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在镇政府大院的平房西头第一家，自从三喜被打伤以后，他听说伤势很重，心里就有些发毛。他怕石国禄把他咬出来，拔出萝卜带出泥，跟着吃官司。这几天，他仔细回忆了一下他那一天在梨花渡讲的话，越想越害怕。拆房子的事，上面并没有明确要那样做，只是督促抓紧进度，越早越好，所谓的紧说干饭就是汤。他这个人，一惯比较激进，凡事爱出风头，头脑考虑问题总有失偏颇。文革期间，因打、砸、抢后来受过处分，影响这些年老提不起来，一直是个副科级。那天，他虽然没有明确指示石国禄叫打，但是说的话也够直白的，会不会成为石国禄的把柄？他悔恨自己嘴上没有把门的，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会造成如此后果。
　　杏花想，既然你主动找我讲也好，证实一下石国禄的话，也叫他知道知道他要承担的责任。想到这里她就跟着他进去了。
　　梁副书记急忙拉了把椅子，让杏花坐下，又去倒水沏茶，点头哈腰地，一脸下作气，完全不象是以前见到的那位盛气凌人的梁副书记了。
　　杏花没有先开口，她等着梁副书记能说出些什么来。
　　梁副书记没敢正眼去看杏花那张愤懑的脸，轻声细气地说：“杏花，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听说三喜被打得不轻。”
　　杏花说：“你也听说了？”
　　梁副书记说：“听说了，听说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我能不知道？我听了以后气得不行，这些人咋能这样干？简直就无法无天了！”
　　杏花说：“我可梨花渡距县城有五十多华里，要走二十多里山路，才能到达通往县城的简易油路上。山路崎岖，不上坡，就下岭，绕来绕去；路面坎坷不平，颠颠簸簸，有时还会遇到一些较大的障碍物或石头坎儿，几乎能把车顶翻。三喜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微弱无力，每喊出一声，都象在杏花心上揪了一把。她不停地在三喜身上抚摸，似乎觉得这样可以减少他的一点痛苦。他的下肢冰凉冰凉的，她就把她的身体紧紧贴上去，想把她的体温传送给他，把他暖热。
　　她还不时地往他嘴里喂水，拖拉机一颠一颠地，每喂一次水都要洒出很多，洒在三喜脸上，洒在她的身上。
　　天气也不作美，前半天乍阴乍晴，有时还是晴空烈日，他们上路以后，小东风就“唿唿唿”地刮起来了，由小而大。眨眼间，乌云就从四周翻卷过来，越压越低。遥远的西边天空，“唿闪”就是一条裂缝似的电闪，随即就是一声闷雷。估计过不了一会儿，就有暴雨降临。拖拉机上几个人，不禁焦急万分。司机张家老二加大了油门，他们必须在大雨之前赶过横西河，他们知道要是涨了水，就过不去了。
　　雷声越来越近，“咯炸”一声巨响，从头顶上炸了下来，如山崩地陷，震耳欲聋，把他们几个人都惊呆了。还没等醒过神来，铜钱大的雨点，“啪啪啪”地摔在了车上。杏花一急，就“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她哭着喊着：“老天呀，你咋不睁眼睛，你咋这样作践人，这还要人活嘛！”
　　得宝急忙去拉他姐姐胳膊，一边摇，一边说：“姐，别哭了，别哭了。”他的脸上也挂着泪花。
　　雨点虽然很大，但是并不密集，只一阵儿就过去了，雷声也渐渐远了。车上几个人的衣服都被淋湿了，三喜盖的被子也被打湿了薄薄一层。这时西边的天空又亮了起来。转瞬间，太阳又露出了笑脸，似乎在说：对不起，给你们开个玩笑。大家心里一下子放松了，杏花也停止了哭声，轻轻擦去了三喜脸上的雨水。三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象不知道下雨一样。
　　拖拉机顺利地蹚过了横西河，跨上了通往县城的简易油路。路面平坦而宽畅，几个人放心地长长出了一口气。
　　他们到达县医院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医院已快下班了。他们赶快把三喜抬到急救室，医生一看患者伤势不轻，也不敢耽误，立即检查。量血压、测体温，几个人手忙脚乱了一阵后，一位五十几岁的男医生回过头来，用锐利的眼光扫视了一下他们。他们几个人都呆呆地站在一旁，眼睛瞪得一个比一个大。他指着杏花问：“你是当家的吧？”杏花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医生又问：“他是你什么人？”杏花说：“我孩子他爸。”医生就说：“那好，你跟我出来一下。”杏花听了，瞅了一下医生的眼神，挺怕人的，心就提到了喉咙眼上。她惴惴不安地跟着这位医生走出来，到了楼道里。
　　医生看她情绪不好，就说：“你别紧张，其它问题还没有发现，可能是脊椎骨断裂。”
　　杏花急忙问：“这能治好吗？”
　　医生说：“生命看来不要紧，可能造成下肢瘫痪。”
　　杏花一听下肢要瘫痪，就象有人在头上猛猛击了一槌，一下子晕厥过去了。医生慌了，赶快把她扶住，说：“咋了？咋了？别紧张！别紧张！”
　　得宝和张家老二闻声也跳了出来，一见杏花晕过去了，急忙把她抬到急救室一张空床上。这时，杏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喊叫说：“大夫，大夫，你要救救他呀，他可是我们一家的支柱呀，他要是瘫在床上，我们一家可咋过呀！”
　　医生安慰说：“我们会尽力去治疗的，这只是个初步诊断，究竟怎样，还要进一步检查。请你们马上办手续入院，现在我先开些药输液。”他指着得宝和老二问：“你们俩谁去，把钱带上跟我来一下。”得宝说声“我去”，转身就跟着出去了。
　　一会儿，得宝回来了，跟杏花说：“入院手续都办好了，在住院部二楼。一会儿咱们就上去，安置好以后，我还得跟车回去。来的时候，咱妈只给带了一千多块钱，刚才光押金就交了人家一千元，买药花了一百多，还有这几十块钱，给你留下。”说完就把几十块钱塞到了杏花手里。
　　杏花说：“得宝，你也得检查一下呀，看身上哪里伤着了没有。”
　　得宝说：“我不要紧，都是些外伤，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就是胸脯上有些痛，估计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现在顾不着这些了，我还要随拖拉机连夜回去准备钱，明天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哩，做手术听说就要几千块钱哩。你还拿啥东西，明天我来的时候一齐捎来。”
　　杏花说：“我这里也不短什么了，你在我家西头柜子里再找几件热天穿的衣服，来得急，没顾着拿，要换洗一下就没有一件。钥匙你知道，咱妈手里有。钱，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建设花了不少，也没有积蓄下的。看咱爸手里攒的有多少，都拿来。肯定不够，你再让他们出面借一些，都记住账，这些回去以后，我再设法还。”
　　得宝点了点头说：“就这些事吧？”
　　杏花说：“就这些，你都记住。”
　　得宝说：“记住了。”
　　正说着，那位壮年医生进来了。说：“你们就准备搬吧，二楼209号，那里什么都准备好了。”
　　得宝和张家老二用担架抬着三喜，杏花把带来的物品拿了一部分，还有铺盖什么的，他们又跑了一趟，一会儿就安置好了。三喜也吊上了液体。病房里条件还可以，这是县医院新盖起的一座住院楼，房间宽敞、亮堂；四壁雪白耀目，窗户也很大，通风很好，房间里就住三喜一个病号，其它两张床都空着。几个人看了看都很满意。他们没有去过大医院，见了这个就惊讶得不得了。后来得宝和张家老二回去以后给村里人还好好海吹了一气。
　　得宝和张家老二把拖拉机发着了火，正准备走，杏花又追了出来，吩咐说：“老二，天黑，路又不好走，车开慢一些，到了山路上，千万要小心。”老二和得宝都回答说：“知道，姐姐你就放心好了。”
　　杏花望着渐渐远去的拖拉机，眼里又咕碌咕碌流出两行泪来。她觉得得宝一下子长大了，这些年她一直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疼他、爱他。他也经常跟她撒娇，使性子。平时办什么事杏花总还对他不放心。可是，遇到今天这事，虽然是他闯下的祸，可也显示了他的作用。老白家后继有人了，在现在的农村中，一个家里没有一个顶门立户的大男人还真不行啊。
　　第二天早上十点多钟，得宝就背背搭搭赶来了，还相跟了村里好多人，男的，女的，把个病房挤得满满的。有拿鸡蛋水果的，有拿罐头糕点的，有拿馍馍挂面的，还有掂来活鸡的，堆了半截病房。
　　来的老娘们看看躺在病床上的三喜，就拉着杏花抹眼泪。男人们虽然没有抹眼泪，但从他们的眼里可以看出放射出的那种愤愤不平的光。
　　杏花面对这些好心的乡亲们，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子，不知是甜还是苦。他激动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连声不断地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家里都是忙花花的，咋能顾着来看他呀。还带来这么多东西，我可该咋样谢你们呀！”
　　乡亲们说：“看你把话都说到哪里去了，谁跟谁？谁还没个三灾六难的时候。看看那些贼坯子把三喜打成啥样了，他们这些人简直比国民党还坏，比土匪还坏！”
　　有人说：“杏花，这事绝不能跟他便宜放下。你要腾出空，就去县上告他们，要告就告他石国禄，上头拨下移民款他就是不发，把钱不知道都弄到哪里去了？眼看水就要淹没村子了，新房子还没建起一间，就要逼着人拆房子。不拆就打，领着一群狼把人打成这样子，还要老百姓活嘛？天理王法都到哪里去了？不信告不下他！”
　　麻杆二嫂撇了撇嘴巴，说：“告？往哪里告？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乡上、县上人家都有后腿。”
　　大槐树下老根脸都怒红了，结结巴巴地说：“县上不行，就、就往省、省上，省上不行，就、就上中央，总、总有说理的地、地方。不信，他、他王八羔子，哪、哪里都有后腿。”
　　麻杆二嫂，转过身子，捂住嘴笑，说：“屙不利索还怪日能哩。”
　　
　　乡亲们走后，告状的事儿在杏花的脑子里整整盘算了一天，神不守舍，象丢了魂儿似的。她长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经过告状的事儿。过去只听老人说过，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可见告状不是件容易事。不过，他们说的那是指旧社会，现在想必不至于吧。不知道告状要找哪些人，都要经过哪些门槛？可是，听别人说，现在告状也不容易，不花钱不行，花钱少了也不行，社会上传的几句顺口流是什么来着，说几等人是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真的会是这样吗？她无法去想象，不告吧，咋能咽下这口窝囊气？天日昭昭，岂能容忍这些不法之徒为非作呆、打人行凶？不光是这些，要只是为了睹一口气，咱可以忍一忍就算了，人常说，能忍者自安。可是，三喜躺在这里，要治好病，得花多少钱呀？这钱该谁来出，这是忍忍就可以过去的吗？
　　晚上，杏花又是一夜没合上眼皮。没等到天亮，她就把蜷缩在床头的得宝叫了起来。得宝和衣而卧，睡得正酣，嘴里还流着涎水，懵懵懂懂地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说：“姐，天还黑着哩，你叫我干啥？”
　　杏花说：“睡不着了，咱姐弟俩说说话。”
　　得宝说：“说啥哩，都困死人了。”
　　杏花说：“得宝，我想去告状哩。”
　　得宝一听告状，精神就振作起来了。他说：“就要告他们狗日哩，咋样告？”
　　杏花说：“就告他石国禄、刘二柱，要他们负法律责任，还得赔医疗费。”
　　“对着哩，不告便宜他们了。”得宝在头上摸了摸，犹豫了一下说：“可是，能告下人家吗？人家有粗腿。听人说，告状可难了，你没看电视上那小白菜，还有那杨三姐，那要多难哩，要豁出家破人亡啊！”
　　杏花说：“那都是历史上的事。”
　　得宝说：“现在也一个样，我看过现在一些电视，也难着哩。有些当官的比历史上的还要坏。”
　　杏花说：“再难也要告，不告能行吗？这治病要花多少钱哩，该谁出？咱没事不找事，有事不躲事。既然事情临头了，是沟是崖也要跳，刀山火海也要闯。不豁出去不行，你在这里把你姐夫照护好，该干什么听人家医生吩咐。我去县上找找，先把路数摸准。要是告不下石国禄他们，我也没心思活这个人，两位老人就全靠你照护了。”说到这里杏花哭起来了，得宝跟着也哭了，姐弟俩抱着头哭了起来。得宝说：“姐姐，你这都是胡说些啥呀？你可千万不敢走那条路。这都怨我，是我给闯下的祸，是我害了我姐夫，害了咱们一家。你就打我吧，狠狠打。”说着把杏花的手拉着往自己脸上打。杏花急忙把手缩回去，说“这事咋能怨你？人家要强拆咱家房子，是能躲得了的吗？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要说怨谁，要怨就怨他石国禄。”
　　得宝呜咽着说：“我从来到人世间，就没人心痛过我，没人把我当人看。自打七、八岁上，咱爸把我从黄河滩上领回来，咱一家人把我当宝贝疙瘩，当命根根。你比亲姐还痛我，好吃的你舍不得吃，总要留给我，你就是吃个蚂蚱，也少不了给我留条腿。宠我、惯我，我心里都象明镜一样清楚……”
　　杏花听到这里就拦住了，哭着劝慰得宝：“好兄弟，我不死，只要眼前还有一线路，我也要活下去。两位老人都干不动了，不能丢下全靠你一人赡养，你姐夫还不知道能好成个啥样子，还有你的外甥，那么小，我咋能放心得下？我今天先出去打听打听这路咋走。这状是非告不行，县里告不下，我就往省上走；一年告不下，两年，我就不信他石国禄腿能伸多远。我出去后，你只把你姐夫照护好，输液的时候，不要乱跑，要守住，有事就赶快找医生。该吃药就喂他吃药。吃饭你先从灶上打，饭赖好要吃饱，不要舍不得花钱。”
　　得宝听到姐姐再不说寻死的话，心里也就放心了。擦了擦脸上的泪说：“姐姐，这些我都知道，你就尽管放心去吧。”
　　这时，天已放亮，晨曦已微微透进了窗户，外边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杏花起身洗了把脸，然后从得宝拿来的包袱里找出一件衣服换上，又对着窗户上的玻璃简单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医院。
　　杏花从医院大门出来，就直奔县法院。法院地址她影影糊糊还有些印象。她以前在这里上中学的时候，从法院门口路过几次。过了街道，往下要走好一截路才能到，她走得快，约半个小时就到了法院门口。大门还关着，通过铁栏杆，可以看到整个大院，没有一个人走动，冷冷静静地。她才意识到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她有些后悔不该来这么早，真是气糊涂了。要是迟出来一会儿，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再干些什么？起码也让得宝多睡一会儿。他晚上蜷曲着身子睡不好，怪让人心疼。她又想到了三喜，今天早上是不是能喝点流食？自己只顾想告状的事，早上起来后把这事也忘了，也没有吩咐得宝，他不知道能给弄些吗？她想到这里，就转回头想回去。又一想，来回这么远，既然出来了，就不管他了。她想到门房先问一下，了解了解这状咋告法，先要找哪些人。她想着就去敲门，门房出来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头，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他问“你找谁？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你八点以后再来。”
　　杏花说：“大伯，我知道。我就跟你问些事行吗？”
　　门房老头说：“我又不管事，你问我也是白问。”
　　杏花说：“你把门开开，让我坐一会还不行吗？”
　　老头把杏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出她是个老实本分的乡下人。就说：“行，行，这有啥不行的。”说着就返回头，从小屋里拿出一串钥匙，把铁栏杆上的小门打开，杏花就进来了。
　　老头说：“人老了，不能算人了，只能顶条狗，一天二十四小时，只管看好这两扇门。别的事，听见了等于没听见，看见了，等于没看见。”说着就挽起袖子去案上擀面，看来他是还没有吃早饭。杏花一见，就说：“大伯，你歇着，我来给你擀面。”老头说：“哪能行，还是我自己擀，习惯了。”杏花麻利地洗了洗手，把老头推到了一边。老头只好坐了下来，脸上显出很过意不去的神色，就问：“闺女，你这么早就来，想必是有要紧事，看我能给你帮个啥忙。”
　　杏花一边擀面，一边说：“大伯，我是想叫你给我指指路。”就把事情大致经过讲了一遍。老头说：“要是这种情况，你不要先来这里找。不瞒你说，我也是当了半辈子法庭庭长退下来的，路数我都懂，现在和以前办案不同了。你先找个律师，让他帮你起诉。”
　　杏花说：“到哪里去找律师？”
　　老头说：“咱县有几家律师事务所，我看你去找黄河律师事务所，那里有个姓丁的律师，那人我了解，人正直，法律知识也懂的多，是个老律师了。”
　　杏花说：“不知这黄河律师事务所在哪一块儿？”
　　老头说：“好找，就是远了一些。你从正大街一直往南走，走到八一路，再往右拐，有条小巷，门口有挂牌子。”
　　说话间，杏花已把面擀开了，问：“大伯，你是切宽的，还是切细的？”
　　老头说：“看你，叫你多劳驾了。你就切成细的吧，年纪大了，细的好咬。”
　　杏花把面切完以后，帮老头又下到锅里，洗了洗手要走，老头非留住她吃饭，杏花死活不吃，说是早上起来已经吃过了。她能看出那口小锅，也只能够他一个人吃。
　　不说吃饭不要紧，这一说吃饭，杏花还真觉得有点饿了。这时，她才想起还是昨天中午吃了一顿饭，晚上就没顾得着吃饭，到现在已快二十个小时了，这哪里能行。她从那里出来以后，就去找卖饭的，正好街口上有几家买油条、豆腐脑的。她花了一块钱，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小碗很小，只几口就喝完了。她还想再喝一碗，想了想，算了吧，还要多花五毛钱哩，压住饥就行了。
　　她起身从正大街上往南走，这条大街是县城最大的一条街，人员流动最繁华的地方，南北有三公里长，杏花紧跑慢跑跑了二十多分钟，一路上也没心思看那些摆放得五光十彩的商品。八一路基本上就快到大街的尽头了，她按法院老头说的，向右拐，走了约一百来步，果然有一条伸向南边的小巷，巷口挂着一块很醒目的招牌，正是黄河律师事务所，杏花端详了一眼，是红漆写上去的，端端正正几个大字，字写的很见功力。
　　杏花径直走了进去，里边地方很宽畅，摆放着几张桌子，都空着，没人办公，她看了看，靠南边墙放有一排长条木质沙发，她就坐下来了。心里空落落的，一个人坐在那里，挺怵人。
　　一会儿，从里间走出一个中年男人，看样子有五十来岁，头上已谢了顶，鼻梁上还架着一付黑边眼镜。一问，才知道他正是丁律师。说话不象是当地人，不苟言笑，脸上一付严肃相，好象城府很深。
　　杏花给他详细地陈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一直耐心地听完，还作了笔录。他又认真地询问了被打的伤情程度。杏花说据医生检查是腰椎骨断裂，可能造成下肢瘫痪。这位丁律师听到这里，气得拍案而起，说：“这官司我包了！天理昭昭，法网恢恢，岂容这些不法之徒胡作非为。”
　　他说完后，又坐了下来，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样子，想了想说：“我看是这样，咱一步一步来。你先到当地派出所，叫他们先抓人。他们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完全应该抓起来，公安部门强制他们先拿出一部分款来给受害者治病，看公安局咋处理，象这种情况，就应报检察院批捕。要到法院打官司，连带经济问题，我给你出庭。”
　　杏花从黄河律师事务所出来以后，心里初步有了个底，觉得天地宽了很多。身上也觉得轻松了。她想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毕竟还是***的天下，石国禄这些人你可以在梨花渡横行无忌，可是，你能逃脱法律的天网吗？
　　杏花想得很乐观。
　　回来的路上，她步履轻快。快到医院的时候，她想中午该咋样做饭，她和得宝这几天都没有吃一顿正经饭了，是不是擀些面条，炒些菜，吃顿干面条，叫得宝饱饱吃上一顿。这娃几天来折腾得脸上明显黑了，瘦了。给三喜也拌些面汤，试试能喝一些吗，这些天只是输液打针，不让吃些面食可不行。
　　回到医院时，石国禄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在了病房。她一见面，只觉得一股恶气就忽的从肚里往上窜，一直堵在了喉咙眼上。石国禄起身满面笑容地迎上去：“哎呀，杏花，总算把你等着了。听说三喜被打伤了，我代表村党支部，村委会来看看。伤还不轻哩，我先带来了两千元钱，先把伤治好。这些人也真是的，都是乡里乡亲的，下手也太重了……。”
　　杏花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打断说：“别说了，还不是你指派人去打的，你也犯不着用镢头把人砸了，又用手去抚摸。”
　　石国禄敛住笑容，说：“杏花，话不能这样说，村上也是出于无奈。上头逼得紧，得宝这娃也不对嘛，不看什么形势，还抡大刀哩。为这，镇上梁副书记还把我狠狠熊了一顿。嫌我手腕软，没魄力，把工作拿不下来。临走给我下了死命令，说我要是踢不开这个钉子户，就拿我是问，你说我有啥办法？”
　　杏花说：“照你说，这是梁副书记下的指示？”
　　石国禄说：“也不能这样说。但是，话在那里逼着，人家镇上领导要没有那意思，借我石国禄一个胆，我也不敢叫他们那样干。其实，我也没有叫二柱他们去打，只是叫他们去吓唬吓唬，谁能料到事情能弄成这样。再说，三喜也不该去帮得宝打架嘛，结果白挨了一顿。”
　　“三喜不是去帮架，三喜是怕他们把得宝打伤了，去掩护他，要不他们还不得把得宝打死。”杏花愤愤地说。
　　“算了，算了，咱们在这里不吵这个，说也说不清。要真是端到公堂上，还不得办得宝个破坏移民罪。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话能说到那里，事情还能做到那里。”
　　杏花说：“谁犯什么法，谁顶什么罪？你说得宝破坏移民，他也有他的道理。如果真是犯了国法，他也逃不脱。三喜没破坏移民被你们打成这样，非说个字字行行不行，这官司我打定了。两千元钱你还拿走，我现在一分钱也不收，用不着你现好心！到时候该谁出谁出，一分钱他也少不下！”
　　得宝在一旁也接上了腔：“谁抡大刀了？他们去的时候我抡大刀了？去问问他们，敢说吗？说我破坏移民，你给了多少钱，要拆我房子？到上头问问，该给多少？”
　　石国禄听到这里，觉得再无法往下说了，越缠越稠，再往后，他们还不定说出些什么话哩。就恼羞成怒地说：“好，好，有本事你们就去告，我等着。我是稳坐钓鱼船，看你们能掀起多大的浪？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可不要搬起石头，砸住自己脚。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移民搬迁这么大的事，你们都敢顶。挨了一顿打，还有气，我就不相信上头能支持了你们。我今天能来看你们，是我能看得起你，是我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要按公事公办，破坏移民挨了打，我就不应该来，你这是好狗不识人敬。既然你们坚持要告，就悉听尊便，你告到哪里，我石国禄奉陪到哪里！”
　　说着就起身气呼呼地从门里走了出去。
　　杏花也气得身上发抖，看了看他拿来的东西，提着追了出来，喊叫说：“你先别急着走，把你带来的东西带走，我们破坏移民，也不应该享受这些，担待不起。”说着就把他拿来的两塑料袋食品，使劲摔了过去。
　　杏花从律师事务所回来，本来觉得今天心情好了一些，想好好吃上一顿饭。没想到石国禄这一来，又给塞了一肚子气。 心“口堂口堂口堂”地一个劲儿跳，浑身上下直打颤，也不想吃饭了。可是，瞅了瞅得宝，心里又觉得心疼，她只好支持着身子去和面，刚拿起面盆，又想起了三喜，就问：“得宝，你哥早上吃了些啥？”得宝说：“我打了两个鸡蛋，冲了些奶粉，喂着喝了半小碗，他就不喝了。”杏花放心了，就说：“那行，我给咱擀面去，你哥要能吃也吃些。你出去买些菜，街市上现在也没啥新鲜菜，你就买一把韭菜，咱中午吃韭菜鸡蛋干面。”
　　得宝说行，就出去了。
　　下午，医院给三喜作X光透视，拍了片子，确定了脊椎骨断裂的明确位置。医生说，这个手术做起来难度较大，光凭县医院技术力量不够，还要请地区医院医生配合。所以，手术时间要约定好后，才能定下来，就又开了些药，继续输液。
　　第二天，杏花觉得可以抽得出空，医院里的事情留给得宝，自己匆匆赶回了临河镇。
　　杏花按照律师的吩咐，先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原来设在镇政府大院，去年新建了一座小二层楼，就从镇政府大院搬出去了。地址在镇西头，院里的铁大门半开着。她正要走进去，一条毛色黧黑的大狗，“汪汪汪”叫了起来，她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就赶快退身出来，躲在墙后，等了一会儿，狗并没有追出来。她又大着胆子从大门探头往进看了一下，狗原来有缰绳拴着。这一下她不怕了，任凭狗再叫，她只顾走了进去。院里大概几个月没人清扫过了，或者是从搬进来就没有人清理过。到处堆放着建设残留下来的断砖、沙石、白灰和挖下的大大小小没有填平的泥坑。还有后来长时间增加的塑料袋、果核、瓜皮、烟蒂掺杂其中，一片狼藉。即使有一片空地，也被乱蓬蓬的蒿草占领。院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臊味。杏花沿着有人踏出来的小道，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看见小阁楼上的办公室，门都紧闭着，上边都上着暗锁，不知道里边究竟有人还是没人。杏花就只好挨次敲，敲了好半天，没有一个应声的。她很失望，只好退了出来。出来以后，心犹未尽，想在门外再等一会儿。她又等了约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人，一问，人不是派出所的。杏花问他：“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那个人说：“你不要再等了，等到天黑也是白等。”杏花说：“为甚？”那人说：“他们经常不在，一个月在这里来不下十天。就那么几天，也是转悠一圈就走了，你也不一定能碰得着。”杏花说：“你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吗？我去找他们。我有要紧事，必须找到他们。”那人说：“几个小年轻娃娃，一个回去种地去了，一个正搞对象，成天呆在城里，不多下来，还有一个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好象今年开春都没见了。这几个都是临时工，一个月不挣几个钱，你想他们能安心在这里吗？哎哟，对了，”他说到这里在脑门上拍了一下，接着说：“我就忘了告诉你，孙所长这几天可是在哩，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见。这会儿不知道又转悠到哪里了，他在家里呆不住，多半时间在外边喝酒。”
　　看来这是一位对派出所比较熟悉的人，杏花一听，觉得没指望了，就蹒跚着离开了那里。
　　她在临河镇的大街上慢慢遛了一来回。临河镇的街道是南北向，近些年建起来的，门面房不少，街道延续得很长。但是，热闹的地方还是原来老街上那一节儿。她在街上逢门就进，见人就问，人多的地方，她注意挨个看，就是见不到孙所长的影子。她想，他是不是去了镇政府？他要是不在那里，也可以给其它领导把这事说说。她想到这里，就掉回头朝镇政府大院走去。
　　刚走到镇政府大门口，迎面就碰上了梁副书记，梁副书记在梨花渡包村，她以前就认识他。他胳膊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正急匆匆往外走，一见杏花，就笑容可掬地说：“哟，这不是杏花吗？”杏花觉得很扫兴，心里说：这不找的人可能碰得着。她想起石国禄说的话，知道他是石国禄打人的支持者。就对眼前这位梁副书记顿生一种恶感，冷冰冰地“嗯”了一声，没有停步，只顾朝里走。梁副书记不知道急着出去干什么，这会儿也不急了，赶快跟着杏花说：“杏花，走，到我房里坐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杏花停住了步，瞅了他一眼，说：“有啥话你就在这里说，我还有事哩。”
　　梁副书记说：“就几句话，耽误不了你啥。坐在家里说嘛，这哪是说话的地方？”说着，就抢先几步去开门。
　　是听说是你支持叫他们这样干的嘛！”
　　梁副书记脸上一下子变了颜色，急忙辩解说：“哪哩，哪哩，这不纯是胡说吗？我咋能支持他们去打人？我歪好是一个国家干部，还没有这么一点政策水平？这准是石国禄说的，分明是推卸责任嘛！”
　　杏花说：“不管是不是你直接叫他们这样干的，反正是那天你走后，他们就打了人。即使把石国禄说的话撂在一边，只这一点，你就是浑身是嘴，也推不干净吧？”
　　梁副书记心想，没看出来，杏花一个农村妇女还这样伶牙利齿，每句话都象锒头一样敲在他的心上，敲得他喘不过气来，头上直冒出一滴滴汗水。他点头唯唯地说：“那当然，那当然，我是有责任。不过杏花，我给你掏心掏肺地说，我确实没有叫他们去打。我只是给他们强调要抓紧完成拆迁任务，他们就借题发挥。那都是石国禄这小子别出心裁干的。你要不信，我敢和石国禄当面对质。”
　　杏花说：“我不是非要叫你梁书记承担责任，我也不敢相信你梁书记能参与策划做出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事来。不过这件事总要有人去承担责任。反正我是吃了称砣铁了心，告定了！”
　　杏花说着就起身要走，梁副书记也不再拦，知道再说也无益，就一直把她送出门外，还不断在头上擦着汗。
　　杏花从梁副书记门里出来以后，心想，既然来了，就去见见刘书记，他是党委一把手，看看他是啥态度。她跑到后院问了一下，有人说：刘书记到县上开会去了，是今天早上走了的。有啥事找张镇长，张镇长刚回来。她想，张镇长也行，不怕别人说张镇长是石国禄的后台，打人的事他总不至于也支持吧？
　　张镇长和刘书记的办公室在一块儿，门上有挂的牌子，写着“镇长”两个字，她敲了敲门就进去了。
　　镇长办公室占三大间，装修得富丽堂皇，与刚才见到的梁副书记办公室显然不是一个档次。两间办公的地方，一间卧室，办公的地方放着一张很大的老板桌，靠墙整整齐齐放着两排黑色皮质的沙发，沙发前放着几张大理石面茶几。
　　张镇长正在打电话，见杏花进来了，他用一只手指了一下沙发，示意叫坐下。
　　张镇长大约四十出头年纪，个子不算高，脸色微黑。他放下电话后，问杏花：“你是哪个村的，有啥事？”杏花刚回答了一句是梨花渡的，张镇长就做了个手势，把话打住了，板着面孔说：“别说了，你叫白杏花是吧？”
　　杏花点了点头，说：“是。”
　　张镇长说：“听说你男人因搬迁问题挨了打，住进了县医院。是吧？”
　　杏花又点了点头，说：“是的。”
　　张镇长说：“村干部带了两千元钱去医院看你男人，被你赶了出来。是吗？”
　　杏花知道是石国禄已经来过了，肯定少不了瞎皱白一气，气得眼睛有些发黑，就说：“张镇长，你不能只听石国禄瞎说，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嘛。”
　　张镇长把脸一沉，提高了嗓门说：“我不听村长说听谁说？听你说？石国禄咋样叫瞎说，给你带去两千元钱没有？你把东西摔出来不是事实？”
　　张镇长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容不得别人说话。
　　杏花气得身上发抖，眼里不由得流出泪来。她哽哽咽咽地说：“张镇长，你也不要用话逼我，我知道石国禄是村长，在你们心目中地位高。但是，他是当事人，你也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辞。我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每句话我都敢负责，经得住调查。我是没有接受石国禄拿的钱，他拿的东西是被我摔出去了，这些都不假。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把人打成了什么样子？脊椎骨断裂了，下肢瘫痪了，这都是石国禄支派人去干的。这是他拿两千元钱，一点东西就能到底的吗？”
　　杏花的哭诉显然没有打动眼前的这位父母官，他用轻蔑的眼光瞥了一眼满脸泪水的杏花，说：“你也不要开口说话就哭，我知道这是你们女人制人的武器，我见得多了。你不是要上告吗？可以去告。这是你们的权利。乡政府不偏袒任何人，谁犯法，谁受法。不过，有一点我给你讲清楚，现在移民搬迁是大局，是中心，是咱们县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大前提下，要看谁是推动移民搬迁这项工作的，谁是阻碍移民搬迁工作的。只要是推动移民搬迁的，难免有过头之举，出点格也是可以谅解的。要是阻碍移民搬迁工作，甚至破坏移民工作，我们决不手软！听说你兄弟还抡大刀，吓唬人。这就是破坏移民工作，理应受到法律制裁。我给你说这话的意思，希望你听清，正确理解。凡事要分清主次，不要轻举枉动，不要因小失大，捕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以后吃了亏就来不及了。”
　　张镇长象开大会作报告似的，堂而皇之地给杏花讲了一通大道理。似乎通过他这一番话，就要把杏花说服，或者把她吓住，以至于使她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不再告状了。这些话对别人也许能行，但对杏花就不灵了，她毕竟是个文化人，她也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他知道给张镇长这样持有偏见的人，讲不出来什么道理，说了也是白说。所以，本来准备说的话，就不想给他再说了。在他一番宏论发表结束之后，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张镇长，我完全明白了。”
　　这句话可以作两种理解，一可以理解为听懂了张镇长的教诲；也可以理解为她对张镇长本人所持立场态度算是认识了。不知道张镇长是作何理解。
　　杏花撂下这句话，就退身走了出来，张镇长不屑一顾地，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连屁股也懒得动一下。
　　杏花从镇政府大院出来以后，仍不死心，她想孙所长既然没有去哪里，就一定要把他找着。镇政府可以只强调中心工作，不讲法律，派出所是执法单位，总不至于不管法律。法律是严肃的，过去人常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们***也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莫说他石国禄一个小小村官，难道他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他为了中心工作难道就可以不要法律，而胡作非为吗？她脑子中还在想着张镇长的话。
　　她又想起在派出所门前碰到的那位老乡说的一句话，他可能在哪里喝酒。她就想，这也好办，镇上不过就那么十几家酒馆，挨次找，不信他能跑到哪里。
　　她又急匆匆回到街上，从上头开始往下找，逢酒馆就进，每个酒馆里都是座无虚席，满满当当。吆五喝六的声音惊天动地，她见到了很多熟人，就是不见孙所长的踪影。也有些认识她的人，主动和她打招呼，甚至拉她入席，她没有心思搭理他们。准确说，她从内心厌恶他们，有点瞧不起他们。她看了看他们，大部分都是头上带有一星半点官衔的人物，包括各村村官。这些人没有掏个人腰包这样大吃大喝的。难怪老百姓骂他们是“蚂蚱王，白嘴狼，老百姓头上的吸血虫。”
　　她很失望，只觉得双目昏花，头沉甸甸的，肚子里也咕咕直叫。想坐下来吃点什么，喂喂肚子，又觉得没有心思。这时，有人说，你要是找酒馆，那边还有一个，他用手指了指街西边拐进去的一个小胡同。她不敢相信那样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人做生意，她谢了谢这个人，就想走过去试试。
　　她就按照那个人指点的，从那条小巷道往进走，走了约一百多步，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叫喝酒的那种声音。她加快了脚步，近前一看，果然是一家酒馆。她很诧异没有想到还真有人别出心裁，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开设酒馆。这大概也是一种经营思路吧，有人来这里喝酒，就说明有人喜欢僻静之所，就说明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要不是那个高人指点，她无论如何不会找到这里来的。
　　她正要走进去，从里面传出来的纷杂的呼叫声中，似乎听到了石国禄的声音，她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侧起耳朵仔细分辨了一下，不差，正是石国禄，只是嗓音略显沙哑。
　　石国禄说：“小孙，你，你这次要不按老哥吩咐的去做，你，你可真要给我当孙子。以后见面，你就得乖乖地给我叫爷爷……。”
　　“老石，你狗日的，别装鸡巴大哥大，你就把你那心放在狗肚子里。在这鸡巴地方，咱就是皇帝，咱说了就要算。咱说石灰是黑的，它就是黑的；咱说驴屌是白的，它就是白的。老孙要对不起你，你就掏出你那家伙朝我脑袋上戳，我姓孙的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杏花听出来了，这个满口脏话的分明是派出所孙所长。
　　她一步也挪不进去了，还找他孙所长告什么状？指望这样一个歪嘴和尚，还能念出什么金刚经来？她抱起头，“呜呜呜”地哭着走了。她连村里也没回，就又乘车去了县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