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枪声上的城市
　　
　　 用普通话读“南昌”两个字，拗口却不响亮，像风从似曾相识的地方吹来，记忆（或想象）中影像飘飘摇摇，就如同读“合肥”、“郑州”、“贵州”。所不同的是，1927年一声枪响在南昌沉闷的发音上擦出一丝火花。
　　 火光首先映亮我们城市高耸的鼻梁——广场上高耸的烈士纪念塔，远看像一颗逼视天空的步枪子弹（1927年汉阳兵工厂造）；在后侧望上看，它极像一只踞伏不动的老鹰，塔顶凝固的军旗后摆是巨大的喙。全国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天安门广场）的诞生来自武装军队的第一声枪响，是的，我们的城市是一座骑在枪声上的城市，那声枪响的读音是“八一”（似乎是象声词“叭”和它的休止符）。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桥、八一起义纪念馆、贺龙指挥部、朱德故居等等，我们城市仅有的一些旅游景点大都是用枪打出来的（只有滕王阁和八大山人纪念馆是用文弱的毛笔勾画出来的），包括城市的小名——英雄城。
　　 在南昌新老街区，已找不到1927年8月1日的弹孔，弹孔刻在市政府官员的舌头上。任何外事（包括经济推广）活动中，官员们打出的城市名片总是英雄城，名片内容也总是几十年前的那声枪响。似乎1927的一颗金灿灿的子弹的重量就是南昌的全部重量，似乎它作为江南名城豫章、洪都郡的数千年历史都被一声枪响给枪毙了；似乎1927年之后，南昌人除了用回忆反复擦拭枪声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没有做。
　　 我几乎不看本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尤其是在节日，一打开电视就有无数声枪响颜色鲜红地向我扑来。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才6年多，已经患了以下一些词汇的恐惧症：英雄、八一、第一枪。这样说的同时我要更正一个误解，我并非那种在心里抵制激情与光荣的人。恰恰相反，我是战争片狂热的淘金者，我看过几乎所有的二战名片和国产战争大片，三大战役每部都复习过七八遍以上。在上饶读师专时，我经常自发地去学校边上的上饶集中营旧址瞻仰研究新四军被俘将士的狱中生活。去南京出差，一下火车就去参观原国民党总统府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重庆，去的唯一景点是渣滓洞纪念馆。
　　 我13岁第一次到南昌，住在贺龙指挥部旁的大姨家。大姨指着阳台右下侧一个空无一人的老院子（它的墙壁和地面都是灰色的，里面的时间似乎也是灰色的）说出它曾经的主人的名字时，我身体瞬时被一种崇高的情绪挟裹。贺龙是我当时最崇拜的解放军将帅，那个年代有不少反映洪湖流域战争的电影和连环画（关于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可能是《元帅之死》），我的个人成长史，是由想象中的枪声连缀成篇的。18岁之后数次到南昌，没去大姨家，八一起义纪念馆倒是去了一次。定居南昌后，还自费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个人去的，中午在办公室无聊，想想纪念馆不算远，就散步去了那个寂寞的院落，站在巨石阴凉的内部想象它在1927年作为江西大旅社时的繁华，以及在它高大的门洞和彩色玻璃窗户（现在均已失明）后如花朵般重叠的面孔。第二次是带一个浙江来的朋友去，我跟她说，看滕王阁不如看八一起义纪念馆。
　　 1998年，北京一自由撰稿人应我当时供职的期刊邀请来南昌，他和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南昌为什么要叫英雄城，下火车不久，就看到一伙人在八一广场打架。他扶着眼镜的右腿说，这样的盛况，在别的省会不易看到啊。
　　2001年，我们城市真出了一闻名全国公安战线的英雄，作为刑侦大队队长，在面对劫匪自制火枪口时，他率先冲了上去，在一片炸响的火光中，他用自己头部的血写成烈士二字。他也许是英雄城里唯一对得起城市名称的居民。可也有媒体说，他只是烈士而算不上英雄，英雄应该既要解救人质，又不让自己做无谓的牺牲（他制服劫匪的方式不像警察更像一个黑社会老大）。
　　 在一次笔会上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红色资源是江西特色之一，但江西的文学如果过于强调红土地的概念，特色就会变成陷阱。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南昌市政府的会议提过类似的观点，1927的枪声毕竟只是是南昌城市内涵的局部而不是全部。
　　 2002年6月初至2004年8月中旬，我租住在上沙窝滨江小区，和赣江是邻居。上沙窝这个农业色彩浓郁的名词使我对它的身世浮想联翩，最直接的推理是，同与之毗邻的下沙窝一样，多年以前，它们都是赣江的沙滩，遍布荆棘和芦苇。也就是说，我每天是枕着多年前的芦苇和涛声入睡的，这个想象使我的睡眠质量日益提高，只是如此浪漫的想象没有持续太久。
　　 在网上搜索有关老南昌的记忆，不小心搜出方志敏三个字——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英雄。在上饶读书时，我每年要坐长途汽车路过他的家乡弋阳数次，田畴上一个路口拉着个横幅“红十军军部旧址”，只是从没进去过。对于他在南昌被关押和牺牲的过程，也是知之甚少，我们知道的只是一篇短短的《清贫》。用“百度”搜索引擎搜出所有与方志敏有关的资料，一个以前从不知道的信息撞在心口上：几经劝降无效后，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被枪毙于南昌下沙窝一带，解放后经当年的看守指认在下沙窝的荒地挖出遗骨和一副镣铐。
　　 南昌市140万居民知道这个情况的极少，大家只知道1927年8月1日的枪声，因为这声枪响已经变成了一个军队的节日和一座城市的荣誉。滨江小区一带的居民，更是几乎没人知道这个情况，大家每天在江边散步、安睡，仿佛这里从 1935年开始就已经是宾馆和楼盘林立的风水宝地。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声不出名的枪响比1927年那声更具震撼力：下沙窝就在上沙窝边上，也就是说，我每天都是枕着枪毙方志敏的枪声入睡过去却一直不明真相。这个事实让我在2004年的夏天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在南昌，我即使能忽略1927年的著名枪声；1935年的那颗子弹，还是会在一个又一个凌晨从枕边出发追上我冰冷的心跳。
　　
　　热爱一座内地城市的五个理由
　　A
　　这个理由是其他四个理由的前提，我爱上南昌并准备通过定居把这种感情进行到底，首先因为它是个内地城市而我又在所谓的沿海地带生活过一段时间。比较导致偏爱。一般的情况下，在沿海呆过半年以上并在那里找到立足之地的人，会很快产生过去在内地的日子类似于囚禁的悲惨印象。在他们的词典里，内地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是贫穷、闭塞、压抑等种种不愉快记忆的集散地。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我在广东顺德一个十分著名的家电企业的总裁办当了半年多经理（更早的1993年的夏天，我和深圳发生过类似的关系），当时的薪水是我在南昌的三倍以上，而且升值空间巨大。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影响和其他人恰恰相反，我没有逃离的幸运感，反倒发现刚刚逃离的内地其实最适合我。我的内——心，只有放在内——地，才比较妥当。5月下旬我从沿海回到内地时，仿佛得是从时代的泡沫层沉潜到了自己的内心。
　　B
　　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热爱落后，但南昌比时代慢几拍的缓慢肯定是符合我的爱好的。我不能忍受快节奏和过分充实的状态，给再多的钱也不干。直到2005年初，南昌的不少数单位还流行一张报纸一杯茶的上班风格，即使是一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媒体从业者，也不会像沿海的大多数人那样每天都在居安自危，用没完没了的加班贿赂命运。就如同那个著名比喻，沿海人像是突然被抛到开水里的青蛙，怕烫的本能使他们纵身逃命；而南昌是锅逐渐加热的凉水，青蛙们浮在里面，对危险的酝酿过程反应迟钝，结果在犹疑中慢慢被煮死。我珍惜凉水变成开水前的最后一段时光。一张报纸一杯茶虽然太离谱，但生命的本质也绝对不是忙碌。身体过于忙碌，情感一定过于粗糙。南昌到处是制造缓慢的建筑：酒店、茶楼、量贩式歌厅、公园。尽管每一处都不是很有特色，价格倒也是实惠的普及型，令我想起一句老话：为人民服务。虽然没有成都那么出名，南昌其实也是消费的激情大于劳动激情的懒汉城市。在温州和深圳，有50万存款的人都要为下半辈子急得夜夜吃安眠片；在南昌，有个安定的月薪3000元左右的工作就能过上恶少般的美好日子。在这样的城市，我像成功人士那样每天睡到自然醒，像古代人那样保留清谈和做美梦的热情。
　　C
　　南昌不是前卫的城市，和顺德、温州等那些沿海城市相比，多元还是算得上的。我在广东时，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谈挣钱，似乎商业是所有人的事业。我不是不喜欢商业，只是不喜欢周围所有人都以经商为己任（这和80年代初全国人民都爱好文学一样令我窒息）。2000年以后，房地产带动了南昌的商业意识，但是商业并没有主宰南昌的全部神经。南昌的漂亮女孩，像七八十年代那样，对高干或高干子弟仍有旺盛的献身热情，当然也有极少数境界不高的，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婆或女朋友。一个作家要获得一个文学女青年的爱情也许并不困难，但如果要赢得一个庸俗美女的爱情则令人景仰。我想暗示你的是，在南昌，当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也还是有点意思的。不少生活在南昌的省级领导经常参加散文笔会，我们城市的许多公共汽车上都印着我一些朋友的诗歌（一次诗歌节的流动诗歌展）。有一两年，我和两个写散文的朋友，平均每周都要到一个名叫名典的咖啡厅里去泡一晚，谈谈写作，和对艳遇的渴望。我们身边的那个空座椅上，不断出现新的美女面孔，这使我们误以为玻璃幕墙外的潮流是可以忽略的。我们每次聚会都像是发生在唐朝，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相继出现钢琴的低语和“欢迎光临”的问候中。其中一个个子较高的人用恋爱般的嗓音说：来一杯碳烧，一壶名典热啡分成两杯。我使用这个比喻时，唯一的困难是，不知道他到底像那三个古代大师中的哪一个，他们三个，没一个爱穿一身牛仔，没一个像他那样，既爱安宁的古代，也爱混乱的现代。
　　D
　　曾想写篇《住在四季边上》，在日照和气温过剩的广东，我发现四季分明对我是重要的。以前，对南昌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湿冷我是厌倦的，现在想通了，它们是我体验四季分明必须承受的代价。虽然城里的季节主要在美少女变换的时装上更替着；在郊外，春天的油菜、桃、李和秋天的枫林、芦苇，冬天偶尔的雪，夏天的赣江露天泳场和免费参观的丰盛肉体，它们及时的此起彼伏让我对每一季都保持着新婚的热情。我对南昌的近郊不太满意，东、南、西郊污水塘太多，北郊的梅岭虽然风景尚可，但开发过度，游客比野生动物多。广义的远郊则有许多可去的地方。在南昌，一到春天我就蠢蠢欲动，似乎呆在室内是不道德的麻木行为。春天、夏天、秋天，我频繁外出开笔会，或自费出门旅行。婺源、浮梁、资溪、鄱阳湖、庐山……深入四季的角度有很多，公路两侧的田野野性十足。沿海地区的公路两侧都盖着大小工厂，我从广东回来后，在江西境内旅行，一出门就像是在旅游。沿海人或许想象不到我的幸福，从未离开南昌生活过的本地人也无法想象我对此地四季的敏感和感恩。在广东的半年，我皮肤干燥，季节感错乱，写不出一篇散文。我从广东回到南昌，类似水蛙从沙漠回到池塘。我外出旅行，像青蛙在水里优游；平常待在南昌，像青蛙趴在岸边的湿地，虽然离水有一定距离，但蛙皮是湿润的，内脏也是湿润的。
　　E
　　南昌是离我家乡鄱阳最近的较大城市。这个事实使我在28多岁时想逃离南昌，却让我在30多岁时增加了对南昌的归属感。30岁以后，我对鄱阳的感情日渐升温，我的父母、外婆和妹妹生活在那里，最好的朋友在那里，我大部分青春也留在那里。我热爱一切和鄱阳距离很近的地名。从南昌到鄱阳，坐快艇经鄱阳湖去鄱阳镇，冬季枯水期需五个小时，夏季涨水期最快只需两个多小时。坐大巴沿着鄱阳湖北岸从九江绕道回去，也只要3个半小时。2005年10月，鄱阳到余干的一级公路通车后，走昌万（年）公路取道余干去鄱阳只要两个小时。这种速度让我有信心把鄱阳想象成南昌的卫星城。我在南昌，经常有说鄱阳话的人过来找我，我也经常回鄱阳去过周末。这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但我又没有从未背井离乡。南昌成为兼容远行和还乡两种情结的最佳距离。我有两个理想，一是租一条机帆船从鄱阳湖漂回鄱阳去，躺在船头的木甲板上跟朋友喝酒看风景；二是等鄱余公路修通后，骑山地车回一趟鄱阳。我不断在脑袋里演习这些计划时，发现南昌已成为我的家乡概念的一部分。
　　B面南昌
　　有时候，我会被莫名其妙的情绪支配，骑着山地车，把一些从未到过的角落当作丛林来探险。
　　一个酷夏的傍晚，在赣江边新窜起的临江花园看过房子，被防洪堤内侧的小路领着进入一片旧居民区。我知道那是块老城区，却没料到会那么老，山地车好象是从2002年驶入了1972年。我首先看到了他们头顶的瓦。已经有许多年没见过瓦了，在县城都很少看到，没想到在每平米3000元左右的临江花园附近看到了。一大片灰黑残破的瓦，遮盖着一种70年代风格的城市生活。鸡舍般漫长低矮的宿舍，没有一户装了空调。许多赤裸着大半个身子的男人叉着腰，望着门前灰烬般飞扬的蝙蝠油画似地发着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坐在门前的竹床上摇着蒲扇，驱赶高温和蚊子。我的鼻子在路过那片区域时，收集到潲水和隔夜饭混合而成的亲切的臭味。一瞬间我想起了在县城度过的遥远粗陋的童年。
　　真是难以想象，2002年的南昌市区内，还有那么多人停留在70年代没有与时俱进。他们每天站在自家门前仰望500米外临江花园高耸入云的骄傲身影时，脖子会感到酸痛吗？
　　我们在办公室研讨夜晚的温饱问题时，一个同事说：想吃快餐吗？八一桥和八一广场附近多的是，最便宜的5—10快钱一次。我说不可能这么便宜吧？去发廊也得150元左右啊。他一脸坏笑地说：你去可能5块都不要。那些下岗女工，一没有青春，二没有姿色，几块钱绝对搞定。他的话很快得到印证。我夜晚路过八一大桥引桥的幽暗处，发现那里聚集着许多神情诡异的人，一些三四十岁的女子，三三两两地逡巡在桥墩的阴影里，一些外地人和老年人不时缩着脖子凑过去搭几句话，然后一前一后地离开。后来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批评报道，指责居然有人把皮肉生意做到八一广场烈士纪念塔下，那个记者说，再怎么样也不能亵渎革命先烈啊。
　　我住在孺子路时，有天深夜从外面回来，看见楼下的良友超市门口坐着一个相貌酷似圣诞老人的老者，大概70岁的样子，面色红润，银须飘展，用一件旧大衣包裹着自己坐在超市门口。他一点也不像那些远道来的乞丐，因为我没见过那么干净漂亮的乞丐。他坐在零度左右的寒风里，表情居然是安详的。第二天早上我路过超市时，他仍然抱着自己坐在那里，所不同的是身上增添了一件雪做的大衣，他雪白的长眉毛往眉心收拢着，目光还是坚韧地安详着，但就是这种安详，比刀子还锋利地割伤了我的眼睛。
　　此后的每个冬天，我都会想起那个老者目光，想着想着眼睛里的水分就要失控。
　　那样的眼神，我后来还在另外的场所见过。在我常去喝咖啡的八一公园边的上岛咖啡厅对面，有一幢高举着十字架的灰色建筑。我知道那是一座教堂。在城市，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医院就是教堂。医院拯救身体，教堂拯救灵魂。如果不是因为朋友失约，我不会无所事事走入那个十字架所统辖的陌生区域。进去后才知道，对于我，它的陌生程度不亚于我从未到过的神秘国家，或者说，不亚于一座城市隐秘的地下防空设施（据说，我们城市地下十几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广场，可以容纳全部的地表居民）。我以为信赖十字架的顶多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老人；但是在那座院子里，我看到了许多比我还年轻前卫的人，身上残留着酒吧、迪厅和证券市场的喧闹气息。他们和更多的中老年人一起，把教堂的空间扩展到教堂外一个废弃的停车篷，几百个人隔着墙和教堂内的人一起，用一种安静的合唱清洗从教堂外带来的尘土和痛苦。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由近千个人的声音和目光制造出的安详，它使我心里一会儿感动，一会儿悲伤。从教堂出来时，我认为迎面扑来的人群和车流是虚假的，比教堂里的精神磁场还虚假。那个教堂，我后来还去过几次。我并不相信十字架真的能托付什么，还有那本为了支撑它而写的一本厚厚的黑皮书。我去那里，主要是想看看我们城市的另一个面，或者说，我自己的另一面。
　　我们城市的另一个面，有时还会在高空暴露出来。
　　我路过省展览馆去邮电大楼交电话费，发现所有人都在打量天空，只有一些消防队员在地上跑来跑去。我以为是展览馆着了火，或是UFO正临幸我们。但我看见的是一个穿蓝上衣的中年男人，他站在一块房地产广告牌下的横梁上，瘦小的身躯被巨幅广告牌比得像只小蚂蚱。他在高空走来走去嚷嚷着什么，但没人听清他在喊什么。在大家眼里，他只是一滴黯蓝的墨水，随时都可能滴落到没有铺好稿纸的水泥地面上。类似的事件我在晚报上读过数起，我害怕看到一滴蓝墨水在地面开出灿烂红花的过程，匆匆走开了。穿过人群时听见有人说，那男人是本市口音，好象是被什么冤情逼得想不通。
　　几天之后，我又一次被可怕的高空死亡秀拦住去路，这次地点改在了八一大桥中段桥墩的栏杆上。一个19岁左右的少女朝外坐在银色栏杆上号啕大哭。一个比赣江里任何一朵浪花都要普通的少女，以极端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则百字社会新闻中的一个W。2004年夏天，赣江水瘦，少女脚面的位置离水面有20多米，跳下去导致死亡的原因将不是溺水而是水面对内脏的拍击。江面上，一只水警巡逻艇在原地转圈；桥面上，非机动车道被围观的人堵塞。一个交警在疏通人群，另一个交警和一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在用语言疏通少女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悄然接近只是使少女胸部的起伏更加剧烈，并回头给了他们一丝寒冷的笑，吓得所有人都后退了半步。我更是双膝发软，以她当时和栏杆构成的受力关系，即使回心转意想退下来都是困难的，一阵微风都能修改人的意愿。我再次逃离了我们城市对我的残酷考验。
　　第二天上班经过八一桥时，听人说那少女好象被身手敏捷的警察强行解救了。压抑了一夜的情绪总算舒展开了，可紧接着我又想，如果那是个活下去比死去更需要勇气的人，解救到底是拯救还是迫害呢？这个设想使我的心脏在我们城市辉煌的拉索大桥上微微地收缩了一下。
　　
　　和我有关的南昌
　　一座城市再大，它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部分其实是很有限的。
　　——题记
　　住址
　　爱国路江西青少年报刊社宿舍（1998年——1999年）。我和五六个男同事在一楼黑暗的套间里住了一年，因为处于竞争激烈的试用期，大家的关系和寝室的光线一样黑暗，都正式调入后，关系才逐渐修复。孺子路出租屋（1999年——2001年），一栋老旧的单位宿舍的7楼，两室一厅，总面积五六十平米，月租金220元。没有小区，环境脏乱差，楼下摆满台球桌，四周布满夜总会、小饭店和家电商铺。从阳台望下看，到处是行迹怪异的身影。我的对门邻居是一开始是几个性工作者，我只在周末的白天能见到她们，她们穿着睡衣东倒西歪地坐在阳台上抽烟，看书，晒太阳，修睫毛，除了疲惫，看不出有多特别。上沙窝滨江小区2栋3单元602室（2002年6月——2004年8月），两室一厅，面积70平米，月租金340——400元。房东是华东交大一退休女教师，她把房子租给我前认真审查了我的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她说有人出500元她都没同意，她觉得我的记者身份很让她放心。她每月来收房租时，都要写个收条给我。小区紧靠省委滨江宾馆和赣江，我傍晚常去宾馆和江边的绿地散步。昌北沙井小区二期商住楼（2004年8月——），两室两厅，面积108平米，每平米售价1800元。这是我在南昌拥有的第一栋自己的房子。我习惯了租房，对它没有特别的感受，决定买它，只是觉得，我的爱人和女儿不仅需要我的爱，还要需要安放爱的器皿。
　　
　　单位
　　胜利路154号省残联大楼12楼《涉世之初》杂志社（1998年——2004年）。我把青春献给你，这句话适合送给《涉世之初》—— 一本曾影响了许多年轻人的杂志，我和它的关系可以写一本10字以上的书，这篇短文里暂不提它。残联大楼离滕王阁千米左右，我每天都要在楼梯间和滕王阁打几次照面，但我来南昌工作后，从未去过那里。有意思的是，残联大楼的电梯也是残疾的，不时会把人卡在半空进退不能，但它至今从未真的出过事故，残疾并不一定致命。洪都北大道96号江西教育期刊社《高中生之友》编辑部（2003年6月——2005年1月）。我和这个单位的关系如同婚外恋，2003年6月后，我的编制还留在《涉世之初》，但人一直在《高中生之友》上班。由于只是聘用而未正式调入，薪水比正式编辑要少一半还多。之所以去那里，主要是为了写作。一年来我每天顶多上半天班，夏天上午去，夏天下午去，年终评先进时，同事们还选我做劳模，说我的工作效率最高。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评为先进。八一大道371号江西省文联（2005年1月——）。我进入这个单位意味着写作的爱好已经成为我谋生的职业，也意味着这个春天，我每天中午都可以去八一广场晒太阳，因为它就躺在文联左侧几百米处。
　　
　　其他场所
　　八一广场边省新华书店、新大地音像制品城。阳明路时代图书广场和席殊书屋。江西师大老校区旁的青苑书屋。还有散布各处的邮局报刊亭。它们没收了我的许多零花钱。阿米果歌厅。华纳歌厅。哆来咪歌厅。名典咖啡。上岛咖啡。青山湖边的酒吧一条街。它们是我夜晚出没最多的场所。偶尔也侵入别人的领地去夜总会和按摩厅。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书店和歌厅，对于我，前者是白天的宫殿，后者是夜晚的花园。
　　
　　和我有关的人
　　仔细盘算一下，我在南昌交往较深的人，居然凑不满一张八仙桌。
　　
　　张大凤，我的大姨，现退休在家。在审计厅当领导的大姨父患肺癌去世后，表弟开始赌博吸毒，现在不时陷入幻境，声称站在自己的对面看见了自己。他每天不上班，不断逼我大姨拿钱。厄运继续追赶我大姨，去年冬天出门买菜，被一伙人拦住施了迷幻药，立即回去取了4万元现金换回一叠假外币。我每逢大节都要买了东西去看她。她的声音酷似我妈，血管里流着和我妈同一源头的血。段晓燕，我唯一真正的表姐（大姨的女儿）。貌美，泼辣，垫过鼻梁，唱《我爱你中国》和《青藏高原》如履平地。前些年在深圳闯荡，每次回来过年出手极其大方。后来几十万存款被股市套牢，回到南昌大学图书馆上班，辅导儿子学音乐。她现在的经济条件大不如前，但每次和我一起吃饭，从不肯我买单。每次来我家玩，总要买多得几乎拎不动的东西。现在我不敢随意邀请她来我家串门。
　　
　　刘华，省文联分管文学片的副主席。除了散文、诗歌和小说，对民间艺术也有极大的热情。随身带着数码相机，看见有雕花窗棂的老房子就要停下来研究。他是我见过的最谦和温厚的厅级干部，有人说他：上可陪皇帝，下可陪乞丐。真的不算夸张。成为他的同事以前，我只在作协组织的笔会上偶尔看到他。他话不多，由于尊敬导致的拘谨，我在他面前话更少。但就是这个与我交往极少的人，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我调入文联，完全是由于他的关心。李滇敏，《江西日报》文学副刊主编，我的散文骑士的称号就是她赐予的。一开始，我只是她的作者和采访对象，现在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不常见面，常通电话。她对我的友善和宽容类似于表姐，但我从不这样叫她。她两次把我的照片刊登上版面，极大地满足了我想当明星的虚荣。
　　
　　盛政祥，33岁，我的鄱阳老乡，比我更早移居南昌。他身材颀长，面孔黎黑，下巴上悬着一撮短须，形貌有点王志文的意思，擅长用格言体和思辩风格的语言即兴演讲，精力旺盛爱四处折腾。他没读过正宗的大学，《江南都市报》《信息日报》《经济晚报》《江西商报》《江西楼市》……南昌的主要报社他都做过。我们的关系很好，但见面的次数很少，一年或许顶多两三次，一见面，时间就倒流到从前。
　　
　　李晓君，33岁，江西省作家协会秘书长，他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作协会秘书长，早年写诗歌，现在以散文闻名。他待人温文尔雅，内心却也是风光旖旎。面对女生，他常能将话题盘带出十分迷人的花样，可到了禁区，总是犹疑着忘了临门一脚。和他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生活里的散文家江子，也只比他大一岁，眼下也成长为省文联《创作评谭》的副主编，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常以豪放自居，其实本质也还是敏感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月亮和爱情所伤。2002年我们被江西散文三骑士的称号捆绑在一起之后，我常和他们一起去咖啡厅和歌厅厮混，以至耽误了泡妞。到了2005年，三个人居然成了邻居和同事，我每天看到他们的时间，比他们老婆还多。就比如此刻，我写这些文字时，江子先生就在斜对门的那个办公室里，为江西文坛，热心扶植男女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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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城市道歉/范晓波
　　
　　
　　大多数写作者对待城市的态度是矛盾或者说破绽百出的。我们习惯于在稿纸上这样描述它："喧嚣"、"冷漠"、"物欲横流"……以致"钢筋水泥"之类中性的词汇都无辜地受到株连，具有了垃圾的气息和冰山的质地。许多诗人和散文家的写作似乎必须以对城市文明的背叛为前提，否则将无法展开。而在稿纸之外，一有机会，这
　　些信誓旦旦的逃亡者便会对他们的敌人暗送秋波投怀送抱。从乡村调入小城，从小城进入大城市，从大城市来到更大的都市。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跳出来用这些人的矛去嘲笑他们握在另一只手里的盾：你既然这么厌恶城市，为什么不折返到亲爱的乡村去？
　　
　　 我大概也属于前面那个可怜的自相矛盾者，这使我在虚拟出那个刻薄的反问者之后感到羞愧无比。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关注我的读者，你会发现我在27岁以后就很少在散文里对城市不恭了。反相，看到那么多人鹦鹉学舌般地重复那些关于城市的陈词滥调，我觉得他们简直比城市还庸俗。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正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受益于城市。
　　
　　 在我所服务的一家青年杂志，我策划了一组命名为"面朝都市，梦想花开"的稿子。我们很容易地列出了无法拒绝城市的三大理由。一、城市广阔的事业空间飘满成功的幻影；二、在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爱情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城市还提供了酒吧、迪厅、通宵影院、列车站台等适合上演浪漫剧的场所，同样诱人的是，只有在城市我们才可以用很书面化的普通话谈恋爱；三、城市的前卫精神决定了它对多元化个性生存的宽容，而它的人情冷漠却使个人隐私得到尊重。你可以说前面两条只抓住了俗人们的要害，那么这一点绝对为诗人和艺术家看重。
　　
　　 甚至，我们对乡村的诗意的种种发现恰恰是城市楼群的阴影教会的。一个未在城市里受过伤的人是无法真正爱上乡村的--一双从未被机器震荡过的耳朵不会珍惜鸟鸣；一颗从没有被利欲熏染过的心灵也无法真正享用淡泊。事实正是如此，一个生于乡村又老于乡村的人一般只会注意到它的脏和落后，而不会感恩地歌唱小麦和麦田上方芬芳的空气。
　　
　　 这些也许就是我们在厌倦了城市的"市声"和"灯红酒绿"之后却不会真正隐退的原因。或者换一句话说，城市培养了我们在现实立场和文化立场上的互相矛盾。这种矛盾对于一个不写作的人的影响是轻微的，它顶多是让城市新开了一条去乡下旅游的线路。而对于一个作家或诗人，这种精神与存在的紧张关系是必要的，它使写作找到了支点和无法抚平的痛感，甚至，还始终伴随着一种贵族般的优越感。
　　
　　 因此，大多数写作者对待城市的态度是没有良心的。像俗语里说的，沾了便宜还要卖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有两种：一是炫耀都市人文化上的优越感。它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对写作姿态的摹仿，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来自某种文化遗传，而不是城市生活本身；二、我们迄今未找到一种对城市进行正面书写的散文和诗歌文本，所以只好掩耳盗铃地忽略它令人着迷的一面。不管是哪种原因，这种对城市过于简单粗暴的批判腔调已暴露了自身的肤浅。它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正日益被"钢筋水泥"覆盖的现实，却造成了对写作的不负责任。至少，我们可以从一个高明的婚外恋者那里得到启示--取悦梦中情人，不一定要喋喋不休地抨击相濡以沫的妻子。
　　
　　 向城市道歉，其实是向富于良知的写作道歉。（范晓波）
　　
　　http://www.jx.xinhuanet.com/yiwen/2003-07/14/content_703290.htm
　　
　　
　　赣东北记忆：路上的县城
　　
　　
　　弋阳
　　
　　 客车进入弋阳县城，就变成了一只菜青虫，臃肿缓慢，瞻前顾后。一过桥（信江桥或弋阳桥，水泥桥身和桥墩，五六米宽，人车混行。赣东北几乎每座县城都有这样的一座桥。），望见左侧的丘陵被松柏覆盖，丘陵的最高点是纪念碑的尖顶，从绿色深处举出一截坚硬的灰白。山脚入口处的文字提示那是方志敏纪念塔。客车路过城中心的广场时，比走路还慢，沿街店铺撑出的遮阳布蓬不时挂住客车的后视镜，三轮车横在路中央，司机在一个店里和女老板娘打情骂俏，客车要响十声喇叭他才会缓慢掉过头来。广场地势较低，水泥地面被四五块草坪分割，几个照相的人在烈日下走来走去地招揽生意，广场边的铁索链条上坐着几个卖水果的小贩。客车上有人从窗口探出头去呕吐，秽物斜斜地飘涂在车身上。我把头伸到窗外，新鲜的空气缓解了胃里急剧升高的气压。弋阳县城以风的形式从脸庞的右侧略过，从低洼的广场到地势较高的弋阳中学，又经过几幢两三层的楼房，最后客车在一家自行车厂门前恢复速度，因为这已经是县城的另一端了。
　　
　　 1988到1991年，一年至少有两三趟，我和弋阳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关系（去上饶读书或回鄱阳度假），它构成了我多年后对这座县城的主要记忆。为这种印象穿针引线的是老式客车，红色或绿色，车头的散热器像一张微笑的鱼嘴巴，边上用帆布包着。没有空调和车视霸，座椅瘦硬，彼此之间的距离狭窄，个子高的人要蜷着腿坐。内置引擎发动时，整个车身都在发颤，热气油、灰尘和皮革行李的味道混合出令人作呕的怪味。客车一般停在弋阳乡村某个路边店吃午饭，有时也会在县城的桥头停靠吃饭，这样我的脚就有机会踏上弋阳县城的土地。只有司机和少数国家公务人员进小饭店吃饭，大部分旅客蹲在马路边上啃自带的干粮和水果。我什么也不敢吃，当时我是严重的晕车症患者，坐车时胃里不敢存放一丁点食物。
　　
　　 我站在树阴下张望远处某单位的几幢宿舍楼。居民们都在午休，阳光白花花地照在他们的阳台上。雪白的被单在飞，他们的汗衫（有一些汗斑和一两个细小的破洞）、内裤、乳罩在阳台下的阴凉光线中翻飞，像一些被缚住了手脚的风。偶尔地，也能看到一个穿短裤的中年人，用谢顶的脑袋和肩膀夹着个大西瓜进入某个门洞。那些灰白的宿舍楼由于进入了我当时对未来人生的想象，就变成了我对弋阳的最主要的记忆。我眯着被宿舍楼晃花的眼睛想：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在某个县城里拥有这样的午睡，和一个我当时尚不认识的女子，在某个阳台上过着平淡安宁的生活？这些想法在晕车的间歇悄悄感动了我。我想，幸福其实很简单呐，它在夏日中午的表现得就像阳台上一张随风起舞的被单那么简单。
　　
　　 弋阳县城的居民我只认识两三个。其中一个是大一时的一位女同学，现在已忘了她的名字（好象姓占）。她只和我同了短短几天学，在报名后体检身体时查出肺结核休学回家静养了一年。去地区医院复检是我和她一起去的，体检时我的心脏出现了轻微早勃。我们一起坐校车去七八华里外的市区，又一起等校车回来。我们在站台下呆了几十分钟，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句。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之一，我也过了不敢和女生说话的阶段，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绝大部分变成沉默白白流走了。我刚满18岁，无法接受身体需要复检的事实，我一直认为自己很高大强壮，即使复检证明了身体的健康，我还是受到了打击，我被一个漂亮女生怀疑（我自作多情的想象）身体不好，这令我沮丧不已。
　　
　　 我读大二时，那个女生又回到师专来了，好象换了个两年制的系（可能是为了少读一年）。我重新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比一年前漂亮了许多，半个师专的男生都在议论她。她披着长发穿着长裙，内敛高洁，还参加了绘画选修班。我以为她会找个很帅或很有特长的男朋友（校园歌手或诗人，这是当时大学里最受瞩目的明星）。我快毕业时，发现她常和一个体育系的小痞子走在去食堂的路上。那个男生个子矮小，皮肤黄黑，夏天踢踏着一双人字拖鞋，除了模样很痞（其实也不会打架）毫无特色。大家说，她是在被痞子强暴后无奈成为他女朋友的。没办法去验证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关于她的最后信息好象是，毕业后她仍未摆脱那个体育系流氓。后来我看到红颜薄命这个词，就会想起这个女同学。我在脑袋里搜索她的姓名时，搜出的总是另两个字——弋阳。
　　
　　
　　余干
　　
　　 我们疲惫不堪的眼睛看到的是1990年夏天下午2点多钟的余干县城。街道狭窄，有的还铺着麻石板。铁匠铺、中药铺、布店、油纸伞店、小饭馆的遮阳蓬飘得满街都是。街面冒着热气，西瓜皮、药材、潲水以及汗液的味道暗潮汹涌。我和吴剑权、徐卫红骑着两辆自行车，从100里外的鄱阳赶到余干，但是我们要找的何彦子从借住的一家私人书店回了几十里外的乡下。我们推着自行车，满街找吃米粉店，不敢进饭馆，钱都在路上挥霍了。余干的米粉店没鄱阳多，米粉很瘦很硬，吃起来像方便面。我们在县城边的东山顶的两座水泥坟上午休，坟地上方树冠庞大，把光斑点点的阴凉筛下来。蚂蚁在水泥的裂缝上爬来爬去，我们一面义务灭蚁，一面商量如何应付困境。
　　
　　 余干县政府的墙很高，院子也很深，让我想起古代的县衙。我们在墙根处转悠，遇上40多岁的男子就上前，打听谁是刘燕飞的父亲。她是我师专同班，只是没讲过什么话。老式二层办公楼的每个窗户后都有绿色的电扇在或快或慢地转（这个镜头至尽挥之不去，我一回忆十几年前的夏天就想起绿色的电风扇），汗在我们脸上淌，比上午骑车时淌得还快。怎么找到刘燕飞父亲记不起了，反正他把我们领回了县委宿舍。刘燕飞戴眼睛，上嘴唇有点尖，模样让我想起南美洲某种色彩斑斓的鹦鹉。她穿着碎花的裙子坐在油亮的赭色竹床上看书（小说还是诗歌？），反正她是有点文学病的，在漫长的暑假里体味着书香和寂寞。我们的到来使她原本很圆的眼睛撑得更圆了。我们在她的惊喜情绪里捱到了吃晚饭，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在她家楼顶借宿的邀请。
　　
　　 余干城的主要面貌是在夜色里显现出来的，刘燕飞带着我们四处瞎逛，还找到了吴剑权的一个政教系女同学，他的身材接近香港的肥肥，乐观且精明，家里开了家商店，有个还比较帅的男朋友。她请我们去她店里吃了西瓜（或者是雪糕？）这些事是发生在刚到余干的那晚还是从何彦子家回到县城后也无法确认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湖边转悠，余干城里有很大的内湖，岸边垂柳依依，走一圈要很长时间。我们在水上运动学校的草坪上逗留了很久，谈论师专和人生什么的，眼球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裙子在微光里飘。草坪上的黑暗很凉爽，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凉爽美好。
　　余干的脸和腹部直到1994年7月才看清。我作为鄱阳县中的教师交流到高考余干考点监考。从鄱阳坐客轮去的。余干人对监考老师热情周到，7月6日到9日，我们被当作贵宾安排在东山顶上的宾馆居住，白天监考，晚上被安排去跳舞看录象。我跟几个教师一起去看过一场包场的录象。录象厅里的黑暗是立体的，人很多，但黑暗把人的身影和欲念藏得很严实。一个有许多裸体和性镜头的三级片。我1991年分到乡下教书时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已经被人认为像原始社会一样落后了，我看它们纯属温故知新。个别的人说：怎么放这样的东西，起身掀开棉门帘出去了。另一些人嘴里发出吃惊和深感不堪的声音，却不见脚步移动。其中有两个30多岁的女教师，把脸搁在手臂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只露出眼睛，似乎在承受很痛苦的事情，她们以这种受难的表情坚持着看完了全场。一个地区教育局派来的老年巡视员，满头白发，风度翩翩，每晚都泡在录象厅的黑暗里，白天给监考老师训话时，照旧满脸冰清玉洁。
　　
　　 我坐红顶的黄包车（当时余干街头到处都是脚踏黄包车）去城郊的华林冈卫生院找何彦子。他个头不高，有种憨憨的精明，幽默感和商业意识都不错，在师专最后一年和我住同一个寝室并成为较好的朋友。在我的鼓励下写过一首听钢琴曲的诗刊登在毕业文集上。他曾庄重地对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姑娘说：这么好的夜晚，你不想做爱吗？结果把人吓跑了。1994年他已结婚，老婆是卫生院的护士。两个人一起住在卫生院。他请我去歌舞厅跳舞，没有舞伴，就坐在音乐里吃雪糕。听他讲做粮食和棉花生意。那时师专的生活已经有些远了，我们谈论往事时，情绪都有些空洞迷茫。
　　
　　 1994年后，我再也没去过余干，再也没见过何彦子了。2004年昌万公路开通，我经这条路从鄱阳回过一趟南昌，发现昌万公路就是从余干县城边上切过去的，根据记忆推理，正好是从华林冈卫生院的方位通过。但是卫生院已经没了，广阔的空地上建满了西式楼盘。何彦子也从我的视野消失了。2002年，我曾费尽心血打听到他家的电话号码，并约他见面。他并没有我期待中的激动，说等“五一”或“十一”长假再见。到了长假我打他的电话，电脑说已停机，我连续打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您所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
　　
　　
　　贵溪
　　
　　 到贵溪站下了火车，才知道掌握的火车时刻表是错误的，那趟去乐平的火车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路过贵溪。我们被自己的错误耽搁在贵溪的下半夜。
　　
　　 我们都是第一次到贵溪，不认识一个贵溪人。同班倒是有个贵溪冶炼厂来的女同学，我似乎正是通过她知道贵溪这个地名的。一个不远也不算近的县城，除了知道那里有个大型钢铁冶炼厂，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我和那位女同学的关系也仅仅在于，1989年，我遗失过她一辆自行车，我借她的女式自行车去地区新华书店买书，十分种后从书店出来，大脑就一片空白了。一个高中女同学，寄钱给我赔给了她。从此以后，一辆自行车横在心上，我不好意思和她多接触。即便和她很好也没用，她人在上饶师专，帮不了什么。那时大概是五月还是六月，师专还没放假，我为什么请假去鄱阳？余干籍的老何为什么恰好也要去鄱阳（只知他有个重新娶了亲的爷爷住在鄱阳镇一个带天井的老宅里）？一切都已成为时间之谜。
　　
　　 贵溪站很简陋，一个客车只停五分钟的小站，格局和县级汽车站没多大区别。黄色长椅背靠背地互相依靠着排了几排，接纳着少数等过路车的旅客的瞌睡及无聊。候车大厅灯光昏黄，一些昆虫在灯罩外飞来撞去。只有售票口的灯光极其明亮，但那个小口比碉堡的射击孔还小，它射出白炽灯光，也射出经扬声器放大的手指磕碰杂物体的很有磁性的声响以及售票员的咳嗽。女售票员报票价的声音职业性地懒散、没有任何感情，普通话也刻意地不准确，像医生的处方单上潦草的汉字，强化着旅客的孤独和无助情绪。1990年，我还没有住旅社的习惯。老何更是如此，他读师专的钱，有一半是暑假做工赚来的，一个月只吃一两次红烧肉。老何说：我们在候车厅熬到天亮吧。
　　
　　 说了一会儿话，我建议去城区走走。但贵溪县城已经睡得像座黢黑的山了，走在午夜的街道，皮鞋叩击地面的声响传到十米外的墙壁上，又弹回来砸在自己脸上。走过一座微型天桥我们就回头了，半夜的陌生小城，湿凉的空气颗粒粘在毛孔上，比黑松林还使人害怕。我抱着有些寒意的胳膊，边走边想，此刻那些在自家屋顶下安睡的贵溪人，是多么幸福啊。我甚至想念起师专寝室的灯光，想念起那种身在富中不知富的无聊时光。
　　
　　 大概在凌晨一两点钟后，我支撑不住了，躺在长椅上枕着背包昏昏欲睡，老何和我脚对脚睡在另一边，用鼻腔哼无字歌。但他很快被一个中年男人叫醒了，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穿着90年代初普通中年男人的灰布衣裤（我现在对他的相貌一点印象也没有），他也是等火车的，东拉西扯地和老何谈天说地。譬如你是哪里人，做什么的，要去哪里？譬如余干有什么特产？某某县的瓜为什么那么甜？老何当时也只有二十一二岁，但单独跑过一些地方，社会经验比我多，也愿意和陌生人聊天。他坐起来和那人攀谈。我对社会问题没兴趣，开始还随意地听听，不久就睡了过去，睡着后感觉躺在野地里，很不踏实，而且耳边嗡嗡响，醒来后浑身酸痛。
　　
　　 天一亮，所有的不安和孤单似乎都成了很久以前的往事。我们像贵溪本地人（似乎刚从家里刷了牙出来），踏着初夏早晨的霞光去吃早餐。红红的阳光凉爽地照着贵溪街道。走到昨晚到过的天桥，似乎是到了另一个地方。上班的人和卖菜的人来往其上，自行车铃在早晨旋转出悦耳的脆响，令我这个多情的人激动得想对电线杆子说早晨真好。我记得是在路边的一个早点摊吃了一碗煮粉，粉汤里沉浮着几块肉片和红辣椒，吃得胃部温暖地回想起了家的味道。县城的主街道离火车站比较远，没时间去参观。所以迄今我说不出对于贵溪县城的一丁点印象。午夜的候车厅、天桥、早晨的霞光和米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贵溪这个词的虚无内涵。老何的记忆比我多了一样东西。老何红着眼睛说，他一夜没敢睡。他刚眯了一会，就感到一只手向他的裤裆摸索而来。他跳了起来，那个中年男人说：我们玩玩吧。1990年，同性恋还是很时髦的词，老何却有幸在贵溪遇见了。老何用被玷污的口气沮丧地说：那家伙变态。
　　
　　 那时节农事飞扬，有时间出门的人很少。开往乐平的火车空得如同专列，我和老何面对面地占着两排座位。从贵溪到乐平只要两三个小时，到乐平再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就当了鄱阳！这个事实让我亢奋不已。我之所以尝试着转两次火车去鄱阳，主要是想尽量少地坐汽车以避免晕车。当时从上饶坐汽车到鄱阳，要六七个小时，这六七个小时对于一个晕车者而言，是漫长的刑期。现在，我就要实现只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就回到鄱阳的计划了。贵溪的阳光从车窗外洒到茶几上，我看着被阳光照成半透明的手掌，心情愉快地想：那个变态者为什么选中的是老何而不是我呢？是我太男子汉，还是太不男子汉呢？
　　
　　
　　乐平
　　
　　 乐平让我想起《战上海》。乐平在鄱阳以东100华里处的平原地带，县城（现在已改为市）被大蓬蔬菜基地包围着。几十万棵灰绿的包菜把一座城市抱在怀里，我只在1949年的上海郊区见过这样的景象。《战上海》只让我记住了两样东西。一是某国民党军官被枪毙前说的“汤司令，我跟了你几十年”的台词；二就是军队在包菜地匍匐前进的奢侈镜头（多糟蹋蔬菜呀）。乐平是赣东北地区有名的蔬菜基地，城区也比一般的县城发达一些，街道开阔，许多年以前就有火车站。
　　
　　 我和乐平的关系主要也只是路过。在读师专时，不停地路过，在上饶做晚报记者时，也是不断路过，一年两趟以上，几乎从不停留；但乐平是漫长的旅途中最很特殊的一站。从上饶回鄱阳路过乐平，大多时间已是夜晚。我忽然从六七个小时的困倦中被激醒：七八个师专同乡争着扒在窗户上去呼吸冬夜的灯火，他们感动地欢呼：乐平到了。我也直起腰来，被即将到来的终点弄得呼吸急促。有的年份放寒假时离过年已很近了，看到乐平就仿佛看到了向我们走来的年的前脚。20岁左右的年纪，我多情而着迷于孤独中的坚强。我不和他们一起欢呼，甚至也不跟他们任何人说话，脸贴在窗玻璃上，想着某个热切地盼我回家的高中女同学，想着父母在厨房热气腾腾的忙碌，想着弟弟、妹妹看着我满脸胡子时难为情的嘲笑。乐平人家黄黄暖暖的灯火照耀我深埋在黑暗和疲惫中的眼睛，泪意一瞬间升了上来，乐平在朦朦胧胧的水光中，美得像无法抑止的心跳。
　　
　　 师专同班同学中有两个是乐平县城人，一个是钱，一个是黎。钱个头一般，身体黑瘦弯曲如螳螂，有较严重的罗圈腿，他自己说是长期踢足球的结果。没看过他踢球，他的百米跑倒是见识过，绝对比我快两秒以上。跑完步，就回到寝室清洗隐形眼镜。钱还乐于在记忆力（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全文）唱歌、素描甚至写诗等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他曾拿着一首《致贪赃者》的诗给我看，说给一位老师看过，老师判定，稿子达到了在《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发表的水平；但是终究，三年中，他没发表过一个字。我们从未同过一间寝室，也未有过单独交往。只是知道，这是一个不断被自己的智商感动的人，一个乐平某大型企业的子弟。我从1991年7月以后就再没见过他，据说，他分回乐平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抛下结婚不久的妻子外出游荡，至今不知所终。我的师专同学说，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黎是钱的高中同学，单薄敏感如鹭鸶，高考时因在师大办的《读写月报》发表过作文加了20分，读大学后反倒没了投稿的热情，把文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校园里读着古词，过着孑然而行的日子。有人说她曾经喜欢过钱同学，我不知真伪。我和她也基本没有交往。
　　
　　 我唯一交往过的一个乐平人不是中文系的，而且要低一届。还是叫她J比较尊重她一些吧。我陪一个琴友去追她寝室的一个女生。她正在学吉他，并说肯定会弹一辈子吉他。她的眼睛很大，额头宽阔且比大理石还光洁。我说你真的会弹一辈子吗？要不10年后再问你这个问题。她说肯定会。过了几天，我就单独去政教系找她，她和同学坐在教室里看亚运会，我邀她去散步，她说一起看比赛吧。我说看比赛没意思，她马上很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害怕竞争？我指着一个体态壮观的女举重运动员说：不应该让女的从事这么丑陋的运动。女的只需要负责美，不需要这么大的力气。我和她的交往像大专辩论赛，辩论的间歇，获得一个机会把她拉到人工河边的石凳上，一直坐到晚自习结束，她的脸始终红着，分开的时候说，那是她第一次和男的单独约会。我想得到更多第一次，她却似乎另有想法。我离校实习三个月，在实习点中了中文系一女生的美人计。中途陪那琴友骑行近百里回师专去过她寝室，琴友将一封经我修改过的爱情诗藏到J的女同学枕头下。J认真地对我说：我不和你约会，并不是拒绝你的意思。我说：现在说这些有点晚了，我在那边找了个女朋友。
　　
　　 毕业前几个月，她看着我在女生楼出没，好象从不认识我。离校前几天，在校园商店遇见她，向她要家里的通讯地址，她写给我的是：乐平县城和平巷9号。几年后，我分到没有一个熟人的乡下。最孤独的日子里，想起这个地址，好象还写了一封投石问路的短信，10年过去仍无回音。2001年左右，在南昌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见到她，那时她已成了一家报社的副总编，在场面上应酬自如。当着其他熟人的面，她比我还大度地拿10年前的交往开玩笑，说：当时总担心你太不食人间烟火，现在想想，如果真的嫁了你也挺好的哦。我见她的第一句话好象是：我说过10年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还弹吉他吗？她惊讶地摇着头笑出声来。这样，我就没有接下去问第二个问题：乐平县城和平巷9号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地址？
　　
　　200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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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脑里的现实
　　
　　时间对人的损害，最主要的不是衰老。有些时候，衰老也可能意味着丰富——通过记忆达到的幻觉的丰富。对于我这样的人，时间剥夺的不仅是生命的长度，它迫使我向大家都认可的生活的默认值看齐，被迫接受我们只有同一个现实时空。而在20年前，除了和大家共有的现实，我还有个不为人知的头脑中的现实。更多的时候，我不是活在世界，我隐居在自己头脑的幽密处。
　　
　　水蜜桃是用糖水撑圆的灯笼，悬挂在看不见的高处，比方说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在凡间，我只能吃到那种瘦小坚硬的普通桃子，核占了总体积的一半，糖份也少，吃前还要在裤腿上蹭去它浮游生物般的绒毛。和水蜜桃相比，它们和石头差不多。这些绿色的面颊暗红的石头，在我的眼里，仍然算得上夏天的金枝玉叶。我喜欢的另一种水果是金瓜（普通话里叫它香瓜）。金瓜的称谓突出的是它的色泽，成熟的金瓜颜色接近熟黄金，颜色软淡一点而已。香瓜强调的是它的味道。瓜熟之后，包裹着一层浓香，香味厚而且甜，穿透力也强，一个比拳头大些的香瓜，放在脸盆里浸泡，香甜会溢满十平米的房间。桃和金瓜是我十岁左右时最向往的瓜果。虽然金瓜的可食部分和水分远不及西瓜多，甜味也有点黏糊和腻歪，当时我一点都不喜欢西瓜。
　　
　　我们那一带桃树很少，少数人家屋后会种一两棵。桃子红熟的季节，主人准备了看家狗和竹篙恭候偷桃人的到来。水蜜桃在整个童年期好象只吃过一两次。我读小学的乡下，到了夏天田野里就会支起一些用稻草搭建的瓜棚，无数金瓜在茂密的瓜秧下悄悄酝酿糖份。午休时，我常去宿舍后面的瓜棚听看瓜的老头讲古：书生赶考邂逅狐仙或假县令上任之类的民间传说。有时用中学（我妈在那里教书）的菜票买一个金瓜，在瓜棚下的水沟里洗了，躺在看瓜人的竹床上边吃边听，凉风从远处瓜秧的空隙间簌簌地奔来，在手臂上拂起一层舒服的小疙瘩。
　　
　　夏天的更多时间，我处在对桃和香瓜的想象中。许多年后看到有人说：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觉得十分在理。少年时代，我在想象中生活的时间比在现实中要多许多。由于父母管教过严，我的现实生活疆域极其有限，我基本是个不捣乱的好孩子，极少打架、偷窃。上课不听讲，却并不扰乱课堂纪律。课堂上，我的想象力在黑板上粉笔擦留下的各种擦痕上旅行，一会儿觉得擦痕像马克思的头，一会儿看到了马、牛、桃、金瓜、山峰和郊外的道路，一会儿又觉得它像极了数学老师干瘪的脸。在乡下读小学三四年纪时，给我带来最大安慰的是一座头脑里的桃园。
　　
　　一座有几百棵水蜜桃的园子，用围墙圈着，桃树高大浓密，枝干粗壮结实足以供人在其上行走睡觉。桃树下是比地毯还平整舒适的草地，部分桃树下套种了金瓜。一条水渠从桃树的阴影下蜿蜒而过：两米宽，一米深，用水泥铺的渠底和护坡，水清得像是没有水。整个夏天，我和弟弟和两个表弟都呆桃树上，饿了吃水蜜桃和金瓜，饱了跳到在水渠里游泳，累了又回到桃树浓密的树冠里睡觉乘凉。后来看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祖先》，才发现到树上去居住并非我一人的幻想。在乡下的那两年，我就居住在大脑中的这个园子里。在上学路上、课堂、在家做作业时和睡觉前，我都住在桃园里。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除了表弟，我很少带别人进去，除非是个别玩得很好的同学。自私加剧了桃园带给我的秘密的快乐。
　　
　　到县城读书，尤其读初一后，现实空间进一步萎缩。读书的意义被进一步放大。朋友减少，课余时间减少，每天唯一的奔头是中午的评书广播：《岳飞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这些评书和稍后出产的电影《少林寺》、电视《霍元甲》一起，把全国的青少年都培养成了武术爱好者。我也不例外，只是练了没几天就放弃了，我一看到警察腰里用红布裹着的黑手枪就绝望了：就是练成当代霍元甲又有什么用？！人家一抬手半秒种就把你修炼一世的武功给勾销了；而且，用手指去插沙堆（练铁砂掌）的训练太枯燥了。这些东西却培养了我对古代的热爱。我想，活在古代多好，不愿考科举就去练武功，如果连江湖也看透了，就带着夫人去山林隐居。
　　
　　初中头两年，我基本就在古代厮混。属于公元1983年和1984年的空洞的躯壳。我的躯壳在学校和家里之间走来走去，上课、考试、挨老师批评、被父亲训斥得一整天不说话。我对这些无所谓，我的古代生涯给了我足够的补偿。和小学时不同，我不只是想象（当然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象），还把我在古代的生活画出来。一开始只是画些古代山水。我父亲的书柜里有本《介子园画集》，我对古代生活细节的认识不少是从那里得来的。一座很深的山，绿树掩盖着一幢草房，围墙是用竹竿编织的。院子前面有清澈的小溪。我坐在溪畔的树阴下钓鱼。我经常画此种题材的水彩画，趣味和离休老干部差不多。有一幅画的构图迄今历历在目。画的主体是一截竹篱笆和篱笆旁的黄泥小路。一道细小的水沟从篱笆脚的小漏洞里蛇行而出，横穿小路。好象还有蝴蝶在路旁的草丛上飞。篱笆是绿的，路面是黄的，水流是蓝的，如此鲜艳清晰的场景，是我隐居的茅舍附近的风景一角。我把它张贴在墙上，它便成了真实的生活场景；画外的世界，倒像是画一般虚假的东西了。
　　
　　我最想去达到朝代是宋朝，可能跟《岳飞传》和《水浒传》有关。宋朝还有李清照和李师师。可宋朝是历史上最懦弱的朝代之一，被辽国和金国欺负得一塌糊涂。偶尔去那里散散步倒是不错，真要是活在宋朝只有隐居才能逃避耻辱。我不可能总是满足于隐居。
　　
　　一张古代中国地图，疆域和地名被我篡改得面目全非。我从历史中分割出几百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汉人政权。国家经济发达，军事更加发达。全国共分为十多个军区，每个军区10万军队，统帅全是按我的好恶选拔的，全都忠于朝廷且身怀绝技。全国的军事最高统帅年轻英俊，骑白马使长枪（赵子龙和岳飞的优势组合），武艺全国第一，谋略亦然，这个人当然是我啦。我不怎么愿意当皇帝，因为皇帝一般是没有武功的，而且服装实在太难看，每天用龙袍把自己包裹得像个大肉虫。我通过画连环画的方式进入到我一手打造的这个朝代，在那里剿灭内乱，降服国境北边的游牧民族。两年内，我画了十几本连环画，四五十页一本。每本都有漂亮的彩色封面。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虚拟的王国中。同学们发现这个秘密后，惊叹不已，争着去我的国家旅游。他们在课堂上传看我的著作，被老师缴获后，老师睁大了眼睛问我：“这真是你画的？文字也是你配的？！”
　　
　　我在自己的王国里越陷越深。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我父亲把我逼在墙角打屁股，并像狮子一样咆哮，用越来越高的分贝震慑我的神经。我不狡辩，也不逃避，与他对峙着，脑子里进行着疯狂的杀戮：我带着大队骑兵，把金国人杀得哭爹喊娘。
　　
　　最后一个理想国是一座小岛。知识的增长使我的想象力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萎缩成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小岛。读初三后，我对冷兵器搏杀的热情减少。在物理课上学了电学后，我在鄱阳湖上为自己找了一座小岛。和几个朋友以及我们的妻子（这时我已经渴望有妻子了），在那里建了几栋房子，还有发电站。岛上遍布机关，全是用电路自动控制的，外人一碰就会丧命，同时触响我们卧室里的警铃。岛上的生活基本可以自足，稻田、菜园、果园、棉花田等什么都有。平常大家也没多少事，简单的劳动之后，一起唱歌、游泳、散步。课堂上，我不断地在稿纸上设计全岛和自己房间的防盗电路，稿子用了一张又一张。我每天在脑子里过岛上的自由日子。
　　
　　在看了《海里两万里》的连环画后，我又把家搬到了一艘超大的潜艇中，还是和那几个朋友及我们的妻子一起。潜艇可以在海里航行一年都不用补充给养，因为里面实在太大了，粮库、油库、弹药库和舞厅、游泳池、电视房，什么都有。还有一堵开放自如的玻璃幕墙，无聊时就去那里观看深海斑斓的鱼群。天气好的话，就浮出水面晒太阳。偶尔还会去一些对我们没有敌意的沿海国家访问。而一旦遭到攻击，潜艇上的先进秘密武器可以瞬间毁灭敌人一个舰队。
　　
　　强劲的想象力在进入高中后就基本堕落到现实层面上，我无法从那些完全虚构的时空中得到满足，转而开始想象高中毕业以后的人生。天马行空的虚构变成了以现实为基础的憧憬。内容无非是将来的大学和恋爱生活。工作以后，又相应加入职业和婚姻的内容。这时候，我已没法靠头脑中的现实获得生命意义了。想象力逐步向现实缴械投降。只是在某些时刻、某些具体事件上，还能从想象中获得短暂的快乐。比方说：偶尔想象一下被闪光灯烤得满头大汗的成功时刻，想象和剧雪那样的美女外出旅行一次。
　　头脑中的现实，沦丧得只剩下这些碎片，而它们的本质是多么庸俗啊。这时我知道，自己已差不多成长为一个正常人了：一个务实进取，却了无生趣的人。
　　
　　200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