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巨贪高官被判死缓引发质疑：该不该慎杀
　　
　　http://news.QQ.com 　 2006年05月14日00:04 　 民主与法制时报 　
　　
　　 刘志祥案是由“雇凶杀人”突破的，法院对其判决是否过轻，争议之一就在于“雇凶杀人”够不够判死刑。
　　 同为“雇凶杀人”，刘志祥案让人联想到此前被执行死刑的亿万富翁袁宝璟一案。 对比两案“雇凶杀人”情节，有人质疑：“袁宝璟三兄弟也是因为雇凶杀人，虽然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都没有保住三条命，他们与刘志祥应是有可比性的。”
　　 记者注意到，判决中刘志祥雇凶杀害高铁柱，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两字之差，使判决结果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此，法院认为，刘志祥没有主观杀人的故意。 判决中的刘志祥“雇凶杀人”民事部分诉讼，被害人家属邓以华已经在宣判前，在法院主持下，与刘志祥就故意伤害附带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记者联系到邓以华，邓以华确认已达成调解，但对赔偿数额的问题予以回避。
　　
　　 贪污多少钱才能判死刑
　　
　　 刘志祥案的判决，再次引发人们对“贪污多少判死刑”的争论。
　　 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根据这一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的可以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而有期徒刑最高15年。
　　 贪污多少判10年？多少判死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可判贪官无期徒刑、死缓或死刑呢？
　　 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而被判死刑。此后，这个标准越来越宽松，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2004年3月，“安徽第一贪”尹西才被判死缓，涉案金额已达2000多万元。而其后被判的大贪官们，动辄受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元，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最终大部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如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等。 刘志祥的涉案金额，已达4000多万元，在副厅级官员中的贪污受贿金额中，名列前茅，但最终被判死缓，让不少人生出质疑：法律是不是对贪官越来越宽容了？
　　对此，有评论呼吁，是不是该给经济犯罪的死刑定个规矩，尽量少些“死缓”，以维护刑法的尊严。该评论指出：“其他犯罪，大多杀无赦，为何经济犯罪就要赦免了？莫非法律面前，暴徒活该处死，而贪官就该活命，即便有命案在身的贪官，照样保全性命？”
　　
　　 贪官量刑有“慎杀”趋势吗
　　
　　 从一份2004年以来的贪官案件量刑统计中，记者发现了一些特点：这两年多来，不少贪污数额达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贪官，几乎都被死缓化了。
　　
　　 贪官量刑表(2004年至今)
　　 姓 名　 职 务 贪污受贿金额 处理结果
　　毕玉玺 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 1304万元 死缓
　　田凤山　 国土资源部原部长 　 503万元　 死缓
　　韩桂芝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 736万元 死缓
　　刘方仁　 贵州省委原书记 677万元 无期
　　黄亦辉 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 1660万元 死缓
　　王 雁 山东省青岛市原市长助理 496万元 死缓
　　马 德　 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原书记 600万元 死缓
　　高 勇　 成都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955万元 死缓
　　丁乃今 黑龙江省鸡西市委原书记 620万元 死缓
　　丁 云 云南红塔电视台原台长 446万元 死缓
　　杨志达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 295万元 无期
　　李友灿　 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　 4744万元 死刑
　　温梦杰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原处长　 1505余万元　 死刑
　　
　　 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执法部门对于经济犯罪的慎杀趋势。事实上，从“安徽第一贪”王怀忠，到海南“中国金融第一案”，再到贵州原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刘方仁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相关主犯均以死缓或无期徒刑作为终审判决，他们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亿元，而且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巨贪官员无一被判死刑。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对于经济犯罪的腐败分子，可以考虑不杀。
　　 “死刑的废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目前不能全面废止死刑，但应当将死刑适用的范围控制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内，对于经济犯罪可以考虑废除死刑。死刑对于贪污受贿的犯罪人具有威慑力是 无疑的，但不能夸大这种威慑力，从刑罚功能角度分析，并非越严厉的刑罚就能越有效地预防犯罪，合理、不可避免、及时的刑罚，才是最有效的刑罚。”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萧中华教授如是说。
　　 也有部分专家认为：现在很多人呼吁用重典。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高越好，死刑也在所不惜，有些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重典只是惩治腐败，并不能防止腐败。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制度有漏洞，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全由个人承担。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亡羊补牢，而非提高刑罚，乱用重典。 但是，也有不少人质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慎杀”原则为什么先在经济犯罪上应用？靠死缓能否惩治经济犯罪？在当下不少审判贪官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外施恩”的思维已经逾越了“嫌犯并非主观故意”、“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等先决条件。现在“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赃款已大部分追缴”等等因素，往往变成贪官免死的法宝。执法机关这种做法，难免让老百姓感到执法者有为贪官开脱的嫌疑，从而对反腐失去信心。 更有一些专家担忧：一个接一个贪官被判死缓，长此以往，贪官腐败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法律上的死刑，将失去了对贪官们的威慑力，更会使群众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