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梁 袁 关 系
　　 ——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梁俊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梁启超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依违离合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关系重大。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轻信了袁世凯，被袁出卖，梁袁两人交恶。民国初年，梁启超等人出于种种原因，决定捐弃前嫌，与袁联合。而袁也需要梁对付革命派，通过短短几年的合作，梁发现袁排斥异己，野心膨胀，又不遵守宪法，结果挥泪反袁，与袁决裂。袁在绝望中死去，两人关系从此画上了句号。梁袁关系虽变化异常，但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梁的思想特征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梁启超；袁世凯；梁袁关系
　　
　　注：本文将发表于湖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依违离合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关系重大。以前的学者对此多有所涉及，但仍值得进一步分析。本文试图从梁启超入手，探讨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变革的发生路径。
　　
　　一 辛亥前的梁袁关系
　　
　　早在维新时期，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维新派就同袁世凯有了往来。袁世凯当时支持变法，并向维新派予以财力上的支持。维新派梁启超等人当时并未看清袁的真面目最终被袁出卖，从此梁启超等人对袁一直恨之入骨。那么梁启超等人为什么在民国成立后捐弃前嫌，选择同袁联合？
　　第一，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立场有关。梁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一直担心革命后会出现暴民政治，必伤国家元气。1913年4月，他在共和党的一次宴会上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不得不先注全力以遏乱暴派之谋破坏者。”[1](P2590)
　　第二，与当时各派力量对比有关。在袁世凯、革命派、立宪派三派之中，袁实力最强，革命派发展迅速，立宪派势力最小，不可能同时战胜两派。只能是利用一派打击一派。立宪派同革命派势不两立，再加上以前两派积怨甚深，梁启超等人联袁的立场就很自然了。对此，梁启超在191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得很明白，“……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实为吾力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起所急而先战其一。”[1]P(2590)
　　第三，借以发展本派势力。梁启超等人联袁拥袁有一基调，那就是谋取自身的发展，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而不是无条件的投降，卖身求荣。关于这一点，不仅梁自己很清楚，其同党同仁也不糊涂。张君劢说得好，所以要联合袁世凯，在“藉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与各省”，待数年后“吾党势力必弥漫全国，则左右天下不难矣。”到那时，袁 “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2]P(600)可见，梁启超联袁方针的确立，是为其实现立宪政治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袁的独裁统治服务。
　　
　　二、民国初年的梁袁合作
　　
　　民国初年，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梁启超深知要实现宪政非得借助袁的强权不可。基于此，他选择了与袁合作的道路。在与袁合作期间，他鼓吹国权主义，成立进步党，并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下面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鼓吹国权主义
　　1912年，梁启超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张国权，抑民权”的思想主张。他说：“政治无绝对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其理正同。若必谓以众为政，斯长治久安即可操券，则天下岂复有乱危之国哉？”[3]P(2563)对鼓吹民权的观点很不以为然。
　　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须抑制乃至牺牲民权，而决不能削弱国权以张民权。以牺牲民权来换取国权，这就在客观上支持了袁的独裁。
　　 那么，为什么要畸重国权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所谓畸重国权，也即实施保育政策，就是国家干涉政策。何以要实施此政策呢？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保育政策，要根据国民的发展程度。凭心而论，辛亥后国人的国民自治事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其种种设施，“类多不能自举”，必须有待于国家的“督率”。
　　 保育政策又如何贯彻呢？当然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种政府的标志有二：一是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而论，中央赋权地方，并对地方实行监督，而不是相反；二是就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而论，行政人员应来源于立法机构，并与其融为一体。
　　 可以看出，梁启超所鼓吹的国权主义理论是颇为系统的，即阐明了基本概念，列举了重要标志，也分析了实施原因，提出了实施手段。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他的这一主张？梁启超所鼓吹的国权主义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所谓畸重国权，直白的说，就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批评民权“钝国权之作用”，乃是针对《临时约法》较多的限制政府尤其是袁的权力而言的。实际上。所谓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就是为了迎合袁的专制主义。
　　 很显然，梁启超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袁世凯这个握有强大实力的统治阶级当权派，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在梁的心目中，若无袁氏，则中国现状不能维持，前途不堪设想。他虽深知袁世凯“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4]P（2940）,属于旧时代的人物，但他看到袁“确在中国有一种大势力，确为中国现实一大人物”[4]（P2938）,又是有政治才能的人物，希望通过自己的扶助，使袁脱胎换骨，使国家步入立宪的正轨。
　　（二）成立进步党对抗国民党
　　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政治几千年的沉闷局面。在革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经过复杂的斗争与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政党，即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国民党。这几个政党在互相的斗争中，化为两大对立阵营：一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积极推行共和制度，对袁世凯威胁最大：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守派政党，强调国权，力主政治渐进主义，得到袁的大力支持。梁启超一向主张走渐进立宪之路，与立宪派有浓厚关系，他走上与国民党相对抗的道路也就很自然了。
　　梁启超回国后，为了促进保守派政党的联合，于1913年2月正式加入共和党。对于这个推崇国家权力，采取国家主义的政党，梁是寄予厚望的。刚回国时，在该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就称誉该党为最有价值之党。1913年4月，该党理事长黎元洪公宴本党参政两院议员。席间梁慷慨陈词，做了一篇长达三小时的演说：《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洋洋洒洒，对共和党今后应持的态度、政治策略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说，提出了以乱暴派为第一敌，“暂主维持政府”的著名方针，受到该党成员的普遍拥护，梁也俨然处于该党的指导者地位。因此，从梁与该党的关系来看，称梁为民初保守派政党的灵魂是不过分的。
　　民初保守派政党的发展和袁的赞助支持是分不开的。老谋深算的袁，为了达到独裁专制的目的，极力扶植自己的政党。保守派政党兴起之后，袁或派其亲信党羽加入，或给与财力上的支持，其目的无非是使之为己所用。梁归国后，袁极力支持他筹组大党并赞助20万元，作为民主共和两党联合后的费用。
　　1912年12月，正式国会开始选举。为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激烈竞选，其中尤以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实力最强。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终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为对付国民党，袁世凯极力支持梁启超等人谋求三党联合。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终于合并组成了进步党。毫无疑问，进步党是奉梁为实际领袖的。这不仅在于该党把梁选入9人理事，使其成为该党领导成员之一，更在于该党奉行的政纲和大政方针都是根据梁的国家主义而制定的。
　　进步党成立后，即着手对抗国民党，甚至不惜以迎合袁世凯为代价，以获得自身发展。这在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宋教仁作为民国初年著名政治家和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渴望议会政治，并为之做出了巨大努力。在1912年3月20日，袁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宋的被刺，引起全国不满，一致要求追查凶手。袁也声称一定要查出凶手。不料查到最后，主谋竟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赵秉钧。消息传出后，袁恼羞成怒，准备大借外债以武力消灭国民党。1913年4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国会议员的阻挠，派员与英法美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合同。
　　梁启超虽然一直视宋教仁为中国现代第一流的政治家，认为宋的被杀，实为国家的一大损失。同时也认为“善后大借款”合同丧失主权，是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奇耻大辱，但出于利益和派系歧见，就不能不隐忍屈从，采取偏袒、迁就袁世凯的态度。
　　(三)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
　　袁世凯为了镇压二次革命，不得不改组内阁，以赢得支持。以梁为首的进步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四处奔走，谋取出山。袁为利用进步党对付国民党，最终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熊希龄深知兹事体大，于是就找梁商量组阁问题。不料，正当熊跑去与袁磋商阁员名单时，袁已拟好了内阁名单，重要职位皆由北洋派把持，仅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闲职让熊氏安排。
　　梁一向对理财之道抱有浓厚兴趣，他满心希望能在财长位置上一展才华，而袁却认为梁乃一书生，“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5]，始终不答应梁出任财长，只肯让梁主掌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梁坚辞不就，拒绝入阁，几使内阁流产，急得熊希龄几次三番去给梁做工作。经过反复斡旋，加上袁的让步（财长有熊自己兼任），梁终于同意组阁，这样一个有北洋派和进步党人组成的混合内阁于9月11日产生：总理兼财长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所以这个内阁又称“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使梁颇为兴奋。在他看来，自己运动成功的内阁虽非由进步党人独自构成，但毕竟为进步党人入阁提供了空间；自己虽未当上财长，但大权并未旁落，毕竟是自己人所掌。无疑，梁是“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灵魂，内阁成立后，他亲手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经国务会议讨论后成为内阁的施政方针。
　　镇压了二次革命，打败了国民党，袁仍不满足，而是迫不及待地希望由临时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为此，他鼓动大批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竞选总统案。梁本来反对竞选总统案，但迫于袁的压力，只好妥协。1913年9月，国会通过了选举总统案。袁阴谋得逞，最终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袁又把矛头对准了国会。民国初年的国会，虽有种种欠缺，但毕竟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袁对准国会显然是实现其独裁统治的一个步骤。果然在国会停止活动后不久袁就将国会的立法权夺了过来。1914年10月，他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的职务，命令回籍。民国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袁葬送了。
　　对以专制独裁为总目标的袁来说，政党内阁不过是掌中玩物。在利用政党后解散政党，在运用内阁过程中踢开内阁，是袁在政治斗争中惯用的伎俩。国民党的命运如此，以梁为灵魂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也不例外。
　　当人才内阁雄心勃勃的提出他们的大政方针时，梁启超等人确实想有所作为。然而五个月的内阁生涯使他们失望了。他们所提出的种种计划未能实现，而且许多政策又招致袁世凯等人的忌恨和反对。他们本来想入阁参政以牵制袁，没想到处处被袁所摆布利用。1914年，仅存在5个月的“人才内阁”被迫下台。
　　
　　三、毅然反袁
　　1915年底，袁世凯接受帝制。11天后，蔡锷等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展开了反袁护国运动，这是梁启超一生的重大变化。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袁世凯掀起的复古逆流与他的称帝野心使梁不能容忍。袁废出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又炮制出一部新约法，规定总统只对国民全体负责。1914年5月，袁又废除了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这样，政事堂就如同过去的军机处，加强了其独裁统治。此外，袁在对民国新官制改组时还处处模仿古制。如将总统府秘书厅改称秘书监；文官分成七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如此这般，似乎上边就差一个皇帝了。但袁还不满足，他还想当终身大总统。约法会议通过的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连选连任。更为可笑的是，三名继任总统候选人必须由现任总统提名，终身制又摇身一变成了世袭制，这同皇帝家天下又有何区别！
　　为了制造舆论，袁授意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诬蔑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可行共和制，只可行君主制。接着，袁又指使其心腹杨度，网罗了一大批复古名流，组成“筹安会”，为帝制唱赞歌。不仅如此，袁在各地的亲信还直接指挥，组成各式各样的请愿团，直接上书劝袁世凯称帝。1915年9月，又有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并向参政院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11月，全国各地投票，一致拥袁称帝。袁半推半就，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梁启超走上反袁道路有一个过程。起初还只是批评与不合作，直到杨度等人大搞帝制“筹安”活动时，他才想真正与袁决裂。1915年4月，梁离津南下省亲，为父庆寿。6月便转到南京，约同冯国璋联袂进京晋见袁。他们向袁面陈帝制危害，奉劝袁悬崖勒马。袁则严肃地表白自己根本不想称帝，言辞恳切，信誓旦旦。岂料，这次谈话后仅仅两个月，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即粉墨登场。一时间，复辟帝制的言论不绝于耳，甚嚣尘上。耳濡目染这一切的梁启超，思前想后，终于忍无可忍，决定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梁愤然提到：“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2]（P721）在筹安会出现后的第7天，他连夜草就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大作，反击复辟逆流，这就是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该文草成后，其内容立即被袁世凯得知。他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其分量决不亚于一颗巨型炸弹。于是他立即派人给梁送去20万元巨款，企图收买梁放弃发表此文。梁婉言拒绝，并将该文誊抄一份寄于袁，可见梁仍给袁留有余地。
　　与此同时，因参与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而遭梁绝交的杨度，又敦请蔡锷立即赴天津，以师生之谊劝梁不要发表此文。蔡锷返京后回话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在袁看来，这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他又派人威胁梁说，你曾经“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即饱尝，何必更自苦呢？”[6]（2929）梁谈笑自若:“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6]（P2929）来者唯唯而退。此后，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接连而来，梁泰然处之，不为所动。9月3日，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赫然刊载，在社会上引起轰然震动。
　　那么此文都写了些什么，以致引起如此反响？《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要害是反对和批判猖獗一时的复辟帝制逆流，反对和劝阻袁称帝。看不出这一点，就无从理解梁为什么要写作此文。姑且不论梁文原稿有之后经人劝而删去的那段激烈言辞：复辟帝制“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2]（P721）就是发表后的文章也不含糊。梁启超写到：
　　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又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彷徨迷茫，莫知所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及，……何苦无风鼓浪，兴风作怪，徒洧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7]（P2905）
　　这显然是对袁氏政权几年来以权弄法的清算和对其公开复辟制度活动的抨击。针对袁一心梦想作皇帝而又口口声声表白自己无意恢复帝制的谎言，梁还着实将了袁一军。他说，若改行帝制，则将来谁做皇帝呢？“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黄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新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辙义形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以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一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7]（2905）真令人哭笑不得。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无误的说，梁是反对袁称帝，再造共和的功臣之一。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为标志，梁启超公然亮出了反袁的旗帜，公开走上了反袁的道路。经过梁蔡等人的精心准备，再加上护国军将士的共同努力，全国人民的声援，护国运动很快取得了胜利。袁世凯被迫退位，不久在绝望中死去。梁袁关系在经历了复杂变化后也随之结束。梁蔡师徒二人也成了再建共和的功臣。
　　
　　四 余论
　　
　　通过上面对梁袁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梁袁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变化异常。梁从戊戌后的反袁到民国初年的联袁，袁称帝后又走上了反袁之路。这一切，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理解。但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梁的思想特征，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
　　近代中国是一个矛盾异常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甲午战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国家要生存，只有变法。梁启超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支持光绪帝变法，而袁世凯为了自己官场上的飞黄腾达，出卖了维新派。这时，梁启超要反袁。到了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清朝已经灭亡，民国已经成立，国家需要稳定，更急需走上宪政的轨道。袁当时又是最大的实力派，梁要实现其政治改良目标，只有联袁。与袁的合作，使梁看清了袁的真面目。袁的真实目的是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直至称帝。梁对袁越来越失望，于是走上了反袁之路。可见梁袁关系的变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梁袁关系的多变与梁的思想特征也有很大关系。梁一生虽多变，但改良主义的宗旨始终未变。梁一生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改良的办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以立宪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早年维新变法的目标如此，到了民国初年与袁的合作，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强权来实现宪政。直到认清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称帝，梁毅然举起了反袁的旗帜。可见，梁虽在不同时期对袁的态度有变化，但改良主义的宗旨始终未变。况且书生议政无非是写文章，造舆论，组团体。要想真正实现立宪理想，只有寻求实力派的支持。所以戊戌时期梁启超选择了光绪帝，辛亥后选择了袁世凯，袁死后又选择了段祺瑞。正是因为梁一生改良主义的宗旨始终不变，决定了他实施过程中策略必然多变，因为时势在变。从梁启超一生来看，他的改良主义一生未变，这也就决定了他从政的前半生到处碰壁，左右摇摆，直至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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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A].梁启超全集 [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梁任公之入阁问题[N].时报,1913—9—18.
　　[6]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 梁启超全集 [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