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志》析诸葛亮snake_eyes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从蜀国兴衰的角度来讨论诸葛亮的功与过。
　　
　　前言
　　
　　 谈《三国》，就不能不谈诸葛亮。
　　 以前读《三国演义》时，常常觉得奇怪，以诸葛亮的神鬼莫测之功，以关张赵马黄的勇猛，何以多年来，刘备只能在荆、益西南一隅苦苦挣扎，虽有六出祁山之举，却总因各种意外而中断，最后甚至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一个。
　　 近日再细读《三国志》，才发觉是被小说中写的人物误导了。和鲁迅先生说的一样，：“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如果蜀真的能得天下，以诸葛亮的性格加上刘禅对他完全的信任，可以说又是一个能称得为“圣”的表现。尽管如此，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还是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所以才成为《三国演义》中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事实上，从蜀国兴亡的角度，却要这样说：天下得以三分，诸葛亮之功也，蜀国得以早亡，亦诸葛之过也。
　　 要说明的是：从蜀国兴亡的角度来看诸葛亮，由于他在蜀国不可动摇的地位，其一切行为就全部带有了国家的色彩，而不仅仅是私人那么简单。这是我们要明确的第一点。
　　 所以我们不仅分析了他的战略思想，还对他的用人安排，性格特征等等都进行了说明。
　　 由于蜀汉不设史官，而《三国志·蜀书》是陈寿自己整理的，所以一切立论只以《三国志》为参考，没有用其他资料。这是要明确的第二点。
　　
　　 以下我将诸葛亮在蜀的影响分三个阶段来说明：
　　　
　　一、从诸葛亮出山，到刘备进位汉中王
　　
　　 在这一历史阶段，刘备军的外部环境大致如此：诸葛亮方出山之际，刘备立足不稳，曹操视之为梗中之刺，不除不为之快，因此连番追杀。而后，诸葛亮渡江连东吴以抗曹，经过赤壁大战，三分之势初成。刘备作为胜者一方，乘机收得长沙、柱阳、零陵等荆州江南之地，但所得者，不仅地理位置偏南，亦非最富庶之地。因而刘备亲自“至京见权，求督荆州”。孙权最终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划出南郡与刘备，目的是为了巩固共同御曹的军事联盟。在刘备得到南郡之后，当年刘表的荆州地区，事实上已被曹、刘、孙三家所瓜分。再后来，占据益州，败曹于汉中，得两川之地，进位汉中王。
　　　
　　 1、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诸葛亮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战略眼光奇准，他在草堂之中，对天下大势看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此后天下形势也完全是按照他所预料的发展进行，只是其中因为不同的历史人物不同的性格才有一点点偏差而已。
　　 《隆中对》可以说就是他初出茅芦的第一个战略性宣言。他说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也”，说孙权“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跨有荆、益”，则“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在出山之后，也是完全按照这个战略思想来部署安排的。先是在赤壁之战中，得了部分荆州土地，然后再图益州，最后在刘备进位汉中王的时候，可以说初步实现了这个战略构想，只是由于关羽后来未能守住荆州，它的失守犹如关闭了益州东面的大门，使得最后诸葛亮才不得不六出祁山，难兴汉业。
　　 然而综观三国历史，“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亮说出这样自负的话来，确实有他的资本。谁敢说诸葛亮不是三国里最清醒的人？
　　
　　 2、从乞丐到百万富翁的转变，谁适应得最快？
　　
　　 刘备军在赤壁之战前，所占不过江夏、夏口，军不过万余人，将士谋臣不过关、张、赵、糜、诸葛等数十骑，可是在赤壁之战后，则先后收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州西南，然后占据益州，迅速膨胀为继曹、孙之后的第三大势力，六年得进成都；再五年，得取汉中，达至鼎盛，西南称霸，带甲十万余，其转变之快，不亚于从乞丐到百万富翁。
　　 在这一过程中，最清醒的莫过于诸葛亮，他的政治、军事、组织、外交才能都得以充分的发挥出来。“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诸葛亮理清了刘备军中的各种关系，“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建立法度，整理军旅，使得刘备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集团，并且为三分天下做好了政治、军事、组织、人才的各方面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蜀的大部分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如：庞统、法正、许靖、董和、刘巴、黄忠等等。能将这许多人才纠合到一起，并各尽其用，足见诸葛亮之功。
　　
　　 3、反正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 亦曾“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倖，确实是危险的事。所以后来诸葛亮没有用魏延出子午谷之计，一部分是这个因素，得为整个国家着想。
　　 但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们看到诸葛亮牢牢抓住了几乎每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孙权集团完全有可能实现占有荆州的宿愿，但是刘备集团捷足先登了。正当孙权集团的主力还在与曹操留后部队作战的时候，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紧接着刘备带兵南循，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投降。这时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刘备集团用行动向远近宣布：刘备集团占有荆州四郡，刘备是那里的统治者。接着刘备又接受庐江雷绪率领数万部曲归附。而此前，亦有两次夺取荆州的机会，诸葛亮都曾向刘备建议过，只不过刘备在进行了各种综合考虑以后放弃没用罢了。
　　 接着趁“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之时，受邀率兵入蜀，旋即占据益州。刘备对益州一直存有“欲自取”的念头，但又怕“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之所以能成功，一在于刘璋邀其入蜀，一在于曹操与孙权大战不能相顾。
　　 此后不久，孙权“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则“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但是在听说曹操已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之后，刘备恐成都受攻，为避免两面作战，只得跟孙权达成协议：划长江以南，湘水以西的郡县归自己，江夏、桂阳、长沙等富饶地区属孙权。刘备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划地退让而返，主要是为了确保益州这块根据地。
　　 再此后，刘备征汉中，占有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取得对曹进行钳形攻势的地理优势，这一系列战役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观察这段时间里的诸葛亮，我觉得之所以比较意气风发，主要是有几点原因：一个是反正就那么点人马，一本万利的买卖，输了可以从头再来；一个是刚刚出山，要急于建立自己的威信；再一个是刘备军始终在各方面的威胁之中，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不得不趁各方面都不能腾出手来的机会，壮大自己。可是在刘备的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诸葛亮的行动则越来越谨慎，再也没有开始时的锋芒了。
　　
　　二、从刘备进位汉中王，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
　　
　　 在这一历史阶段，刘备军的外部环境大致如此：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关羽北上，孙权袭杀关羽，曹、孙瓜分荆州。刘备东征，有猇亭之败，然后孙、刘大体上保持了联衡之势。诸葛亮在力积国力的同时，六出祁山，然而始终也没有达到目的。
　　　
　　 1、长于治戎
　　
　　 后世对诸葛亮的评价为什么那么高呢？最主要的，他能“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得到了民心，并且以蜀之嬴弱小国一州之力对抗魏之大国中原之强。使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即使在“敌境”，他也深得民心。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他治蜀“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虽然“用法严峻”，但是人民畏而爱之。
　　 他提倡农业、手工业。虽然在《三国志》中这方面说的不多，但是从六次北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诸葛亮每次北伐都必然要耗损国力，伤亡丁壮，但是不久之后他又能组织出一只相当有战斗力的队伍。这证明他在经济和人员组织方面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措施。
　　
　　 2、关公之死及其他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关羽水淹七军，擒庞德，降于禁，围曹仁，樊城岌岌可危。关羽又遣别将围襄阳。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南乡太守均向关羽投降。“羽遣别将已在郊下(郊县属颍川郡。治今河南郊县)，自许以南，百姓扰扰……”关羽“威震华夏”’“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关羽的功业达到了顶峰。
　　 然而孙权不能坐看关羽的强盛，在精心策划之后，开始对关羽发起进攻。《吴主传》说：闰月(闰十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关羽之死，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很显然是有的。关羽一枝孤军在外，而刘备是怎样支援他的呢？襄樊之役开始不久，关羽就要求占有东三郡的刘封、孟达派兵相助，表明关羽认识到有此需要，而刘封、孟达拒不承命。为什么刘备不命令刘封、孟达出兵？就算三郡初附，一时不能调兵出境，为何不从蜀中派兵增援？而孟达强悍，刘封刚猛，仗势欺人，两人是难以合作的。诸葛亮身为军师，对刘封的个性也是了解的－－《三国志》中就曾说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但他没有阻止刘备，未尽到筹谋劝谏的职责，终致“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导致汉中东大门失陷。这其中我想一方面有蜀扩张得太快，使得实力不足以保荆州的缘故，但另一方面，诸葛亮的用人调度则有极大的缺憾。
　　 不仅如此，还有街亭之役，对马谡的使用上。刘备早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非但没有听从，反而以马谡为参军，又在关键之战违众意起用之，导致有街亭之失。这就完全是诸葛亮太过自负的缘故了。
　　
　　 3、事实的权利中心
　　
　　 在刘备的统治集团中心，除了开始曾经让庞统“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外，几乎所有的时候，诸葛亮都成为事实的决断核心。在刘备死后，诸葛亮身为丞相，更是成为军政大权把持的中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样的好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核心，可以实行长期的稳固的政策。而坏处则是一方面不利于新旧更替，一方面则因为大权在诸葛亮一个人手中，使得诸葛亮的弱点就成为蜀国整个国家的弱点。一个固定的权力核心，就会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和用人方式。这种用人方式的长期存在，就使得提拨上来的人才不可避免的带有相似性。而这种思维模式的长期存在，就会使思想局限在旧有的框框里，难于进行新观念的更新。如：《三国志》中开始的孟达、刘封，后来的杨仪、魏延，不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对自己平服手下过于自信，总是用这种两人不好搭配的方式来解决。诸葛亮自己也“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却没有改变这种局面。
　　 关于新旧更替，可能诸葛亮也注意到了，所以才有马谡的事情。从历史来看，马谡的事情难道不就是诸葛亮想要尽快的提拨人才而没有处理好的吗？诸葛亮在处理人才时，经常会用这种手法。“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这是说费祎。“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这是说马谡。诸葛亮身上的这种文人气，使他容易和众人相处，又使他难于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4、帅才？将才？
　　
　　 自关羽败亡、刘备身死后，诸葛亮几乎是每战必亲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又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最后六出祁山，以至病死五丈原，究竟有没有必要？
　　 我们知道诸葛亮一生谨慎，虽然没有成功兴复汉室，但是却也几乎没有打什么败仗。他北攻魏国是以一州之地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由于荆州已失，改由一路出兵。所以反对采用悬危的作战方案，主张安从坦道，十全必克，乘敌无准备或兵力东下、关中空虚的时机出兵，并交替变化各次进军路线，隔绝陇道，动摇敌境夷、汉人民。鉴于远离本境作战，每战力求速决。魏军坚壁不战，企图疲弊蜀军时，改在敌境久驻屯田，以求战略上持久作战。攻城受挫后，转变为以野战为主。每次退却，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那是不是他相信自己出祁山可以很快就成功呢？是不是因为他不放心把那么多兵马交给别人呢？他怕万一有什么事情，则蜀国再也恢复不了原气了，对不对？因为这时的蜀国已不再是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所策划的那个蜀国了。这时的诸葛亮连五千人马拿去给魏延冒险都不肯，真让人悲哀。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自负，一方面说明了蜀国的蠃弱，再一方面说明他并没有做好新旧更替的准备。如果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坐阵后方，以当时蜀国的姜维、魏延、费祎等人为将，未必每次都不得不粮尽而返。 司马懿就曾说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晋书·帝纪第一》）。司马懿的这段评语可以说是对诸葛亮自负与临机不决的个性弱点的深刻而又具体的诠释。这段评语的意思是：“（诸葛亮）志向很大却把握不住机会，多有谋略却难下决断，喜好用兵打仗却缺乏权衡轻重的能力和权变的能力。”
　　 这个历史阶段中的诸葛亮，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个诸葛亮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达叛魏一事的处理上。 魏太和元年，孟达因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而亡，魏兴太守申仪与孟达有矛盾，孟达有叛魏返蜀汉的心愿。此时诸葛亮已驻师汉中，准备北伐，诸葛亮本应抓住这个机会，一面致书孟达，一面火速举兵东向，剿灭申仪，夺取子午道，促使孟达归汉，解决汉中东大门之忧的问题，但诸葛亮并没有这样做。《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是这样记载的：“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这里诸葛亮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机事不密，致使谋泄，而司马懿却果断出兵，剿灭了孟达。以此观之，陈寿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一点也没有说错呀。
　　 　
　　三、从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到蜀亡
　　
　　 在这一历史阶段里，司马懿果断夺了曹爽的权，主宰魏政。姜维数次北伐未果。却被邓艾袭了汉中。后主听信宦官，不战而降。蜀亡。
　　
　　 1、权力真空怎样弥补？
　　
　　 在诸葛亮生前，以其为核心，军政大权全部在握，而后主亦对其听信有加。可是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让后主这样听话，诸葛亮死后，“以琬为尚书令”，然后费祎“代蒋琬为尚书令”，然而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都无法做到后主象对诸葛亮一样言听计从，再加上没有一个人有诸葛亮的威望，最后使得小人趁隙而入。“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导致蜀政混乱，致有败亡。从这里看，诸葛亮实在是没有看透后主，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拥有权利的人。权利在后主的手里，如同怀壁其罪一样，能影响后主的人，就能影响权利。所以诸葛亮生前的那么多忧虑实在是没用，他怕刘封刚猛，以后不好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又怕魏延自恃才略功力，在他死后恃武逞勇，挑起蜀汉内乱，密以杨仪除之。为什么他就想不到如果在后主身边真的有魏延这样的权臣的话，至少可以多保几年蜀的气运？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比较而言，有权臣要比有奸臣好，前者至少还能保国，也许可以等到某天除掉权臣的时候；但后者则必定亡国。在《三国志》中，说姜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故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本来可以避免亡国的事情，结果宦官却要用鬼巫来算一算，这是谁的不幸？
　　 当然，诸葛亮如果从臣子角度考虑的话，也不敢这么大逆不道。但从蜀国兴亡的角度，这是后主存在时最好的方法了。
　　
　　结论：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才干无疑是一流的。无论是战略思想方面，还是治国治军方面，都对蜀国甚至后来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一力擎起了蜀汉这面大旗，并且坚持到死。没有他，蜀国可能连在历史上存在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他的性格特征中的自负、临机不断等弱点，不仅使蜀兴复汉室的希望破灭，还种下了败亡的诱因。
　　 所以说，蜀兴，，诸葛之功也，蜀亡，诸葛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