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改诗·胡杨林社区·雪堂-个人文章

谢泳在早期著作中写钱钟书先生时，曾经谈到钱为胡乔木改诗：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其改诗，胡与钱先生虽然同是清华同学，然而两人的联系却是在80年代由胡发起的，胡当时还三顾茅庐请钱先生去社科院任副职。此次改诗可能就是期间联系频繁的产物。没想到的是一贯不问世事的钱先生这次拿到诗就真改了，而且特别认真，涂改批注了很多。后来胡拿给李慎之先生看，说：“我作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怎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先生接过一看，是钱先生的笔迹，就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见《逝去的年代》，原材料见李慎之《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收入《百年潮》1997年2期）后来经过李先生的解释，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改得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这首诗就是后来在当年七.一发表的《有所思》。想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胡在后来的写的东西，即便除去奉令、或先知先觉地由“领悟”而作的社论外，其他的一些诗文，或许更多了一些个人色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以他的身份，自然也是很难显著的表达个人想法的。就是这样，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当年的一些御用知识分子被驯化的很熟这种因素。因此，此诗作很可能带有“政治任务”，因为胡原本是文人，从诗作的“技术性角度”来考虑，他本能地希望避免诗作的技术性问题影响诗意的表达，所以希望请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一看”。改诗本来文人的风雅事，这说明胡此诗身上也还保留有一些文人气；另一方面，胡是把握舆论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家（或曰政客），这种事情无法不包含着一层作“礼贤下士”姿态的意思。就以上两个方面来看，老实说，这是很贪得的思路，希望好事成双。
　　而钱先生改诗，大概从表层来看是“文人气发作了”，就是当真，学术就是学术，要按照学术的标准来办。但是从回信的话来看，其中表现出的个性与幽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自嘲里头藏着的是什么，读者都能感觉到。谢泳先生就此谈到：“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书生气就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结合其他史料对钱先生的不完全的介绍，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钱的个性，我以为这是知人之论。然而更深层次的东西，即由钱先生作代表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胡乔木为代表的御用知识分子的尴尬遭遇，这更令人感受至深。
　　事实上，胡乔木曾经长年生活在“文人官员”的阴影之中。他早年是极富才气的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思想清洗后被选拔为主持舆论的青年官员，作为形式上、以及个人精神上的“南书房行走”，难逃来自同年其他知识界视作“御用文人”的可悲考语；同时，他也往往难以抑制早年纯粹的知识分子气质，这既影响了他对局面的判断，也往往特别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材料能说明这个人的许多侧面，而这些史料往往都是互相矛盾着的，给人一种反复之感。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这些人以早年自由而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接受彻底的思想清洗，以致今日之事，这是一种悲剧。不同的悲剧悬在钱钟书这类知识分子头上。钱先生改诗，从当年长期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经历来看，非为书生气，而恰恰可能是一种随时可能爆发出来的反弹。钱先生改诗，不适合只作名人轶事来看待。
　　　　
　　2006-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