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块土地，虽说历史悠久，但与江浙、中原一带相比，文化名人少得可怜。战国时期的燕都，据考证，大约位于今北京西南的河北易县附近。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远不如今天这样突飞猛进。燕都的繁荣的经济辐射力不能与今日香港对深圳、北京对周边的影响同日而语。事实上，远古时代的北京地区，似乎一直是一块文化的沙漠。周口店的北京人老祖的几块头盖骨，一直是北京人值得自豪的口实，但这也只是近代的事了。
　　 直到蒙古人称霸了半个地球，最后把都城建在了今天的北京，称大都，北京才有了国都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发展和进步。若不是朱棣被封为燕王并在这里网罗了一批党羽，而且，这些弟兄当中又不乏有头脑者，撺掇他自立，北京也不大可能再继续成为明朝的首都了。
　　 成吉思作为游牧民族的杰出代表、蒙古的大汗，确实有独霸天下的雄心壮志，最终，仅靠擅长奔跑、身材矮小的蒙古马和草原狼的精神，毕竟是有局限的。守江山，靠的是思想。毛先生说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也恰如其分。
　　 经历了13代皇帝，大明最终还是被另一股游牧民族的王朝所取代，之间，经过了一个短暂得不值一提的农民起义。顺治入关登基，历几代不起用汉族官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草原的手段在中原大地毕竟难以为继。清初的几代皇帝已经认识到了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实践，还是起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汉族官员治理国家。而这些汉族官员竟然没有一个是北京的土著人。
　　 从现在来看，国家各部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北京土著寥寥无几。建国以来，北京市政府机关的书记、市长，似乎也没有一个是北京的土著。
　　1949年建国，将首都定为北京。北京的一些地名也改动了不少，不然，与大国的首都，很不相称。粗略地举几个例子：
　　 原名 现名
　　 大哑巴胡同 大雅宝路
　　 屎壳郎胡同 时刻亮胡同
　　 劈柴胡同 辟才胡同
　　 驴市大街 礼士路
　　 改了名称以后，增加了不少文化气氛，少了几分世俗气。
　　 启用汉人治理国家以后，满族的那些官老爷们可就轻闲多了。太平盛世，也用不着在骑马打仗，顶多打猎秋狝罢了。剩下的时间逛大街，提笼遛鸟，闲扯蛋。公子哥们游手好闲，打家劫舍的不在少数。看看《孽海花》中的描述，当时的情形也能领略一二。
　　 上行下效，北京的那些市侩们多少从他们这些人身上也沾染上了一些臭毛病。言语中常流露出傲慢的神气，不可一世，老子天下第一。不管走到哪里，常因自己是北京人而骄傲。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与首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先说首都。
　　 首，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脑袋”，引申为“第一、靠前”等，如“首长”，“首要”等。
　　 “都”，是形声字，左边是声，如“猪、煮、著、赌、堵”等。右边是形，是“邑”的变形，表示与城市有关，如“郭、鄂、邨、邹”等。
　　 首都：全国第一城市，其特定含义为政治中心、统治中心，是国家的象征。它可以位于一个特定位置，可以因政治的需要而迁移，并不一定非在北京不可。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一度迁往重庆，明清时在北京，隋、唐、汉时在长安，北宋时在汴梁。
　　 再说北京。
　　 北，作为方位词，指相对位置靠北。京，本身就有“首都”的意思。在不同的朝代，可以有不止一个的“京”。周时，有沣、镐，后平王东迁至洛阳，称“东京”，在长安仍有部分政府机构，行使政府职能，因而称“西京”。宋时称汴梁为东京，称洛阳为西京。
　　 国民政府时，建都南京，同时改当时的“北京”为“北平”。北平不设政府办事机构，不能称为“京”。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南京还该不该保留现在的称呼，倒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首都”与“北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北京人”的概念，就有必要澄清一下了。
　　 除了考古意义上的“北京人”的含义外，北京人是指：长期生活或工作在北京行政区域内的人。包括当地的土著和由外地迁入、移民来京永久居住的外地人。
　　 北京的土著方言是很通俗的，或者说，俗、土，土得掉渣儿。老舍的《骆驼祥子》，可见一斑。由于沾了点儿皇气儿，北京人的口气也大，对外地人更是不放在眼里。对自己人也常常上鄙夷不屑的。他们管那些在胡同里长的人，称作“胡同串子”。此语来源于一种爬行动物百足虫之类，俗称“钱串子”。管汽车司机，一般是职业司机，类似以前的骆驼祥子之类的人，称作“车豁子”。这些称呼听起来显然是不雅。然而，他们也互相地接受了。
　　 方言，自然不同于官方语言。我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其定义侧重两点：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方言与语音显然不同，两者有区别，又密不可分。语音、语调、用词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了地方语言，也就是方言。
　　 北京的方言中，也与其他地方方言一样，有很多土语。有时，一个单字，要把它解释清楚，还真得费一番周折。象东北方言中的“虎”、“扯”、“得瑟”、“嘬”、“嗑”、“唠”等等。北京土语中类似的词语也很多，如：
　　 喉儿：本意是糖的甜度太大或盐的咸度太大，大到了让咽喉承受不了的程度时，人的一种本能的感觉。例如：“盐搁忒多了，可把我给喉儿着啦。”引申为“很”、“非常”、“特别”等意。如：“他炒的菜喉儿难吃，唱歌儿也喉儿难听。”
　　 嘣儿：在解释“嘣儿”之前，有必要说一说儿化。有些词语的读音，儿化后，会产生同音词。如：“棍儿”与“柜儿”，“耳垂儿”与“开春儿”，“嘣儿”与“辈儿”等等。“嘣儿”是个象声词，用于形容开瓶子等小口儿容器是，气流贯入以及瓶盖儿与容器脱离时产生的声响，一般比较清脆。如：“瓶子嘣儿的一声打开了。”因此，“嘣儿”又引申出了“痛快、干脆、敞亮”等含义，用作副词时，可以加强语气。如：“嘣儿棒！”“嘣儿铁！”等，虽隐含了加重程度、加倍的意思，但如果用“倍儿”一词，则有牵强之嫌。“嘣儿”更符合北京人的语言习惯。
　　 老喽：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段相声里曾引用过这个词，并提出了另人发笑的问题：“跟外婆有什么关系啊？”侯大师巧妙地运用了谐音“姥姥”，把“老喽”跟本不相关的“外婆”联系到了一起，产生了语言的艺术效果。“老喽”在北京方言里有“不可能、做不到、没门儿”等含义，有时让人难以理解，字面与含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笔者曾留意过华北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地方民俗。按照国人的习惯，对于一些比较晦暗的事情，不愿明说，而用其他的词语和事件代指，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不吉利的话是说不得的。在平时，人们也不愿谈及死亡，而用其他的隐晦的词语代替，如：为了正义的事业被敌人杀害，称作“就义”，即“趋近于正义的事业而死亡”；因自然灾害、天灾人祸等原因而死亡，称作“牺牲”，也就是“放在祭案上的供品，生命被天神取走了”；无疾而终称作寿终正寝；“逝世”，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以上这些关于死亡的称呼，多用语正式场合，且适用于与大众、社会关系密切、影响面较大的人物。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则用一些其他的，不那么辉煌、张扬的词语，如“走了”，“老了”，“去了”，“过世”等。“老喽”应为“老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意为：我死了才行，也就是说，在我活着的时候办不到。例如：“你想让我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啊？老喽！我偏不去！”
　　 砍：“砍”是“砍大山”的省称。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城区西北侧为燕山山脉的余脉，多山泉、温泉。西直门就是专供从西边的玉泉山往皇宫运水用的通道。因此，上山砍柴、打水的，大有人在。古时没有园林局和林业局等部门，上山砍柴，烧火做饭取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上了山，没有路，就可以见柴就砍，也可以不管东南西北地胡砍，砍出一条路来，没有什么顾忌。引用来作为闲聊天的代用语，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曾几何时，报上还掀起了讨论“砍”的一个小高潮，赋予了“砍”有多深的文化内涵。我们往往人为地把一些问题复杂化了，有些浅而易见的问题反而不好解释。有人最终得出结论就是“侃”。“侃” 本身是个形容词，不具有动词的性质，而且绝没有“砍”那么传神，那么富有生气，那么符合北京人的善于调侃的性格和语言习惯。倘若是“侃”，那么，后面的“大山”又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都免不掉牵强的嫌疑，绝没有“砍”来得那么自然和贴切。
　　 丫的：应该说“丫的”的一词，是北京方言中的糟粕。其本意是“未婚的丫头生的”，即“私生子”，是“丫挺的”的省语，骂人的话。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天津一带的农村也有“丫头下的”的说法，与该词同出一辙。
　　北京的方言土语还有很多。只举这么几个小例子，供大家探讨，或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正是这众多的方言，包含了精华和糟粕，构成了我们的汉民族的语言，让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殊不知，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古中国的文字保留了下来。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已经极少有人能够认读，古印度的梵文也早已成了古董。
　　 为我们的民族语言自豪吧！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会自豪地对他们说：我讲汉语，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