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认识危机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
　　 ——读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先生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以下简称《规范认识危机》）一文。〔1〕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史学界及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深入、持续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黄宗智的研究不仅是探究、论证了中国史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而且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2〕的确，黄宗智的这篇文章，其实不仅限于这篇文章，黄宗智的一系列论著，〔3〕对以往的中国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涉及到了诸多问题，比如“过密化”理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清代的法制理论与实践等。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或者说支撑这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基于—笔者知识水平和认识旨趣——乃是本文试图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黄宗智的方法论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令我们警醒，给我们启迪，有益于我们研究的推进。
　　本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在于梳理《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内在理路，归纳和概括黄宗智的方法论要点及其关注，第二部分主要是探究这一方法论产生的缘由，最后一部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谈这一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并结合学界的讨论提出问题。
　　
　　一
　　
　　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除了简短的引言和结语外共有三部分，即规范认识的危机、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和其他的悖论现象。其论证思路是首先在引言中交代文中“规范认识”的含义和文章的问题以及大致的论证思路。正文的三部分当中，第一部分归纳出中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规范认识”，第二部分在指出与这一“规范认识”相悖的事实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第三部分则是属于对这方法的运用举例，同时也是在指出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强化自己的观点。结语部分则是画龙点睛般的点题。
　　什么是“规范认识”？黄宗智认为，“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4〕也就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paradigm。〔5〕这一词语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6〕《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目的即在于揭示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规范认识，在悖论性事实存在的境遇中探求其方法论的根源，进而指出这一方法论的弊端，最后提出新的概念、理论和有效的方法论。
　　探究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和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黄宗智分别考察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的学术研究。他将中国的学术研究概括为“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认为，前者的核心观点是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是“停滞”的；后者是对前者非难，认为明清时期绝非是停滞的而是与西方国家类似：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黄宗智把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归结为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西方的学术研究也被归纳为两种模式，即“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前者基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认为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无变化，或曰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反动，认为明清经济存在大规模的商品化。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在黄先生看来，前者主要是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后者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追随者。虽然中国和西方学术界受着不同的理论的影响随甚至决定，其间也有争论。但是，黄宗智认为，中国和西方学术研究却有着同样的理论公设，那就是“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现代化）”。这就是他们共同的“规范认识”，“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1〕因之，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也就是中、西方学术研究的共同危机。
　　“悖论现象”或“悖论事实”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2〕在正文的第二部分，黄宗智首先指出了一个经由实证研究发现的悖论性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出现近代式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雇佣劳动，而另一方面却是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性地位，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这一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并存无疑是一个悖论性事实。黄宗智指出，这一悖论性事实的存在向马克思和斯密的理论提出质疑，这也说明了来自于英国实际的上述理论并不能恰切的说明中国的问题，英国的经验“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真实”。〔3〕与此相关，“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和“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的信念在中国的实证资料面前也同样是无从确证。对这一悖论性事实的争辩很容易就滑入“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泥沼之中，而“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4〕接下来，黄宗智结合自己的研究以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即过密化理论、过密型商品化与质变性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等）为例阐释了其所中意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也就是不迷信现有的理论，而是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来发现解释事实的概念与理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5〕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黄宗智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我将其要点归纳如下：（1）微观的社会研究（micro-social research）和区域研究（local studies）。〔6〕也就是借鉴和引进人类学和地方史研究的方法，从微观层面搜集整理实证资料和相关信息，再从实证研究到概念和理论，进而得出结论，亦即“从微观层面的事实逐步上升到宏观的概念分析”。〔7〕（2）支撑这一方法论的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面临的认识论问题”，〔1〕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黄宗智认为我们平素的认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概念（理论）到实证，另一种则恰好相反。“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2〕黄宗智认为，这也是有所突破的好方法。经由实证研究得来的认识和既有理论的比对而产生悖论性事实存在为我们突破现有理论实现知识增量从而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
　　在正文的第三部分，黄宗智从“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中国革命中的结构与抉择”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与既有理论的悖论性事实存在具体探究了这一方法论的意义，当然也是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在文章的结语中，他指出这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更是全世界历史理论的危机，我们须寻求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新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像从前那样把中国历史套入来自域外经验的既有理论框架之中。
　　
　　二
　　
　　接下来我将试着探讨黄宗智这一方法论的产生缘由。我将其缘由归结为三点，第一点是从世界（主要是美国）发展史中的学术发展（或者说学术渊源）的角度来分析，第二点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这一角度来谈，最后结合黄宗智自己的研究经历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学术渊源上来讲，应该说，美国的“中国研究”是有一个源流谱系的。〔3〕最初的“中国研究”是那些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等，这可以称作是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像式建构”。十九世纪以后，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个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潮影响，在“中国研究”中，西方现代化的普世逻辑渐趋占据支配地位，中国被看作是停滞不前的国家自然就容易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迥异的研究路径，也就是把“中国研究”视为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这一带有强烈的对策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这以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为代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受到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影响的学者对“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掀起了扬弃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而以“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为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区域研究”研究的中层分析的浪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随着学术研究中以核心概念的交替为标志的方法论转换，新的研究和切入点得以生成。如果说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论”是对费正清为代表“冲突——反应”模式的反思与修正，那么，“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4〕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倾向上来讲，黄宗智积极倡导“实证——理论——经验”和走向微观的社会研究进路乃是基于他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倾向的深入反思。他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殊为重要，最好是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探求是实真相两只手，且“两手都要硬”。然而，“今日西方社会科学重视模式创造过于扎实的研究。能够探讨事实真相的研究不受重视”。〔1〕学者们普遍的态度是：优秀的青年学者都搞模式；只有能力较低的青年学者才从事实证性的研究。黄宗智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这种学风造成了全社会科学的严重的危机。“最优秀的青年学者一个个轻视实证。搞起研究来，不是纯粹搞理论，就是从理论模式出发，寻找一些符合既定的理论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便算是研究。”〔2〕 黄先生认为这种研究貌似客观，实际上常常脱离不了政治性的理论，也容易混淆理想与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与忧虑，黄宗智才力倡借鉴人类学和地方史的研究方法，主张深入实际，走向微观，“须在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理论”。〔3〕
　　在《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一文中，黄宗智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谈了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其意义。黄宗智坦言，理论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既会激发我们的创造性，也可能使我们陷入机械的运用；既可能开阔我们的眼界进而发现有意义的问题，也可能使我们坐享其成而放弃思考；既可能使我们交结理论，也可能使我们陷入既有的框框；既可能使我们扩展理论交际面，也可能使我们感染意识形态；既可能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能使我们眼界狭隘。在这“鲜花与陷阱”杂陈的研究道路上，我们何以自持？接下来，黄宗智现身说法，从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修行”历程（其实也不是仅限于自身）。不加批判的运用就是把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是和研究者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特殊境遇相联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在于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你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而非主题来处理的，文化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既有传统汉学的“中国中心论”，又有文化主义研究中的我称之为“西方虚无主义”的激进的文化主义（萨义德）和吉尔兹极端相对主义的“地方性知识”的“唯心主义的化约论”（黄宗智语），还有“新文化史”对极端反经验主义的批判（亨特）]，在这些纷繁复杂、交错缠绵的理论之中，黄宗智是怎么较好的保持自我的呢？按黄宗智的说法，他在华盛顿大学上研究生时的学术训练功不可没。这种训练“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细致的脚注等”。〔4〕正是这一种严格的经验主义的学术训练使他养成了从实证研究到理论关联与反思再到经验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路线，也才得以能够在各种理论中做到自主。
　　
　　三
　　
　　在这一部分，我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阐述黄宗智的研究方法及其认识论路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其二是结合学界对黄宗智的讨论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黄宗智的研究方法及其认识论路线不仅对于史学理论研究，而且我认为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的。下面我谈其中的两点。第一，黄宗智的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自主性问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关键的。“关于中国当下的知识界，我认为必须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5〕学术自主性在我看来首要的是学术人的自主性，没有学术人的自主性学术的自主性问题便无从谈起。学术人的自主性首先意味着他（她）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人格，也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他（她）“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他（她）不是在为别人做研究，也不是按别人的意旨或指定模式来做研究，他（她）也不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力来做研究。也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他（她）坚持做到自愿、自觉、自律、自为，一句话，他（她）是自己的主人。〔1〕学术人的自主性并不排斥他人研究的存在和意义，也并不意味着他（她）只是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学术人的自主性只是意味着作为学术人是在尊重别人研究的前提下时刻保持警觉、时刻怀有批判反思的意识。在学术问题上只有说服而没有征服。除开学术人自主性外，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性同样关键，对此，邓正来先生已多有论述，此处不赘。进一步讲学术自主性必然会涉及到学术规范性。〔2〕这里有一个内在自主和外在规范的结合问题。
　　第二，“问题意识”。黄宗智的研究中其实已经凸显了这一点，他讲，我们经由实证的研究采集到第一手的感性材料经过分析、比较，然后关联相关的理论，看看是否能够得到解释，如果存在悖论性的事实，那这就是新概念、新理论的诞生之处。黄宗智特别强调特殊性，主张一定要从特定的环境出发来提出属于该特定环境的理论来而不追求普适性。他有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那就是寻求一种真正属于中国的现代性图景。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漫卷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殊为关键。这里需要强调，上述两对范畴并非绝然对立而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个性、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共性、没有普遍性。就中国而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与全球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勾连？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实际，批判的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在问题意识的另一面，我们看到黄宗智的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主张各个学科画地为牢，彼此孤立，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3〕
　　接下来，我将结合学界对黄宗智的讨论谈谈自己的认识。如前文述，黄宗智的文章和著作面世后在海内外（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史学界和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深入、持久的讨论。〔4〕探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黄宗智论著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过密化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等等；二是关于黄先生方法论的研究，比如多（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微观的社会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限于所掌握的资料和本文的关注点，我谨提出其中的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源于上述第一方面的探讨但却关涉黄先生的方法论问题及其认识论路线问题。在针对黄宗智论著中涉及到的问题的探讨中，有学者认为，英国经验本身也不能用“商业化带来发展”予以概括，它也经历了内卷化（即过密化）；商业化并未克服内卷化；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经济并不见得是突破内卷化的最佳方式。〔5〕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商品化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与资本主义化有关，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标志。〔1〕有学者认为，黄宗智的研究也存在着对斯密理论的误解。有学者认为，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就否定在中国曾经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把在正常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迟早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称作“悖事实的争辩”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有学者认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即追求使用价值的交换的商品生产和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清代以至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生产基本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即使是“蓬勃的、持久的”，要求它导致资本主义，甚至导致近代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等等。有学者对黄宗智的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认为它以华北和整个长江三角洲为论述范围，而依据的主要是满铁调查的若干点是不是具有代表性是一个问题，而且收集和运用的材料比较单薄很难使人对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产生清晰的印象。〔2〕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学者所说的成立，那么，黄宗智的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的证据是不足信的或者说是不足的，如果他对规范认识的归结是不成立的，如果他对别人的理论存在着误解，如果他的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那些他所谓的“悖论性事实”，那么，难道他的理论就只剩下方法论意义了吗？我们该如何真正有效的去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呢？我们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