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常著书立说曰：惟大学问者，治国，安邦，平天下。而现代人则念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经。学问，看起来被高高供奉在神台上，俯瞰神台下做学问的一众人等，有多少真正治得了国，安得了邦，平了天下呢。汉唐宋明清，开国的皇帝哪一位是货真价实的做学问者。书读得最多的赵匡胤，靠的也还是一点运气再加一点愚民的手段，终于黄袍加身，得了天下。刘邦更是一地道的农民，谁知道他哪天脑袋开了壳，对着黄土悟出造反才有出路的硬道理。反而是刘伯温，张良，韩信，这样的读书模范呼风唤雨了一把，但他们施展学问的前提是：作为工具而言。
　　
　　这样看来，学问似的乎就是一种工具。也的确如此，从旧时的科举制度到现在的高考以及各类认证考试，学问是第一敲门砖。先有学问前行，而后才可能作为。有这样的规则，关于学问的问题，就又牵扯出许许多多怪现象来：文凭热，度金热，动手能力低，纸上谈兵盛行等等。如同那个著名的笑话：口袋里插一支笔的是高中生，插两只的是大学生，插三支以上的，就是修钢笔的了。学问做得太滥，反而不成学问矣，倒更类一种工具。
　　
　　不得不承认，学问是衡量一个人智慧的标准。不说学问是衡量智商的标准，而说是衡量智慧的标准，盖因为一个人的智商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而智慧却是后天性的，是通过对学问的求知逐渐积累起来的学问的反馈。往往有大智慧的人，有大学问。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这些鸿学大儒哪一个不是读书过万卷或者韦编三绝。学问不是与生俱来的，依靠的是后天的努力与求索。
　　
　　学问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属性。它是以最常见的姿态存在于自然界的。刻苦钻研的人获得学问的途径快些，懒惰懈怠的人就疏于学问之道了。父母教训孩子常常斥曰：没有学问，看你以后怎么生存。可见，做学问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上升到生存之道上的学问更能彰显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这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领域都需要学问来铺垫。科学上若没有学问做后盾，中国的原子弹不知道要延后多少年才成功。钱学森那一脑子的学问，带给我们国家的是巨大的一笔财富。而在旧时文人的身上，最能体现学问的似乎只是一些摆设：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或者一些风花雪月。以周作人与鲁迅为例，周作人读过的书可谓汗牛充栋，鲁迅就汗颜多了。学问的广博与否就体现在两个人的文章里。周作人的著述种类众多，且文笔裴然。鲁迅则单纯得多，几乎只写一种叫杂文的文体。而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与他们的学问截然颠倒的：周作人当了汉奸，鲁迅是无声中国的呐喊者。学问，并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好劣的标准。
　　
　　还有一个关于学问的融通问题。死读书，读死书，都是做学问的一种方式。但是，于学问的运用上产生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清人梁章钜的《浪迹续谈》中有一则小故事：某官于衙署宴请宾客，有戏班演出。他的四个儿子年纪都很小，平时都被关在书房用功做学问。有热闹可瞧，自然一个个跃跃欲试了。某官乘机想考一下四子对学问的态度。便问：“试问读书好？还是看戏好？你们各自据实回答。”小儿子说：”看戏好。“当下被某官训斥一通，认为其不求上进。大儿子说：“自然是读书好。”某官一笑：“此乃老生常谈，谁不会说。”心里已认为大儿子读死书了。二儿子斟酌片刻，说：“书也须读，戏也须看。”某官皱眉，曰：“此调停只说，可见你平日读书不认真。”最后，三儿回答：“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某官大悦，他终于看到了真正做学问的人了。所以，做学问最高的境界是融会贯通，学为所用，而不是僵硬的套用，老老实实的承袭。
　　
　　书到用时方恨少，做一场融会贯通的学问吧，在生存与竞争的道路上，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