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确诊的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就没有平静过。说实在的我表面的镇定都是给别人看的，我害怕，害怕极了。
　　 一直以来对父亲总是一个很模糊的轮廓，他是一座山，是一棵大树，是.......却怎么也不可能是小溪，河流什么的。从妈妈那儿没有更多的关于父亲的故事，很小的时候只是知道我有个穿军装的爸爸，那个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家伙长的什么样子却不是很清楚。他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了我和弟弟也会躲的远远的看看他，并不去他跟前，没有语言，没有什么亲密的动作。如果他在饭桌上我会很紧张，那顿饭肯定是不知道是怎么吃下去的。记得他第一次抱我那时我已经十四岁了，因为工作的调动他的朋友们为他送行而喝了很多的酒，他的情绪很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子，我和弟弟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妈妈坐在床旁等着父亲归来，看的出妈妈的心也是激动的。父亲回来时带着满身的酒气，那天他跟妈妈说了很多，我瞪大了眼睛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依着床坐下来看看我，（他的眼睛真好看，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到他的眼睛，别人都说我的眼睛很像他，我觉得很幸运。）伸出双手抱我在怀里，带着伤感的语调重复着“明天我们就走了。”是啊，那是要离开他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啊。
　　 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掉过眼泪，而且总是一种从不求人的架势。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倒下，他是山啊，他是树啊。人有旦夕祸福，在父亲轻描淡写的说他有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也只是嘱咐他去医院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是山啊，他是树啊。病理报告下来了，当在电话中听弟弟说：“爸爸确诊了，是胃癌。”我的脑子是空的，只是告诉弟弟先别跟他说。拿着电话在脑子里使劲开始搜索关于这个该死病种的种种可能想起来的一切。我没有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哭，在马路上看着车啊人啊来来去去，我竟然不知道我该去哪儿。父亲病房的门被我鼓足了勇气推开时父亲只是扫了我一眼，弟弟在沙发上站起来并没有避讳他，将病理报告递给我，我慌张的向父亲望去，找不到他的眼神，他在躲避我。父亲是个聪明的人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想不用我做过多的解释，他已经知道了，在躺在做胃镜的病床上医生告诉他需要取些组织做活检时他就知道了。
　　 我故做轻松的笑了笑，当时那种笑一定比哭还讨厌。我挥了挥手中的病理报告：“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做了就没事儿了。”父亲的口中含糊不清的嗯着在病房中漫无目的。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确定手术日期的日子，也是那时候最难过的几天。父亲的人缘好极了，朋友一波一波的来探望，不同的安慰声每天都充示在父亲的耳旁。了解父亲的人会不由自主的问我：“丫头，是不是你弄错了，你带他再到别的地方去检查一下，这么好的人怎么就会得了这个病。”苦笑和沉默代替了健谈的父亲那几天所有的生活也包括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使父亲没有那么紧张，我几乎使出了全身所有的解数，笨嘴琢舌的我平时讲笑话从来没有人笑的，那几天我可能把一辈子的笑话都讲了，当然还是没有人笑。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紧张的情绪在父亲和我们之间流串，即使我再怎么故作轻松也掩盖不了我内心的恐慌。我开始祈祷，希望手术中父亲的痛苦不要很大，希望手术顺利，希望没有转移，甚至希望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手术的日期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父亲第一次用几乎是祈求的眼神望着我问：“明天你什么时候来啊。”我抱了抱他：“尽快啊，我忙完了就会来的。”走出病房眼泪在眼眶中闪烁。人是多么脆弱啊，那时他不是父亲了，是我的爸爸，他不再是山不再是树，他是我生命中不可以缺少的一个人，他是我的爸爸。
　　 当手术车来到病房的时候，爸爸的眉头邹在了一起，满身的管子使他活动起来不是很方便。躺在手术床上有些烦躁，他抬起头张望着寻找着我们每一个人，确定都在时他安心的闭上了眼睛。车在向手术室的方向移动着，我的心也紧紧的揪到了一起，我真的不敢确定会发生什么。时间就像是凝固了一般，看着手术室的门我的脑子几乎又是一片空白。爸爸这两年是多灾多难的，刚刚做了肾囊肿手术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面临这个更大的创伤。他是坚强的，前一此那个手术他几乎就没有让我们操什么心，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就满地跑了，惊的主治医生连呼不可思议，正常人那时候正是疼痛最重的时候，那就是我的爸爸。可是这次他完全不象以前那样，他的眼神多了忧郁多了恐慌多了求助。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他从手术室中被推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神，那眼神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现在当我每次离开病房的时候他总会说：“记得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