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躺在小镇里的一张单人床上，看着窗外那轮银光闪闪的月亮，突然间意识到已是仲秋时间。思绪便被月光牵着，向记忆的深处一路走去。
　　满山遍野的荞花被蜜蜂珍藏起来的时候，那个幸福的节日就准时地来到农村的老家里。农历八月十五日的太阳才刚刚搭着西山畔，我们姊妹几个已经跟屁虫似的吊在了父亲的身后，那神情活像几个急于建功的小士兵，只等一声号令就会箭一般射出院外。而父亲却不慌不忙，他一边收拾着挡蜂帽，一边缓缓移动着步子，一窝一窝地查看着蜜蜂的归巢情况。“大，咱们今年铲多少窝？”我自作聪明地想“撬”开父亲的嘴巴，也只有我才敢去“撬” 父亲的嘴巴，因为我的年龄最小，是‘掌柜的’的，
　　“你说铲多少窝？”
　　“铲十八窝。”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铲十八窝明年不铲了？”父亲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明显的责备。
　　我不是还留下了两窝嘛。我有点不服气地轻声狡辩道。
　　父亲却不再言传，或许他没听见我的狡辩，或者他对我有些失望，碎姐就在父亲身后偷偷扮鬼脸嘲笑我。
　　“那就铲十窝，留十窝吧。”为了挽回面子，我又一次提高了声音给父亲建议道。
　　“这还差不多，就铲十窝。” 父亲转过身子抚摸着我软软的头发略带夸赞地许诺着。
　　“那我们铲哪十窝呢？”我仰头看着父亲的脸得寸进尺地再一次发问，目的只为了第二天上学路上在向小伙伴跟前给碎姐殴气。
　　“差的不能铲，害命却产不下蜜；旺的也不能铲，要留下做蜂种，铲的是差不多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太阳在我和父亲对答的当儿里悄悄藏起了自己金色的光芒，父亲朝着灶房的方向喊一声：“把水拿来！”这一声是对正在灶房里准备夜宴的母亲说的。等母亲端着一大缸子水从灶房门里走出时，父亲就开始给我们布置任务：“穆哈麦叫你三爸和你碎爸去，阿爱去叫你姑父和你们马老师去，嘎西尔去叫……”等不得父亲布置完任务，我和碎姐早已奔出了大门——其实，我们原本就知道要叫的还是年年都叫的那些人，只是畏惧于父亲的威严才不得不等到他亲口下了命令再去叫罢了。
　　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热闹了起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除了父亲要求叫的外我们各自又偷偷叫上了自己的同伴，还有不请自到的实际亲戚）。黑暗被月光渐渐洗去时父亲开始铲蜂，大人们用手套、沙巾、厚衣服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走出屋子帮父亲铲蜂、端蜜，等要请的人都来齐了，父亲就让哥哥给熬茶，男人们聚在房里喝着浓浓的云南专茶，谈论着庄稼，老人的病情或者清真寺里的事儿。姑姑婶子们则钻进灶房里一边帮母亲准备晚宴一边聊着谁家女儿嫁了个务实的小伙，谁家后生娶的媳妇长面划得又细又长。庄稼是否丰收、老人是否病的厉害与我们无关，谁家媳妇的面划多长也与我们无关，我们这帮孩子们自有我们的一番天地，院子里、草垛后、玉米地里，到处都是我们敏捷的身影，到处都是我们快乐的声音……
　　可是，我却终于没有留住蜂种，那些蜜蜂在父亲离世第二个荞花烂漫的季节里就绝迹于我们家了。我老觉得，它们是追随父亲而去的，就像父亲当年常常邀请的那些亲戚、朋友相继跟随父亲而去一样。甚至那轮很圆很亮的月亮，那个快乐幸福的节日似乎也被父亲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