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我存在吗？这好像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站在常人的立场，“我”是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个标志。“我”是一个代表独自个体的名词。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好像不太注重单纯的我，讲究三纲五常之德，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克己复礼束我之教。在几千年的儒道释相交融的文化熏陶下，国人温文而雅，彬彬有礼，谦和忍隐，成为世界文明礼仪之大邦。然而，凡事都有过患。儒文化的礼教过极，则偏害随生。孔老夫子的礼教是一种文化方向，是修正自我人性的大宗原则。拿礼教文化当作戒律去要求人，对人性和社会必然是贻害无穷，这是都是后人的过错。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向封建的儒教文化掀起了革命。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在一个革命的运动中被打倒推翻，但几千年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观念却不能一下子消除，那是民族的根基。文化的过患，在于“过”，而不是文化的本身。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那是无法存在的。文化，筑就了民族的精神。看看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多少次多少种惨烈的民族征服！最终不灭的都是有自身文化的。站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初的红毛子不行，强大的八国联军又如何？小日本又怎样？后来的美国又有奈何吗？！为什么中华民族历经灾难深重积贫积弱，最终没能被征服，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力量，他培育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
　　
　　文化是什么？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思想结晶。每一种文化，经过历史的陶冶积淀，都会产生强大的无边无际的力量，培育和支撑着属于那个文化的人民和民族，生生不已。
　　
　　历史走过了文革，走过了自我文化否定和批判至极的魔境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门敞开。国人走出去，洋人走进来，在与世界的广泛交流中，中国人的个性不断的解放，自我意识不断的增强，扩而充之于国家民族的意识，所以才从最初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走向民族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综合国力等诸多领域的世界性全面竞争。振兴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人，中华民族以一种不惑的姿态，站到了今天世界的瞩目位置。像我们这样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在感到幸运的同时，更多的是感慨。
　　
　　人类的文化、经济正在朝着大同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方针，迅速地向着注重人才和个性的开发与发展上改革推进，所谓与“国际接轨”,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自我意识都很强，很注重自我个性的张扬和显现。这是一件好事。但还是不要忘记：凡事都有过患。“不及”与“过之”都会有负面的效应。像美国，自由了那么多年，人性的自由发展到近乎野性和兽性，所以不得不形成法制与自由并举，成为世界人性自由度最大，法律最多最细的一个国家。这很令人深思。什么是自由？终究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那是无法无天，是大自私！
　　
　　我到底是什么？自由的意义何在？我最初是父母的小宝贝，按照父母的方式生活。我渐而是父母的小淘气，不听父母的话就要挨训。我是某个学校的学生，是别人的同学，我得听老师的话，遵守纪律，完成作业，还得随和同学，否则没人跟我玩。我是一个大学生，是按照国家统一的高考标准录取的，我的专业是按照考分的限制选择的，并不是我的本愿。我是一个社会单位的成员，我得按照单位的规定去完成工作；我是别人的同事或部下或领导，我既要遵照上面的旨意，又要协调下面具体的事情和人情，执于上之理偏于下之情，事情都很难圆满，吉凶就看夹缝中的智慧变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我是别人的女友或男友，我不能自己爱自己，我需要去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我；我和别人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情感意愿，可能会造成相互间的失恋以及婚姻痛苦…总之，我是别人的女儿或儿子，我是别人的兄弟或姐妹，我是别人的妻子或丈夫，我是别人的父亲或母亲，我是别人的朋友或同事，我最后是别人的外公或外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夫妻唱和，比喻同心同德）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是上天赋予我的人生角色和各种角色的伦理、义务。没有这么些角色，我即不复存在；失去一种角色，我即不完整，即是一种人生的缺憾。我若只要角色，不尽随其而来的义务，我即会万事不顺，烦恼缠身。我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完全自由地、不顾一切地、随心所欲地、忘却责任和义务地去行事吗？
　　
　　身体是我自己的，用不着别人操心。是这样吗？你若病了，父母会着急挂念；妻子心疼劳累；幼子不知所措；朋友同事会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看望你，花自己的钱给你送礼品；领导会关心询问你，盼望你早日康复，投入重要的工作，他不想失去一个业务主管、一个出色的办事员、至少个熟练工：）你若因病早逝，未尽终年，你的父母会承受晚年丧子之痛；你的妻子将遭遇中年丧夫之悲；你的孩子将饱尝幼年丧父之苦。所以，人应该注重养生之道，但不是要贪生怕死，是要生得其所，死得其所。
　　
　　工作是自己的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这样吗？我有一个武汉市朋友，儿子中专毕业，本来可顶父职，就业市区房官所。可儿子感兴趣开游戏厅。后来市场行业整顿，只好转开网吧，又整顿，小伙子没有专业文凭，取缔了网吧资格。二三十台电脑，是父亲全部的退职结算金和三房亲戚的借款，本还没赚回来，买掉电脑还不了本，只好离开市区，到县城做黑户口生意，待赚回本钱，另某正道。父亲病体守家，下岗的母亲打起精神，帮衬子业，养家活口，景况令人寒心。这里面，“我”的一个兴趣，连着父母风烛残年的命运，牵动着一个家族的心。
　　
　　 我的一个同学，二十年前，其父是某地区专员，父母都是打江山的老革命。他毕业后，不安心矿区的水文地质技术员，意欲改行。在其父将退任的最后一年，也算是组织上照顾，调回了父母身边。当地的银行、公安部门都欢迎他去，可他爱好无线电，进了一家国营无线电元件厂。结果企业不景气，下海创业，父亲去世接踵而来。母亲将一辈子的积蓄都投给了他（他的两个兄妹都没有自己的志向,随行就市，得过且过，也都安稳）可是他自办的企业垮了，他只好向同学借债经商，结果浴池也开业亏本，债务难还。所有的朋友同学，只当援助了他。一千两千三五千，在十几年前，对小城市的工薪阶层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三万多元的人情呐！二十年过去，这位老兄的事业不见发达，真是可怜可叹。相当初若是进了公安，如今至少也是个副科官员，最差也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办，坐镇内勤，何等安闲自在。或许业余时间乐滋滋的搞点无线电小研究小发明（走向电脑方面发展也未可知），也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呀！
　　
　　由此而感叹，择业，也不一定非要依从兴趣。兴趣是一个好的前提或基础条件，成事成业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现实中，有很多成大业者，并不是自己最初的兴趣。我知道的同龄人叶小纲，当初是为了逃避下放，无可奈何地听从上人的安排而学钢琴、考文艺兵的。后来很有造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出国深造拿了学位和大奖，回国报效，成为中国目前最年轻最著名的唯一的交向乐作曲家（好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交响乐作曲家）。
　　
　　兴趣与事业的关系很奇妙，人们无法把握。兴趣是天赋，事业是机遇。天时地利人和，英雄才有用武之地。比如：名票友很受戏迷的喜爱和欣赏，有的清唱和演唱水平直逼专业。但如果让他从事专业，也不一定成名角，反而失去了名票的快乐和满足。我以前在武汉、安庆、合肥等地宣传队里乐队的同学和同事，有不少从事了专业，有出国的在家的，有混得好的和不好的。但没有从事专业的，保持业余爱好的，都很潇洒：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上夜总会或音乐沙龙，享受音乐和乐队的快乐，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让他们体会着音乐人生的意趣，既风光又金光——来钱嘛：）让人为之羡叹。所以，有时候保持兴趣，业余发展，也很好。成业是一种人生，多采也是一种人生，不必太执著。我想，应运而行，乘势而作，待机而发，应当是安生立世的择业理智所在。
　　
　　孩子是我的，我要好好培养成材。是吗？我老公的一个同学，自幼爱画，十年前就是某公司装潢部业务高工经理。凡是县城大型建筑的装潢设计以及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广场、舞台总体装潢设计非他莫属。其小女才禀父性，丹青出秀。为父教其立足国画，将来方可挥洒自如。女儿不屑于临摹素描，痴迷于卡通动画，两代人别别扭扭，一直达不成共识。进入高中，电脑、绘画交织，文化课成绩欠佳，父母说教心切，女儿心气益强，几次离家出走，父母忧心如焚。最终父母妥协：决不干涉意愿，闭口不管作息。女儿让步：尊其意愿，任其自由，就用心文化课，否则放弃高考。真是惊心动魄！父女相安一年，终于喜讯传来，录取在某学院本科卡通动画系，皆大欢喜！我等好友纷纷登门道贺，却不知为父另有感叹：此次高考，陪女儿考素描，闲着无聊，要了副纸笔消磨时间。二十年了，重温旧梦。考完，老师看着父亲的画，连连称好，告诉姑娘和在座的考生——你们要达到这个水平，得扎扎实实画三年。至此，女儿仰望于父，奉言为教。在我们这样知根知心的老友，不由得畅然随喜，有泪盈眶……
　　
　　我到底是什么？我存在吗？“我”看来永远是别人的一部分。“我”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意愿行事，那样我永远不如意。“我”如果考虑到我身边的人，兼顾和理解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我”就会万事如意了。也许，这就是佛说“无我”之道理所在吧。不过如来佛在《涅磐经》里说：涅磐之境，常乐我净。意即有我。这个“我”，恐怕就是指包括别人在内的“大我”了：）
　　
　　注：涅磐的“磐”下面应该是一个“禾”字，电脑里没有这个字。据说，过去翻译经文是很考究的，个人执笔，专家组论定，尤其是关键的名词用字，都是要通过集体反复推敲而定的。涅盘之所以不用石磐而用禾磐，是怕误导人们理解“涅盘”的意思，它不是静止如磐石不动，而是像草木一样有勃勃的生机。达摩有论：涅盘者，涅而不生，盘而不死。所以涅盘的盘字，还不能随便用别的盘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