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是我的大学老师，叫他师父是因为他曾经带领我们一群选修那一门枯燥无味的方言学的同学去遵义实习，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他对我们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不知是哪个同学建议叫他师父的，大家都同意，于是这个称呼就延续下来了，直至多年不见，提起来仍然叫师父。
　　 师父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现在已经是那个大学研究生处的处长，他的学生中都已经有了教授了。这天不知师父他老人家怎么想转了，打个电话来说想到兴义看看我们几个徒弟。多年不见，不知师父该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几个同学都挺想见他的。
　　 不日师父来了，自己开一辆松花江小微型轿车，小得象个鸽子笼似的那种。快60岁的人了，看上去竟象一个40岁左右的壮年，仔细端详才看到头发根全白了，脸上手上的老年斑也密密麻麻地了。年岁不饶人啊。
　　 陪着师父在兴义转了半天，看看街景，看看人文风光。我奇怪他老是问册亨离兴义多远，兴义到册亨的路好不好，册亨的经济发展如何。师父是贵阳人，祖籍湖北，他能跟册亨有什么关系？
　　 册亨是贵州省黔西南州下属的一个县，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册亨非常边远，毗邻广西，是一个山高水远森林环绕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师父问：“我要去册亨，你们陪我去不？”我说：“你如果真要去我当然可以陪你，可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去那么一个遥远的山区，册亨跟你有什么关系？”师父说：“我有一份册亨情结。”呵呵，我心里想，难道师父在册亨有个小情人不成？
　　 陪着师父开着他的小鸽子笼上路了。一路上随便聊着，我把自己所能知道的关于册亨的点点滴滴告诉师父。师父也把他为什么要去册亨一一道来。原来师父的父亲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曾经穿着草鞋从湖北老家来到册亨，就任当时册亨国民政府的县长，那时候，师父的父亲才刚刚２７岁，在册亨三年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调到另一个县当县长时群众为他立了一石碑。师父说他的老父亲一生坎坷，在两个很边远的县当过县长，在国民党的贵州省政府做过事，后来回到家乡又受共 产 党的影响，成为亲共的民主人士，应一位身为共 产 党 员的好友的请求，回到贵州来劝说几个县的国民政府投降，使这几个县得到和平解放。文化大革命时，师父的老父亲也遭到了批判，被打成反革命，直到１９８０年才得到平反，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１０年了，师父很想看看父亲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并且想找找那块名为“去思碑”的石碑。
　　 我找了在册亨县工作的熟人问怎么办，人家一听是老县长的儿子回来寻旧，都挺帮忙的。先是找人查了册亨县志，发现县志中对师父的父亲的记载非常全面，连“去思碑”的碑文都有记载的。接着人家带着我们去了旧时册亨县城的所在地，在那儿寻访年纪大的老人。师父意外地得到一个惊喜，竟然遇到了一位８３岁的老人，他是１９３９前后在衙门煮饭的，跟随师父的父亲多年。老人还很清醒，说起了师父的父亲６０年前的许多往事，连说“好人哪好人哪”。他说那块去思碑以前一直都在的，是刻在公路边的崖壁上的，去年公路扩宽才被炸掉了。
　　 老人的儿子带我们去看当年衙门的所在地，走在路上竟有白发老妪指着师父说，看哪，那肯定是涂县长的儿子，长得太象了。师父停下问她是否认识当年的涂县长，她说认识啊认识啊，她还说她的男人是当时管粮仓的，相当于现在的粮管所所长吧，絮絮叨叨说了一通后，又连连感叹起来，好人哪好人哪。
　　 旧时县政府的所在地荒草丛生，那位带路来的人指给我们哪是衙门，哪是监狱，哪是粮仓，全部的面积不过占地几亩。师父说他曾经听父亲说过，在册亨当县长时，县政府在山顶之上，四周全是原始森林，夜半三更的时候豹子都会跳进院子来，那时候冷清得很，整个县政府吃皇粮的人不过13个。
　　 师父站在当年他父亲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四周仔细地看着，看得出他心里有些激动，仿佛父亲的灵魂附着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上都在跟他说着当年的故事。
　　 从山上下来，几个老人拉着师父不让走，硬要留他吃饭，师父无法推辞就吃了一顿册亨的饭。
　　 从册亨回兴义时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了大雨，师父很高兴地哼着《喀秋莎》，车也开得很轻快。我知道师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那个册亨情结不再耿耿于怀，而是成了一个亲切的、直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