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谈他的初恋和妻子
　　
　　 记者：从传记上得知，您有过一番曲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感经历。爱情和婚姻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您是否介意谈一谈您的婚姻和家庭?
　　
　　 袁隆平：这个话题说来话长。青壮年时期，我也经历过初恋的甜蜜和苦恼。那是50年代末期，学校派我去支援邻近一所中学上生物课。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女教师，通过接触和交往，互相爱慕。在教研室里，共同切磋教案；在实验室中，一块儿操作试验；香樟路下、沅水河畔，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校园，思想活跃的我也险些被划为“中右分子”。那位年轻女教师也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但她思想上迫切要求进步。学校和教研室的领导坚决反对她和我谈恋爱，严厉地指出：“是要爱情，还是要进步?”这个问题让她日不思食，夜不能寐，陷入了极大的情感痛苦当中。
　　
　　 在那个“左”的年代，经历了激烈而苦涩的思想斗争之后，这位当时“听领导话”的女教师还是放弃了我们纯真的爱情，选择了政治上的“进步”。那时我内心非常痛苦，不能置信。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女教师和另一位男教师结婚生子，才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心情逐渐平静以后，我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教学科研当中。
　　
　　 几年过后，我与我的一位学生邓哲女士巧配成婚。婚后近40年的生活美满幸福，相继有了三个男孩儿，如今都事业有成。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这许多年里，我的家庭尤其是妻子给予了我巨大的温暖、动力和支持，促进了我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功。特别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戍“资产阶级臭老九”挨批挨斗，我用作培育杂交水稻试验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部被砸得稀烂，秧苗也都被折断，当时我感觉天昏地暗，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那时妻子安慰我说：“我和你一块儿去当农民。农民千千万，我去，我俩一块儿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杂交稻就一定能搞成功!”事情过去快30年了，妻子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她的“掩护”和陪伴下，我鼓起勇气，连夜从床上爬起来，愉偷摸摸将残留的部分秧苗藏进了苹果园的臭水沟，秧苗在臭水沟里又悄悄地生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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