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石国禄被县公安局抓走以后，只呆了五天时间就被放回来了。
　　村里人都非常惊异，不知道他又用什么法子买通了公安局，弄出这么大的事，居然只关了五天。人们见了面说起来，都只能摇摇头，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语气里充满了对我们法律的失望和不信任。
　　他们只轻松了五天的心又悬起来了。
　　石国禄毕竟不是一般人可比，当他出现在村里人面前时，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到的那种满脸灰气，胡子拉茬或蓬头垢面，而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兰灰色新西装，发亮的黑色牛皮鞋，头上本来已很稀疏的几绺头发，梳理得光溜溜的，那张经常阴郁的脸也绽开了笑容。他趾高气扬地背起手在村里摆了一圈方步。他那小心眼儿，别人都猜得出，是告诉村里老小：我姓石的回来了。他和往常不一样处是见人就哼哼哈哈，为他被拘留的事辩白，打圆场。不过，仍然没忘记打着官腔：
　　“这次公安局叫我去主要是落实一些情况，刘二柱这几个半吊子下手也太重了，怕是半月二十天回不来。”
　　话里话外，好象宋三喜被打的事，他一点也没有责任，而是以领导者身份去搞落实的。
　　听他说这话的人，没有人提出辩驳或质疑，也没人搭话，只是嘴一撇就走了，象躲瘟神那样躲开他。
　　石国禄那天被抓走以后，他老婆翠萍当时就吓蒙了头。
　　她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当穿公安制服的人员走进院子里的时候，她吓得浑身发抖。
　　从宋三喜被打伤住进县医院以后，她就成天提心吊胆，想着有一天男人会被公安局抓走。但是看见石国禄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又稍稍放宽了心。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心里恐惧极了，象塌了天，她不知道男人这次被抓走，会闹出个什么结果来。
　　她恨石国禄，不是恨他以前对自己不好，她恨他对他自己不负责任，对这个家不负责任。平时在村里作风霸道，拉扯几个半吊子为非作呆，想着迟早有一天会惹出麻烦。怕处有狼，痒处有虱，果然弄出把茬来了。他被抓走了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活该！可是，自己也要跟着丢人现眼，以后，还怎样做人？她越想越委屈，越想越难受，就关起门在家里呼天抢地地哭了一场，把她十几年来积攒在肚子里的肮脏气都哭出来了。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她不敢哭了，开门的时候，还在脸上擦鼻涕抹泪。
　　孩子们问她：“妈，你哭什么？”
　　她说：“没哭，谁哭了？”硬装出一付笑脸来。
　　孩子们问她爸爸去哪里了？
　　她回答说上县上开会去了。
　　她又能怎样回答呢？泪只能往肚子里流。
　　翠萍自从被精减，二次回到石国禄家里后，就心灰意懒，不愿意再想在外面的事了。尤其是土地承包以后，她更是一心扑在家务上，死心塌地地跟着石国禄过日月，每天都是带孩子做饭，还要上地做务庄稼。石国禄经常不在家，家里重担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也无怨无悔。在她身上当年铁姑娘战斗队队长的棱角没有了，公社妇女干部的影子也不见了，对石国禄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尽管如此，石国禄仍不忘旧恨，对她在他落难时见异思迁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象是翠萍欠下了他一笔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隔三差五地寻衅滋事，冷战连连，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针头线脑的事，引发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家庭大战，轻则口舌之争，重则拳脚相加。
　　近几年，随着年龄增长，关系有所改善，磨合时间长了，棱角钝了，双方都有所收敛。两口子就是那么回事，打着闹着也没耽误生孩子，一男一女也都在家庭的风浪中成长起来了。
　　过了一天，翠萍家门也不敢出，突然就觉得矮了别了人一头。她怕见人，想着别人肯定都在指指划划，兴味盎然地谈论自己男人被抓的事。
　　哭归哭，熬煎归熬煎，她觉得终究不是个办法。男人被抓走了，还能在家里死等？能不能走走门子，求求人，让公安局早些放人？这些年，她没有操过这些心，什么都依赖男人，对外面世界她是两眼一抹黑。
　　她毕竟在外面当过几年公家人，她把原来认识的，共过事的，接触过的干部在脑子里都统统过了一遍电影，排了排队，好象没有靠得住的。
　　她又想到了现在在镇上当镇长的张三思。他现在已今非昔比，重权在握，更主要的还是石国禄的顶头上司，他要是能站出来说句话，肯定管用。只是她和他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她不愿见到他，他到镇上当镇长之后，她从来没去和他见过面，尽管彼此之间心照不宣。她对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怨恨，甚至不愿提起他的名字，对着石国禄当然更是讳莫如深。看来，这一次还非利用这个关系不可了，这也是情况所迫，万般无奈啊。
　　那是她和石国禄结婚不久的一个秋天，公社抽调人员下乡督促“三秋”工作，她被安排在椿树洼生产大队。和她同时来的还有县上派下来的张三思。张三思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年纪，在县委农工部工作，是一个农校毕业生，个子不算高，脸微黑，眼睛很有神，一身学生打扮，看起来蛮精神。他性格开朗，肯说肯笑，天文地理，国际国内，说到哪里，都能云一套，好象城府很深。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吹吹呼呼，咨意卖弄学问的味儿。好在，当时在椿树洼那片小天地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没人知道他说的正确与否，也就把他说的当成天经地义了。
　　翠萍对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在她眼里好象这位中专生算得上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了。她羡慕有学问的人，因为他只上过二年初中，是凭在大寨田上能实干被选拔出来的。张三思说的什么，她都觉得新鲜，每听他云一次，她都觉得有长进，开眼界；张三思的一频一笑，举手投足，她都觉得顺眼入耳，视为楷模；甚至连张三思衣服上补块补丁，她都觉得好看。
　　终于，在一天夜里他们走在了一起。
　　椿树洼是距离公社所在地最远的一个偏僻山庄，一百多户人家，零零落落分布在二十多个山庄上。三里一庄，五里一舖，一个庄子上一般就是三、五户人家，最多的也只有十来户，最少的仅有一户。穷乡僻壤，各种条件极为恶劣。二十多个山庄，几乎没有一座象样的房子，都是老祖先遗留下来的破房子。断垣残壁，歪歪扭扭，要拿现在的标准看，九成以上属于危房。
　　工作队居住的庄子，是椿树洼大队最大的一个庄子，有十来户居民，地势比较中心，是大队部所在地，也是椿树洼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小学、小卖部、保健站都集中在这个庄子上。
　　翠萍住在庄子上的小学里。
　　小学设立在庄子上最高处的三眼土窑洞中，窑洞看起来是新打成的，据说以前这里没有学校，也没有几家孩子上学，要上学就要跑到十几里以外的村子里去。后来上面要求办学，大队上才筹集人力物力，在这里打起了这三眼土窑洞。窑顶很高，是做的那种“三滴水”式。就是从窑顶距地面分成三层，一层比一层往进缩一米左右，上面盖上瓦，窑壁铲平，用草泥泥起来，再抹一层毛灰，这是为了下雨出水利落。在当时，窑洞能够做成“三滴水”式的就算是最先进的了，一般家庭是不敢奢望的。
　　小学的三眼窑洞中，两眼做教室，一眼做老师办公室兼宿舍。
　　院子很大，大约占有二亩地面积，三面是二米高的土墙围着。没有大门，只有一扇用细一点的椽子编起来的栅栏门，要闭要开都很不容易，平时要有几个孩子用膀子扛起来去推拉。说是门，不过是个样子，它也没有起到大门的作用，只是能防止住牛羊进来。防盗贼那是根本不行的，其实，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几眼空窑洞，盗贼也不屑于光顾。
　　学校旁边没有住户，东边只有一个羊圈为邻，孩子们每天都能听到“咩咩咩”的羊叫声，倒也不显寂寞。居民们都住在下面，最近的也要间隔二百来步。
　　学校里只有一位民办教师，是一位女青年，初中毕业。报酬是每天记八分劳动工分。她家就在附近一个庄子上，白天在这里教课，晚上就住在家里，所以大队干部就把翠萍安排在他的办公室中。这孔窑洞稍小一点，大约有四米宽，六米深，面积相等于现在城里人住的一大间房子那么大。窑洞中陈设很简陋，一张老式黑漆桌子，桌面斑斑剥剥，象一张不规则的地图，下面带有三个抽屉。挨着桌子，靠两侧墙壁放着一张长条几，上面放着薄薄几小沓学生作业。条几面很厚，至少有二十公分厚，上面放着几小沓轻飘飘的作业本子，看上去很不协调，有点浪费资源的感觉。
　　剩下的家俱就只有一张床了，这张床是唯一的一件新式家俱，床帮、床档是用紫漆刷面，可以看出是新买回来的。床上原本只有一叶苇席，后来女教师为了美观，或是白天稍事休息一下，在苇席上铺了一条褥子，一条床单。翠萍住进来后，大队干部又送来了一床被子，一只暖水瓶，一只茶杯，这就是这里的全部家当。
　　张三思和另外一名工作队员住在下面大队部，和翠萍住的小学之间，大约有二百多米。他们每天晚上如果不是开会，总爱到小学里翠萍住的地方去玩。这里的夜生活简直太无聊了，庄子上因为经济困难，距离公社所在地又很远，所以一直没有通电，这里通电据说迟到九十年代以后。各家照明还是靠煤油灯。当然更不用说看电视了。(那时候，即使通电的地方，电视也很少，除过个别稍大一点的机关单位，有一个黑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有电视的地方，每天晚上都会挤满人，象看电影似的。)
　　白天还好打发，在田间劳动，虽然劳累一点，但能和社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蛮有滋味。一到夜幕降临，他们就发愁，寂寞难耐，不知如何打发这个没有一点色彩的漫漫长夜。这里有人戏谑地编了几句顺口流，说是“犁地基本靠牛，点灯基本靠油，娱乐基本靠球。”来讥讽这里原始落后的生活环境。
　　他们自从找到小学翠萍住处以后，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是面对一盏煤油灯，但再不忍受寂寞的煎熬，兴致就高了，谈天论地，有时还要嚎上几嗓子，其乐也融融。
　　这时候，更是张三思大显身手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侃，翠萍和另外一个队员竖着耳朵听。张三思每说到有趣的地方，翠萍总是忍不住亮起嗓子“格格格”地笑一阵子。张三思受到鼓舞，就更增加了谈兴。他们再不感到黑夜太长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
　　有一天，工作队的另一位队员走了，他是他们三人中的组长，回县委汇报工作去了。晚上，张三思一人就觉得无聊，去小学找翠萍，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毕竟男女有别。但是，他一个人忍受不了这种没有任何消遣方法的黑夜。最后还是克制不住自己，悄悄地一个人踢踏踢踏去了。去的时候，自己宽慰自己，少玩一会儿也没啥关系，只要不超过十二点，即使有人看见，也说不出什么来，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可是，哪里能由了人，在那里一聊起闲话，就收不了场了。不知不觉，时过午夜，张三思来的时候，给自己许下的诺言也作废了。两个人都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一男一女，更深夜静聚在一起，还能干出什么事来？回去路上，万一遇见人，该怎么样说？张三思不想回去了，翠萍也有意把他留下，除了心理上的害怕孤独而外，更多的因素还是对异性的渴求，只是两个人都羞于启齿。
　　还是张三思鬼，旁敲侧击地揭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翠萍，你看夜这么深了，我路上万一遇见个人，人家要问我做什么去了，我该咋回答？要说是在你这儿，那不是没事弄成有事了？”
　　翠萍正好来个顺水推舟，深情地嗔了他一眼，说：“看把你吓的，要真怕就住在这儿。”
　　张三思惊喜地说：“是嘛？这可是你说的，我可真的睡在这儿了。”
　　翠萍说：“真的就真的，我还怕什么。”
　　翠萍是丈夫石国禄去部队已半年未探亲如久旱盼雨；张三思也是离开老婆已三个月有余，旷日已久，对性欲要求如饥似渴。两个人正是干柴遇烈火，心情都如潮水般汹涌激荡，恨不得马上就拥抱在一起。
　　翠萍怕羞，噘起小嘴“口扑”的一声，把那盏豆粒大的小煤油灯吹熄了，窑洞中顿时昏暗下来，窗户中透进朦胧的月光，翠萍三把两把就脱光了身子，钻进了被窝，瞪起两只饥渴的眼睛，等着张三思投怀送抱，张三思也急不可耐地战战兢兢把衣服、裤子都脱了下来。就在这关键时刻，张三思脑子里冷不丁冒出个问题，问翠萍：“你爱人是谁？干什么的？”翠萍就以实相告，说叫石国禄，在部队当司务长。这一回答不要紧，张三思象被电击了一下，“哎呀”一声，顿时象汽球上戳了一刀，浑身散软下来。心里说：“好险啊，原来还是个军用品，这可是二万二高压线，千万碰不得。要是被人发现，会毁了自己一生，说不准还逃脱不了牢狱之苦。”眼前仿佛闪现出自己郎当入狱的情景。他迅速提起裤子，穿好衣报，蹬上鞋子，“哗”的拉开门，扬长而去。这一连串的动作，张三思做得是那样干练、快捷。翠萍一直眼巴巴地盯着，直至他离开窑洞。翠萍对张三思的突然改变主意，不可理解，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眼看着吃到嘴里的鸭子飞了，她哪里能接受得了如此残酷的事实，她感到心灵上受到了侮辱。她哭了，骂他是胆小鬼，骂他算你妈×什么男人，她骂了半夜，直至精疲力尽。第二天，一双眼睛肿得象两颗水蜜桃。
　　打这以后，翠萍就不再搭理张三思了。张三思有时也找她说话，但她就是不愿搭理他，从心底里厌恶他，觉得他说什么都不顺耳了，举手投足也烦人。
　　人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后来还是被人发觉了，他们的组长不敢庇护，把他汇报到了县委。那时候，象这一类问题，在干部队伍中，就属于很严重的问题，处分是极其严厉的。轻则双开，重的要交司法部门判刑。张三思被调回县委停职检查期间，愁的如坐针毡，总觉得这下子一切都完了，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伸直脖子等待领导上如何发落他。
　　在研究对他如何进行处分的县常委会议上，有人先把他的违纪事实陈述了一遍，当时的县委书记就发话了。这位县委书记刚调来不久，是一位性格上大大咧咧，胸怀豁达，不拘小节的人。
　　他问：“形成事实了没有？”
　　那位陈述事实的领导回答说：“没有。”
　　这位新县委书记就说：“如果没有形成事实就算了，我看这位同志还是有一定觉悟的嘛，起码国防观念很强，有拥军意识，在那样关键时刻，满弓待发，能悬崖勒马，确属不易，我看就免于处分，写份检查，认识认识算了。”
　　其他人哗然一笑。
　　处分宣布之后，张三思悬了几个月的心，终于放进了肚子里，千斤重负，倾刻冰释。后来，他在跟朋友们的谈笑中，悄悄给他们说：“咱们这位新县委书记真是一位青天大老爷，视事入微，掌握政策精当，了不起，了不起。”
　　只是亏了翠萍，这事传到部队后就成了石国禄和她闹离婚的导火索。只是石国禄至今不知道，当年谣传和翠萍发生那种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县委干部，就是现在和他亲如兄弟的张镇长。
　　往事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以前还说，这一辈子也不愿意再见到张三思那个小人了。没成想，不是冤家不聚头，今天还非求求他了，当年风流倜傥的张三思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自己已不是当年的“刘三姐”了，不知他会买自己的账吗？
　　她坐在镜子前，细细打量起自己来，额头上已爬上了细细的皱纹，两只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只是两边鬃角添上了几条微微的鱼尾纹，面颊虽然没有以前那样白晰鲜活，但仍显红润。她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腹部已略显突出，两乳也略显下坠。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她的心头上不禁掠过一丝悲戚。
　　午饭，她胡乱扒了几口，算是吃了。打发孩子们上学后，她默默地把柜子打开，选了一身合适点的衣服穿上，又坐在镜子前，整了整头发，眉毛浅浅地描了描，觉得比较满意了，就向镇政府走去。
　　她去的恰是时候，刚站到镇政府大门口，一辆北京吉普缓缓驶了过来，“磁”的一声停下了。从车上跳下来的正是张三思，张镇长，从个头、长相上她还分辨得出来。两人一对脸，都吃了一惊，十几年未见面，都变了样子，两个人心照不宣，都没有忘记椿树洼那段不平凡的日子。发生在椿树洼的那件令人难堪的往事，虽然在他们各自的心灵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现在毕竟都已是步入中年的人了，时过境迁，那件事也就如蜻蜓点水，没有掀起多大的感情的涟漪，一掠就过去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
　　张镇长先开了口：“翠萍，我知道你在梨花渡村，只是政务缠身，无暇登门拜访。你近年来可好？”
　　“谢谢你还记得我。”翠萍悲戚的脸上下意识地笑了笑。
　　张镇长看了看翠萍那满是忧虑的脸色，知道她一定是有事而来，就说：“好象你有心事，咱们回去谈。”
　　翠萍轻轻“嗯”了一声，就跟着进去了。
　　翠萍一坐到张镇长的办公室，还未开口说话，就情不自禁地捂住脸哭了起来，肩膀一抽一抽地。张镇长这时才悟出来，她是为她男人石国禄被拘留的事找来的。
　　她哭得这样伤心，是对眼下遭遇的渲泄？或许也夹杂为她和张镇长那段感情的纠葛。
　　往事如烟，世态炎凉，张镇长的思绪被牵回到当年椿树洼的日子，脑海中又浮现出翠萍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她那单纯而略显稚气的性格，还有那“格、格、格”的笑声。由于她的存在，在椿树洼那样单调而恶劣的环境中，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增加了很多乐趣。他们虽然不能算是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也是一段初涉人世，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的日子。
　　他们沉默了很久。
　　翠萍终于没有对张镇长提出什么要求，她觉得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她的哭声已告诉了他。
　　张镇长多少年来对翠萍从内心深处，感到留有愧疚，那年的事因为受恩于那位县委书记，有幸免于处分，对他后来的工作前程也没有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而翠萍作为一个女人，在名誉上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不仅影响了她的工作和前程，也造成了她和石国禄夫妻之间感情的裂痕。
　　下午，张镇长让炊事员特地做了几个菜，端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
　　这顿饭尽管很丰盛，炊事员也做得很精细，但翠萍没有吃出味道来，不象当年在椿树洼，他们在一起吃玉米棒子，喝玉米糊糊那样有滋有味。她此时的心情太复杂了，有男人被抓走的伤感，有对往事的缅怀，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拘谨。毕竟此时的张三思已非彼时的张三思，两人身份的反差象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把他们之间拉开了一道鸿沟，他现在是威镇一方的镇长大人，而自己则是一介有求于他的村妇。
　　晚饭后，翠萍急着要回去，张镇长则觉得意犹未尽，硬是要留下她叙旧，说是回去的时候用小车送她。盛情难却，她也不好继续坚持违拗他的一片诚意，只好勉强留了下来。
　　晚上，张镇长的活动还很多，来了几拨人邀他，都被他坚辞谢绝了，可见其心之诚。
　　翠萍已从张镇长的眼神和热情中捕捉到了些什么，这是一个女人最敏感的反映。
　　到了后来，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们尽管已是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是他们的心路是相通的。轻车熟路，勿须刺探对方心情，勿须做过多的感情铺垫，也勿须指明亮响地道破，一个抬手动足或飞来一个眼神，足以使对方心领神会，接下来即水到渠成。
　　旧梦重温，情意也绵绵，补偿了十几年以来，一直在他们心头痒痒的缺憾。但是，此时的他们，已今非昔比，没有了当年那种勃勃的青春活力，更没有当年那种燃烧的激情。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欣慰的，心情上的宽松坦然，不再存在高压电之虞了。
　　说起来也可笑，一宗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本已箭在弦上，这一发竟相隔十几年之遥，方得中的，也可谓古今一奇观矣。
　　次日一早，张镇长就乘他的北京吉普，急如星火地上了县城。他先去了县医院，把正在住院治病的刘书记叫上，二人一齐来到县公安局。李局长正在开会部署“严打”工作，他们没等李局长开会结束，就把他从会议室叫了出来，非要他把石国禄放了不可。
　　张镇长说：“要是这样，今后村干部谁还敢当？移民工作还如何进行？白得宝不叫拆房子，还抡刀子，遇到这些刁民谁管得了？谁还敢管？村长派人去执行任务有什么罪？谁打人，谁受法，为什么要抓村长？破坏移民工作，抡刀子的人为什么不抓，公安局是保护谁？打击谁？”
　　张镇长说得情绪激昂，言词铿锵，好象他说的话百分之百都是从工作出发，都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根本不带有什么个人感情因素。不过，他也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法律的严肃性。其实，在他的头脑中，不仅是他，而是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都认为法律和工作是一回事，法律就是为工作服务的。
　　李局长被张镇长迫击炮似的一连串诘问，轰得有些头脑发胀，他本来对此案了解得就不多，完全是副局长任浩一手办的。今天刘书记、张镇长找来一说，他也感到这事处理欠妥，特别是关系到移民搬迁大事，公安局有责任积极支持和配合他们的工作，所以就当场拍板，答应放人。
　　刘书记、张镇长离开后，李局长就把任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任浩是李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对任浩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他都了如指掌。他心里清楚，任浩这个人平时办事毛手毛脚，不计后果，经常要跟着给他擦屁股。他当年之所以提拔他，就是因为他胆子大，讲义气，对他忠心，关键时刻敢站出来替他排除干扰，充当马前卒。任浩尽管在局里横行无忌，谁都不怕，但是，对李局长的话却是惟命是从。
　　任浩一听是问他拘留石国禄的事，当时心里一紧，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一时弄不清李局长为啥要问他这个。尽管抓石国禄的理由完全充足，但是由于有那样一种内在原因，他内心很不踏实，吱吱唔唔尿不成股了。李局长一看他这个样子，说话颠三倒四，知道这事办得肯定成色不足，就大为光火，把他臭骂了一顿，叫他马上把石国禄放了。
　　任浩听出来李局长从头至尾并没有提到他和杏花的事，心就放下来了，擦了擦脸上冒出来的冷汗，立即答应回去执行。
　　石国禄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进一出都因了两位女士。
　　石国禄回村后，听说党国梁、李善林、张腊梅三个人到镇上反映情况，告他的状，窝了一肚子火，一天晚上他就去了李善林家。
　　李善林也听说石国禄回来了，要按以往他早就屁颠屁颠上石国禄家了。这次他觉得心里有鬼，故意躲着他，没想到他居然找上门来了。他赶忙小心翼翼地按置石国禄坐下，又递上一支烟。他不敢正面去看石国禄，他怕见到石国禄那怕人的眼神，就斜起一只眼，往他脸上扫了一下，冷峻峻的，象庙里泥塑的座神。他的心就“咚咚咚”地跳了起来，又战战兢兢地给点上火，就规规矩矩站在了一旁。
　　石国禄狠狠吸了两口烟，烟在气管中转了一圈，又从嘴里、鼻腔中冒了出来，象一条蛇似的在空气中盘旋。
　　他开口了：
　　“老李，听说你上镇上告我去了？”
　　果然是哪一壶不开，他提哪一壶。李善林怕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打这里来了，他急忙掩饰说：“不，不，不是我要去的，是党国梁硬叫的。”
　　他一句话没说到底，头顶上就渗出汗来了。
　　石国禄眼睛一瞪说：“不不，不是什么？党国梁叫你跳崖你也跳，你的脑袋是他掌着？”
　　“……”
　　李善林勾下了头，也燃起一支烟。
　　“好啊，长能耐了，敢告状了！你也没称了称你有几斤几两，还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看着我去了县上，就以为我石国禄这下子完蛋了，算盘打错了吧？我这不又回来了吗？我真没想到，你原来还是这样一个小人，我真他妈的瞎了眼，白抬举你了！”
　　“李善林，你手搭胸脯摸摸你的良心，你凭什么当了副支书？你没掂量掂量你本事有多大？这些年，你回过头来想想，我石国禄什么时候亏待了你？你掉过屁股就想踢人！老实给你说，你要是再跟着党国梁屁股瞎蹿，没有你好果子吃！上上下下我石国禄都有人，莫说扒你李善林一个副支书，就是判你几年刑，也是我一句话的事。”
　　李善林一边擦着汗，一边说：“是呀，是呀。”
　　石国禄炮轰了一阵子，静了静神，又问：“你们到镇上都找了谁，说了些什么？你要给我讲实话。”
　　李善林呐呐地说：“刘书记不在，就只见了张镇长，没等我们开口，张镇长就批评了我们一顿，我们没等他训完，就拔腿走了。”
　　石国禄脸上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嘿嘿”冷笑了一声说：“好不好？拿着萝卜寻礤板，你们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这一下总该知道上头对我们村是啥态度了吧？”
　　李善林低头不语。
　　石国禄走了。李善林直起腰来，长长舒了一口气。
　　其实，石国禄也知道李善林不会和他过不去，他也没有那么大能量，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只小虾蚂，攒足劲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只是臭骂他一顿，出一口恶气罢了。至于党国梁才真正是他的心腹大患，弄不好早晚要栽在他手里。要能把他稳住，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有文化、有政治资本，在群众中又有威望。别看他这次把上访的车拦了回来，他是要用一种更厉害的方式报复我呀！这次组织人去镇上反映问题，这就是明摆着的事儿。或许这只是他的第一步，今后说不准，还会搞出些什么名堂来。
　　他总觉得党国梁步步都是踩着他的脚根走路，使他不能安安稳稳地干他的事，甚至使他不能痛痛快快地出一口气。他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直觉得村里就多了一个党国梁，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想想，这些年，在党国梁身上并没有少费心思，没有少泼脏水，尤其他和白杏花的关系，更是他手里弄臭他的一张王牌，但是，也没有把人家怎么样，反而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白杏花盖房子的时候，因她和三喜成家时间不久，手里没有积攒下钱，她也不愿花她爸家的钱，就没敢往大处想，只计划盖成个土坯墙房子就行了。党国梁得知后，就到砖厂给她订购了两万块砖，这样杏花就盖成了全部一砖到顶的砖木结构的房子。这事后来被石国禄知道了，回到家里就在老婆翠萍面前，有一苗说一坡地渲染了一番。并且由此而推出结论说：“我敢肯定，他党国梁和杏花百分之百有那号事。”
　　翠萍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这种事可不能捕风捉影地瞎说，你有什么根据？”
　　翠萍联想到了石国禄说过自己的那些没有根据的话。
　　石国禄听出了翠萍话里的弦外之音，本来兴冲冲的心情被浇了一瓢冷水，一下子冷了下来，他戏谑地笑了笑说：“我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你也用不着底虚！”
　　“谁底虚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在乎你说什么吗？”翠萍变脸失色地说。
　　“你发哪门子火？谁招你惹你了？”石国禄并没打算跟翠萍过不去，见她火了，就改变口气说：“你没想想，他们之间如果说没有那种事，他党国梁肯白白给她白杏花买两万块砖吗？人呀，除过割肉痛，就属出钱痛。他党国梁姓憨了？好归好，也不至于一下子就白给她两万块砖的钱吧？你当那是小数，要叫她杏花和三喜两口子，二年不吃不喝能攒下那么多钱吗？”
　　翠萍听男人说得也在理，信以为真，就不再吭气了。
　　由于翠萍信以为真，还因此惹出一场纠纷来。
　　胡椒自从她表哥石国禄诬陷党国梁偷管子的事后，很长时间不上石国禄家去了。翠萍觉得亲戚总不能这样就断了弦，还常主动上胡椒家跑跑，胡椒也觉得表嫂又没做下啥对不起自己的事，也乐意和她在一起聊。翠萍本来对杏花心里也存有芥蒂，两个人只要说起杏花来，就能弹到一条弦上。
　　在一次闲聊中，翠萍无意间把这件事说出来了。胡椒是个麦秸火脾气，她以往一直对她男人和杏花的关系放心不下，知道他背过自己还经常和杏花往来。只是想着人家毕竟以前是订过多少年婚的，又是同学，来往就来往吧，感情这东西，不是谁能给割断的，只要不干出什么出格子的事，也不值得去计较，免得生闲气。不过，她也相信自己男人不是那种拈花折柳的花心人。可怎么也没想到，他还真的弄出事来了，竟然背着自己给杏花买了两万块砖，两万块的呀。当时心里就象一把麦秸火毕毕剥剥地燃起来了，烧得她心痛，脸上气得五官都挪了位，跳起来马上要去找国梁算账。
　　翠萍没想到胡椒原来还是这样一种火暴脾气，肚子里盛不下一根柴火棒，只悔恨自己说露了嘴，慌忙劝解胡椒，胡椒只是不听，等不到国梁回来，硬是坚持要去找他。翠萍怎么也拦不住，胡椒就从家里疯疯癫癫地奔出去了。
　　翠萍没法了，知道这一次祸闯大了，一碗水已泼出去了，收也收不起来了，只好揣着小心回去了。
　　胡椒象旋风一样一口气直奔黄河渡口。她要立即找见党国梁，把这一肚子气倾泻给他。但，很使她失望，党国梁不知什么时候已过河去了。
　　已冷落了多年的黄河渡口，随着国家政策的改革开放，近些日子又繁荣起来了。由于县里发展起几家小炼铁厂，都要从黄河南岸的岱嵋山上采集矿石，于是，搞运输的船只和车辆忽然间多起来了。
　　黄河上摆渡的各种机船，“口突口突口突”冒着青烟，破水击浪，穿梭般地来来往往；岸上转运矿石的大小车辆，飞沙扬尘，奔驰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
　　黄河岸畔到处堆积着一堆堆黑褐色的铁矿石，象夏收季节麦场上一垛挨一垛的麦秸积。
　　卸船的、装车的有好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干着，有的歇着，他们各有各的主儿，各有各的任务。干的时候就猛干，汗流浃背；歇下来就悠闲自得地歇着，谁也管不着。这里有做各种小卖买的，他们就是冲着这许多搬运工来的，提篮的、挑篓的，有的撑起庞大的遮阳伞，有的搭起临时帐篷，把沙滩上装点得红红绿绿的。卖瓜果的，卖糕点、饮料的，卖烟酒肉食的，卖烧饼油条的，卖饣合饣劳面条的，几乎各种吃的、喝的东西应有尽有，那些装卸工们歇下来就来这里挑选他们享用的食品，他们手里有了钱，也舍得花。
　　往日空旷寂寥的黄河滩涂竟象集市上一样热闹。
　　胡椒在人群中踟蹰了几个来回，仔细地打量了每一个人，没有寻见党国梁的影子。她又呆呆地走向黄河岸边。
　　黄河依然哗哗啦啦奔腾不息，泛起一簇簇一朵朵浪花，在阳光折射下，呈现出五颜六色。忽然间，有一只远来的小汽艇，带着一声长鸣，象离弦的箭，无视来来往往的货船，穿水而下，犁出一道深深的壕沟，飞溅起老高的浪花。
　　胡椒在岸边站了很久，只是瞅不见党国梁的船只，眼里一片茫然，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就象一只充足气的气球，扎紧了口子，放不出气来，只好憋在肚子里，垂头丧气地回头向家里走去。
　　傍晚，西边的天空、山头和房舍全都染上了赭红的颜色。村子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党国梁饥肠辘辘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他今天心情很好，装卸搬运都没有耽误，人手得力，竟多赶了一趟。他一路想着，回去以后，是不是叫胡椒多炒上一个菜，也来他二两小酒。
　　一进院门，就感到气氛不对，两个孩子无精打采地在院里的石桌旁，噘着嘴巴，阴沉着脸，见他回来了，都懒得动一下屁股。要在以往，这时候胡椒已把饭菜备好，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桌子上，等着他回来开饭；孩子们活蹦乱跳地向他扑来，几只小手在他口袋里乱摸，看他会给他们带回来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疑惑地问孩子：“你妈呢？”孩子们只是摇摇头不吭声，脸上眼泪巴巴的。
　　他往厨房看了看，烟筒里不冒烟，冷锅冷灶，厨柜里什么都放得整整齐齐，不象做过饭的样子。
　　院里鸡栏里的鸡“咯咯、咯咯”一个劲儿地叫，叫得烦人；两头半疙瘩猪把猪圈上的门捣得“嘭嘭”作响。这些小生灵肯定都是饿极了。他心里埋怨胡椒也不知道把它们喂一喂。
　　胡椒到底是上哪里去了？往常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她把家里的一切看得和她的命一样重要。他心里很蹊跷，就又挪步向北房走去。
　　他揭开门帘，胡椒蒙头盖尾地躺在床上；他吓了一跳，急忙走过去，拉开被子，在她头上摸了摸，很正常，心里才稍稍放宽了些。就悄声问：“胡椒，你在家里的嘛，怎么没做饭，孩子也不管了？”
　　没人吭气。
　　他又想，不会是病了吧？早上走的时候，也没听她说哪里不舒服，怎么就一下子能病成这样，连饭都做不成了。他又问：“你是有病了？有病就该叫人看看……”
　　他话还没说完，胡椒就“忽”地把被子一撩，“唿腾”坐了起来。
　　“谁病了？你盼着我得病吧，你还盼着我死了哩。老天爷有眼，不叫我死，你眼里这根刺拔不掉！”
　　党国梁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吃了一惊，就问：“咋了咋了，谁又惹着你了？”
　　“咋了？谁做的事谁知道，装什么糊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平时，你们好就好罢，我忍着，压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你却把别人的‘忍’字当‘怕’字了，越来越不象话，竟然把家里的钱拿着往出贴。平时我花一分钱，象割你的肉，叫人家花钱，你倒舍得出血，大把大把往出甩，人家是你亲老婆，你和她过去。她是金×银×？还是绣花×？把你的魂都勾走了！”
　　胡椒的一阵狂轰滥炸，把国梁轰得晕头转向，不知老婆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大邪火，象骂大街的泼妇，粗话、脏话都端出来了，以前可从来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的火。他想问清楚，给她讲讲道理，死活一句话也插不上，索性一屁股坐下来，不吭声了，任她撒泼。
　　胡椒一看国梁勾着个脑袋不接火，更来气了：“好呀，你就装死狗，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瞎想呗，这一次我要不给你弄个水落石出，我胡椒就不是我娘养的！我跟你说不顶事，我找她杏花去，看看她这个狐狸精，是咋样把你的魂勾跑了？叫她花了我的钱，全部给我吐出来。她要敢不给钱，就把她盖在房子上的砖，给我一块不剩地拆下来！”
　　说着就踢拉起两只鞋披头散发地往门外闯。这一下党国梁算是全明白了，原来是给杏花买砖的事露了馅。
　　他一见老婆要去找杏花要钱，就急了，一把把她拖住，猛甩了进来。胡椒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院子里。这一下更不得了了，她在地上又是滚又是蹭，两个孩子吓得在一旁哇哇直哭。
　　胡椒什么也不顾了，象一只发了疯的母狮子，哭着、骂着：“党国梁，你个恨心畜生，你把我打死，你真能把我打死，也算你有本事，我也不活这个人了，给人家小×腾个位，你们亲亲热热过去，你个没良心的，都怨我这些年把你伺候得太周到了，你想吃香的，我给你做香的，你想喝辣的，我给你做辣的。夜里，你叫我横着我横着，你叫我竖着我竖着，我咋对不起你了？我给你伺候老人送到墓里，我给你生儿子有儿子，女儿有女儿，这些都暖不住你的心，我不好，我娘儿们都不好，我们走，把路给人家腾开，你和人家小×舒舒坦坦过去，给你生娃去……”
　　胡椒闹了个天昏地暗，惊动了半个梨花渡村，周围邻居端着饭碗来看热闹。党国梁填了一肚子气，也不渴了，也不饿了。觉得给她这种人说不出什么理来，就躲在家里不露面了。邻居们这个解释，那个劝，好话说了一骡车，不说还好，越说她越来劲。后来看着她横竖不听劝告，就一个个叹着气掂起腿走了。
　　没有人接招，也没有人挡驾，她一个人闹得就没劲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收了场。
　　她起来后一看，两个孩子都东倒西歪地趴在院子里的石桌边睡着了，孩子们还没有吃晚饭，她心里只觉得酸溜溜的。她埋怨自己，大人闹事，孩子有啥错？跟着受这个汐栖惶。就急忙跑到厨房里，胡乱擦了一把脸，随手把火捅开，三下五除二，做了一锅清水面。把孩子们叫醒，一人盛了一碗。自己又舀了一碗，给国梁送去。她想，他出了一天船，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也怪叫人心疼，事情是事情，总不能不叫他吃饭，饿坏了身子，还是自己难过。她把饭往国梁面前一蹾，说：“吃去，吃饱了再去寻你那小×去！”
　　国梁见胡椒把饭端来了，气就消了一半，不管她说什么，心想咱一个大男人，哪能跟她女人见怪，端起碗就吃起来了。
　　这件事，第二天就传到了杏花耳朵里，杏花当下就气了个半死。
　　当初，杏花盖房子的时候，党国梁提出来给她买两万块砖，她知道不妥，怕以后会留下麻烦，就坚辞不收。党国梁说什么也不行，就说是现在各家各户都富了，谁还盖土坯房子？哪家起的房子不都是砖木结构，人一辈子能盖几次房子，既然要盖，就盖好，一步到位，过后不后悔。杏花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她不愿欠下别人人情债，迟早心里不坦然，就说：“盖房子也要看家当，我不讲什么排场，只要实用，能遮风避雨，有个窝就行。以后有钱了，还可以把它改成砖木结构，我这样做不图别的，就图个自己心里稳便。”
　　党国梁想好了的事，就坚决要办，他总觉得欠杏花的太多了，感情上的事虽然再无法偿还，但在经济上他不愿看到杏花受困，别说自己还比较富裕，即使自己再紧再困难也要帮助杏花一把。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良心上能得到安慰。
　　后来，他还是雇车把两万块砖送到了杏花建房的工地上。杏花没法再让他把砖拉回去，就给国梁打了个借据，说他如果不接收这个借据，不承认是她借款，就一定请他把砖再拉走。
　　国梁没法，只好答应收起借据，这样杏花才把砖留下了。
　　本来她已让三喜和得宝打下的几千块土坯没有用上，后来就只好做院墙用了。
　　杏花得知这件事是翠萍说给胡椒的，她就起身去找翠萍，她要把这件事说明白，不能让那些贫嘴绕舌的人在外边瞎编白，作践人。
　　按说，翠萍也不是那种爱倒腾闲说的长舌妇，她毕竟还在外面当过几年国家干部，这点做人的起码常识还是有的。那天只是偶然说露了嘴，想不到会闹出这样一场事来，这两天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悔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胡椒面前说这件事，她也恨男人为啥要给她说这些。
　　她害怕发生的事情果然都发生了，怕着，怕着，胡椒跟男人闹翻了，怕着，怕着，杏花找上门来了。
　　她以前虽然嫉恨过杏花，但她也知道杏花并没什么错，是自己男人缠人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嫉恨她。这一次的确是怨自己，她面对杏花的质问，和她拿在手里的借据，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既不敢矢口否认，也不敢明确承认，只是一个劲儿地讲情瞎抹划。
　　她说：“她姨，你千万不敢生气，千万别往心上去。哪里会有那些事，谁就不借谁钱？谁就不借谁家东西？要借就有那种事？这都是那些烂舌头的人吃了饭没事瞎造谣，瞎编白，我根本就不信他们这些话。你杏花是啥人，村里人谁还不清楚，我翠萍再没脑筋，也不会相信他们这些话……”
　　她们正说着，石国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他那狡黠的脸上布满了阴冷，讪讪地说：“这话是我说的，你有气就冲着我来，冤枉你了吗？党国梁给你买了两万块砖难道不是事实？不是砌在你的房子上了？他为啥肯出钱给你买砖？为啥不给别人买？不就是看你比别人长得漂亮嘛，脸蛋儿俊，眉眼儿惹人，人见人爱。我石国禄又攀不上你，你登我门干啥？这话就是我说的，我不回避，对背一个话，敢说敢当。我不但在下面这样说，我还要在大会上讲，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他党国梁算啥党员？啥干部？”
　　石国禄简直耍起了泼赖，翻起了陈年老账，发泄起当年的积怨。气得杏花浑身颤抖，知道和他再无法讲下去，再讲下去也说不出什么理来，就抱起头哭着走了。
　　为这事，石国禄真的在党员、干部会上讲了。不指名的旁敲侧击，指着东吴骂曹操。其实，大家也都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党国梁，说什么有个别党员作风败坏，自己有妻室家小，还要在别人家庭中插一条腿，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败坏了党的形象，不配当干部等等。
　　党国梁也知道他是在说自己，气得脸色铁青，嘴里呼呼直出粗气。只因石国禄没有点名亮姓，也不敢去对号入座，无病揽伤寒，自讨气生。他也知道，和石国禄这样的人说不出什么理来，要是吵起来，他什么混账话都说得出口，所以说只好暗暗忍下了这口气。
　　石国禄正沉浸在苦苦的思索中，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来了。他慵懒地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镇党委刘书记打来的电话。他心里“咯口登”了一下，神经末梢都紧张起来了。刘书记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听说他在县上开会，不知他是在县上给他打来的，还是回到镇上后给他打来的？他要说什么呢，不会是说移民款的事吧？他自从那一百万元移民款被表弟申三元骗走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这件事，越是逼近迁移，越是提心吊胆。他怕生人来访，他怕接到领导上的电话，尽管他在群众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但是这块心病却与日俱增。
　　“国禄，听说你们村群众最近闹了一次集体上访？”
　　电话里传来了刘书记那不太熟悉的声音。
　　“是，是，有这回事。”
　　“要知道这可是违法行动，你作为支部书记兼村长要负直接责任。”
　　“没有形成事实，半途又返回来了。”
　　“这我知道，要是去成还得了么？不知会造成什么后果，会给我们临河镇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你们一定要查清原因，从中接受教训，要对参加上访的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听说是一个叫党国梁的拦回来了？”
　　“是。”
　　“听说他是个残废军人？”
　　“噢。”
　　“要好好表扬一下，这个同志的举动不得了啊！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现了一个转业军人，一个***员的政策水平，思想境界，不容易啊！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大的勇气和气魄，你想过吗？要借此在群众中深入开展一次思想教育，要弘扬正气。”
　　“是，是。”
　　“还要开几次会，认真学一学法律知识，有必要的话叫镇党委派两个人去讲讲课，具体时间你安排。从这次大张旗鼓的集体上访，就可以看出你们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说明你们党支部平时宣传教育不够。还要把移民工作深入宣传一下，把政策交给群众，账目也要公开，给群众交个底，让他们心中有数。这样做，我想群众是会想得通的，他们还会有什么气？还会上县上找什么？这样做对我们移民工作很有好处。”
　　“对，对，刘书记请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逐条落实。”
　　石国禄轻轻放下了话筒，擦了擦头上冒出来的汗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一会儿起不来。他感到很累，肩膀上象压上了很沉重的担子。
　　他揣摸着刘书记这个人和他刚才说的这些话。刘书记是去年年底才调来的，他来这儿之前据说是县信访办主任，他莫非对梨花渡村情况以前就有所了解？他会不会知道申三元借款的事？他内心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听别人说他这个人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在信访办当主任的时候，曾经为一位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公职，后来又判了刑的公社主任平反昭雪。在调查过程中，他徒步跑遍了南山、北山，找到了充分证据，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特别是当年给这位公社主任定案的几个人，当时都身居要害部门，还有一位当了副县长，他们出面极力阻挠，他都顶了回去。赴地区、上省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使这位沉冤近二十年的公社主任得以昭雪，同时也使五、六位受到牵连的同志得到合理的安排。这件事当时在全县轰动很大。
　　这样一位书记无疑对自己是一种威慑，一种压抑。
　　他在电话中说叫公开表扬党国梁，这怎么行呢？为他树立威望，给他脸上贴金，这不是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吗？
　　这时，他想到了一句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好，在目前这种特殊境遇中，不迂回一下，看来不行。大丈夫能屈能伸，屈也是为了伸，咬咬牙，破费两千元，给党国梁重奖一下，借此笼络一下感情，改善改善关系，或许党国梁会感激涕零，以后会为我所用呢。人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一句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党国梁只要不跟自己做对，整个情况或许就会另是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样做了，对他本人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哩，说不定还会对他在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
　　他为自己将要采取的这个措施感到很满意，脑子里随即云开雾散，敞开一袭阳光来。
　　至于群众，那就好糊弄得多，有几个能掀起大浪的？有几个能上到桌面上讲几句话的？再开上几次会，把带头上访闹事的压一压，用法律震震他们，他们以后说话办事都得小心着点。
　　想到这里，他身上的压力好象轻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