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作古已有20年了。可我总能不时地想起他。
　　 祖父出生于解放前一个贫民之家，庆幸的是，一辈子只摸过泥巴的曾祖父却舍得送他和叔祖父去读书。于是，在大家族的其他堂兄弟们弯着腰在田里劳作的时候，我的祖父却挑着书箱在乡间小路上，于大家不解的视线里走过。
　　 当然，这一切我都只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还包括我的祖父怎样于饥肠辘辘中饱读诗书，怎样承受大家族里因为他不曾在田间出力的鄙视眼光的往事。后来，他和叔祖父终于学有所成，祖父做了一名先生，叔祖父则到国民党的军队里服役。
　　 世事的变迁总是令人难以预料。不久，便迎来了震天撼地的文化大革命。已在新中国小学堂里做教师的祖父，也没能远离这场革命，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文书和叔祖父当过国民党宪兵（尽管后来参加了起义）的历史让他惴惴不安，他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的将来。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提出退休或是退职，幸运的是被批准退职，他得以侥幸躲过了一场厄运。我的在职的叔祖父，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打入囚牢，等到平反出狱，已是80年代，人已白发斑斑，不久即离开了人世，极为凄凉。而我的祖父，同样落实政策，复职，并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得以颐养天年，于85年安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让我记住祖父的，不是他的这些经历，而是一个孙女眼中的祖父：开明而又古板，慈爱而又固执。
　　 应该说我不是家庭中的幸运儿，在家里排行第四的我呱呱坠地后不到两个月，大伯父的第一个孩子也降生了，还是个儿子，不论在大家庭还是在小家庭里，我的出生都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我也只能很乖巧的听话的不知不觉的长大。
　　 我从小就爱看书，就象一个饿得发慌的孩子一样，四处找寻有文字的一切读物，满足自己看书的渴望。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没什么书看了，大队上的《中国妇女》，也成了我的囊中之物，遇上不认识的字，我就跳过去，囫囵吞枣的往下看，等到读初中，书对于我来说，就更是难以满足了。
　　 我不知道是凑巧呢，还是祖父知道了这一切，抑或是祖父因我考取了当时面向全县招生的一所县属重点高中的初中部，有一天，祖父郑重其事的把我叫去，递给我一毛二分钱，说：“这钱，是给你到街上租小人书看的，每天两分钱，一个星期一毛二分钱，如果你能够每天将看过的书回来讲给我听，那就每个星期都有！”一瞬间，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要知道，当时的一毛二分钱，可是我一个星期的午餐费啊！一斤肥肉，也只要7毛6分钱！我一期的学费，也不过是5元钱！而且，祖父的要求，是要我每天好好的看一本书！
　　 我终于能够尽情的看书了。我念书的学校在镇上，每天中午放学后，我便一路小跑到了邮电局前的租书摊上，大快朵颐。回到家里，便尽量既简明扼要又不拉情节的将故事复述给祖父听，力求让他满意。不久，书摊上的书就被我看完了。我又找到了一个远方亲戚，她在镇上的一个文化站工作，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看着我想看书的可怜样，同意了让我免费看书。
　　 我于是告诉祖父，我有不要钱的书看了。可是，使我奇怪的是，祖父仍然每星期给我一毛二分钱，只是每天要回家把故事情节讲给他听。这样，我每天既能看到自己心爱的书，又能吃上一点对我来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瓜子、梅子之类的零食了，那简直是令人至今回忆起来都无比幸福的日子！
　　 祖父后来视力不断的下降，从用放大镜看东西到书报上的任何字都看不清楚了，于是我便成了他的眼睛，一有时间，就给祖父念书、念报，甚至讲笑话给他听，那时的祖父，居然还自费定了一份《人民日报》！记得廖承志的《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我念给他听了，他觉得还不过瘾，硬是要我和姐姐用大练习本，一页只抄一个字，把全文抄下来，他再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祖父自己是个读书人，也最重视后代的教育。他的四个儿子，除了最小的自己不愿读书，他也束手无策之外，其余的三个，老大于重庆大学50年代毕业，老二读了军校，老三当年高考是全县的最高分，因受出身、成分影响，只录了师专。不管家里多穷，只要他的儿子们愿意读书，祖父都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完成学业。我的父辈们也继承了祖父的思想，供孩子读书，他们都在所不惜。我们是幸运的。
　　 又快到清明时分，祭拜先人的时候了，回忆起祖父，心中还是会漾起一种幸福。祖父，愿您的在天之灵也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