此,他们得以成功以天道或以革命的名义潜入人民的后花园,在里面伪装成劳动者、创造者和种植专家,从事事实上的毁灭、破坏和涂写。在前者,儒生们饮酒唱和,以一行行叠韵的诗歌、韵文为原料培育了国家属个人所有,土地属个人所有的无边谎言。这一谎言并不诉诸暴力,暴力只是其间有效的点缀。精致、严密、格式化的韵文成功窒息了人们理性的萌芽、对现实的质疑和创造力的暴发。而在后者,那些勤勉的国家干部并不需要亲自动手。他们以美丽新世界为诱饵,以道德净化为律令,以着装齐整的国家播音员散发的关于未来消息为号召,让人民自己锄去了例如玫瑰、紫丁香或者兰草,星夜种上菊花、向日葵、青松及菜蔬等作物。两者尽管都号称与众不同,宣称代不同的神立言,他们拿出不同色调的笔签字,提出的关于未来建设的纲要和基本原则亦是大异其趣。他们许下若干美妙但不同的承诺。但两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以人民的鲜血为墨汁写下一部部伪经。这种以血代墨的书写方式被每个时代官方的史书编撰者称为殉教,而牺牲者被尊称为烈士,放入寺院的祭台,享受烟火、猪肉和后来者的跪拜。这些都是在阳光下发生的事件,在阳光烈焰被掐灭的午夜时分,在理性复苏的时刻,伪经包括它的书写方式被重新打量、估价直至被愤怒所撕毁。一切都在静默无声中进行,连愤怒都是无声的。这一浩大的民间毁经运动基本上和官方的写经运动同步。白天的写经运动在街道、广场和电视上堂而皇之的进行,而夜晚的毁经运动则在私人会馆、书房和监狱中进行。于是我们看到虽然宗教仍在、庙宇仍在、经书仍在,事实却是天堂崩塌、上帝消失、信仰全无。
  
   以上小心翼翼含糊不清的关于宗教纵向历史的言说并没有穷尽现实的困境,在与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对比分析中,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伪经所以成为伪经的全部可能。稍稍作些考量,可以看到西方大地上生长的宗教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制造的宗教属于不同的概念。在西方,神某种程度上是先念存在的,他洞悉了宇宙的全部奥秘,全能全知,在第六日以自己的形体为范本创造了人类。与永恒无际的神相比,人类个体的存在显得虚无缥缈短暂如白驹过隙,人类只能以宗教为媒介建立与绝对、无限神的联系,以与神相依相偎的安宁温暖来抗衡无情又极速前行的时间。与造物主连接着的一整套宇宙秩序再细化为人世的准则,人类用之以抵御岁月之河的残酷冲刷。与作为创世者的西方神祗相比,亚细亚多灾多难大地上的神主要作为人类拯救者面目出现。尽管也有神创世的传说,但不是底气不足就是语焉不详。官方史册编定者对“我们来自哪里”的问题兴趣不大,他们只关注 “我们是否需要拯救”及“是否对我们的救世主感激涕零”。因为是拯救者,所以人类需要对神顶礼模拜,献出一切,需要双膝跪倒反衬神的高大。亚细亚的神更喜欢我们头颅抢地或者印制他们的像章,他们不喜欢被放在寺院、教堂这样冷僻的地方。相反,他们喜欢热闹,渴望被被举抬着涌入广场或者到会场的主席台就坐。
  
   作为创世者和拯救者的不同身份,神的面容亦迥然不同。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钢铁横穿过他掌心,他鲜血淋漓,面容忧郁,作为人类苦难的一个隐喻或者直接作为人类苦难的分担者存在。相比之下,东方的神大都神采奕奕,面带微笑。他们座落在一处处风景绝佳的高山之颠,或者高大威武或者俊美妩媚,浑身上下金光闪闪,与世俗的无上权威和富贵之家遥相呼应,相互唱和。西方的神是内在的,他盘旋于人类灵魂的上空,在人们血液、骨骼中游走。悲伤时祈祷,快乐时感恩。东方的神是外在的,他在经书上、在寺院里,在历史教科书上、在墙上挂着的领袖像里出现。他在房屋的正中看着我们,在清晨的四起的广播中唤醒我们,一个错置的词语、倒放的报纸及不合时宜的梦境都导致渎神行为。同样,我们并不真的相信神,只是喜欢临时抱起佛脚,在那些有权有势的神面前投下硬币,以献媚、奉承代替赤诚、信念进入神的领地,企求神的施恩。鲁迅先生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这些神的传教士亦是如此做秀,更不用说传教士所牧的羔羊了。西方的教堂是静穆的,它的尖顶、墙裙、壁画、门户、光亮形成一种异常森严的氛围,压迫着人的感官神经。而我们的庙宇、神像大抵着朱红颜色,一切有神的场合鼓乐宣天,大声喧哗,人群摩肩接踵,把宗教这一关乎灵魂不朽的盛事转为严肃的权力斗争或者肤浅的感官游戏。
  
   2003年秋季,在南部中国一次穿梭行走期间,我听说了所谓的厅局级和尚,亲眼见证了县团级的和尚,看见青衫素面的道士从黑色中轿车上下的优雅从容。在沿海中国一座五百米的山峰上,我跟在旅游团后面,听一位年仅二十余岁的女导游随口吐出串串荤段子。我身后还有无数或大或小的团队,鲜艳的旗帜迎风飘扬,高昂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荤段子引发的夸张笑声满山满谷。海拔五百米的山顶,一尊高达七米的大佛面前红烛高烧,烟雾缭绕,录音机里播放的诵经声不绝于耳。一批批人群在佛像前跪倒、抽签,嘴里念念有词。边上的解签和尚戴着眼镜,在我到达的时刻正从古色古香的盒子里往外掏钱。盒子下方木板上贴着广告,字体用电脑打印,标准宋体,加黑加粗:解签十元。前来解签的人流不绝,他们在获知自己的命运后,无论是带着快乐或忧愁离开都绝不留恋。我把这一场景当作宗教在暧昧时代存在的隐喻。此外,具中国特色的宗教在粘贴上儒家和国家意识形态两个防伪标签后,我想时代已经进行第三个防伪标签的印制,它正在锻造第三尊伟岸的神像。
  
  (本贴由邢晓飞于2004年12月15日12:03:52在〖新散文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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