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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大妈
□ 静谧港湾
2007-05-21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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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是我儿时的保姆,健在的话,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
母亲把我从天津抱到蓟县时,我还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每天在襁褓里哭个不停。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班,把我自己捆在床上。哥哥还小,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每天他们回来时,我已经没有力气哭泣了。
部队的大院在当地,名气还是蛮大的。提起大楼,那就是部队医院的住院病房楼,当地没有其他再高的建筑物了。大院的围墙外,有个小村子。
“总把孩子自己扔在家里没人管,也不是个办法啊!”父母商量着得找个保姆。
经人介绍,一天,母亲抱了我,来到了那个小村子。
郭家在底庄是个大户人家。兄弟三个,都已成家立业。家里人丁兴旺。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老大早逝。听说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现在早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了,竟然夺去了大小三口人的生命,留下大妈一人,寡居在家,守着年迈的婆婆。
我当然没办法记得当时大妈的模样,应该是很俊俏的,我这样认为。
“孩子太小啊!我怕带不了,让孩子在我这儿受屈。”
母亲很为难:“您看,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啊!您就帮个忙吧!”
“那就先搁我这儿试试?不行,你再抱走。”大妈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的。
“好好好!那就先试试看。”母亲紧忙着,把我递了过去。
三天过去了。我一直是又哭又闹的。每天,大妈都派了人去通知母亲孩子的情况。到了第四天,母亲觉得不行,就跑到大妈家,要抱我走。正在这个时候,我居然不哭了。
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天意啊!”
就这样,我在大妈家住下了。
大妈家在村子的南头。与郭家的二侄合住一套小院。正房五间,中间的一间堂屋,两家各有一个灶台。大妈和奶奶住在西屋。
刚到大妈家不久,七坐八爬的,慢慢的,我的活动范围大了起来。家里的土炕,足够我打滚的。从炕头滚到炕脚,又从炕脚滚到炕头。饿了吃,困了睡,有精神就玩。孩子,总有使不完的精力。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理解了此话不假。
我慢慢长大了。到了大妈家不到一年的时候,出了一次不小的事故。
冬天了,家家要生火取暖。我刚刚蹒跚学步,二姐带我玩着,大妈在捅火,往炉子里加煤核。旁边放着一锅刚刚烧开的水。我居然一个趔趄栽倒,整个右臂拄进了那锅。这下可是炸了窝!等母亲知道了情况,我已经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了。医生诊断结果为深二度烧伤,烫脱了嫩肉,已经快露出骨头了。大妈的家人在手术室外站成了一排,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只是在抹眼泪。她们知道,她们闯了大祸。母亲是医务工作者,出于职业习惯,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照顾伤员。母亲的脾气不是很好,但那时竟然没有责怪大妈一句话。医生都是父母的同事,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专家级的。也正因为如此,手术非常成功,保住了我的右臂。从后来的结果看,生理功能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只是留了好大的一块疤。
从手术室出来的一周时间,我就没有下过怀。大妈她们一直在抱着我,生怕我再有什么闪失。烫伤的苦痛,在我脑子里并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我甚至有好长一段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胳膊为什么跟小伙伴们不一样。
在儿时的记忆中,满目的都是绿树、蓝天、白云、金黄色的麦田、一望无际的庄稼地。
底庄位于县城东五里,有差不多五十几户人家,世代以农耕为生。村子周围,满是良田,大豆、玉米、麦子、谷子、高梁,收了一茬又一茬。冬季农闲的时候,农人起了猪圈,倒粪、施肥,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在这里,我是不缺玩伴的。二伯家有八个孩子,老叔家两个,男男女女的伙伴,再加上邻居家,足可以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童子军了。 我们玩打仗、藏猫猫、跳房子、砸包,每天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快乐,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郁闷?呵呵,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据说我出生在酉时,大概是跟属鸡的人有缘吧。大妈就属鸡。大妈个子不算矮,小脚。那个年龄的农村女人,多数是要缠足的。从我记事起,印象中,大妈总是穿着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的侧面扣扣儿的衣服,缅裆裤。头发梳到后面,盘成个缵儿。走起路来总是噔噔的。奶奶的装束跟大妈几乎是一样的,只是个子稍矮,人很瘦削,但精神矍铄。按照农村的习惯,老人由几个兄弟们轮流赡养。
大妈的对我的目光总是那么的和蔼和慈祥。看我时,总是眯着眼。每次我在外面玩儿回来,都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生怕我身上缺了什么。看得放了心了,才说:“赶紧上炕吃饭。”
农家是要糊窗户纸的。家里有四个窗扇,木窗格。不知为什么,孩子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撕东西。我当然也不例外。小手指头,一捅, “噗”的一声,窗纸就捅出了个洞。那声音真是悦耳!手指头再一移动,带着窗纸,走出了一个锥形,还伴着好玩的“嗤嗤”的声音。等大妈在堂屋做好了饭进来,看到了我的杰作,气不打一处来:“哎呀,我的妈!你个臭小子!看我不拿笤帚疙瘩打你屁股!”说着,抄起炕头的笤帚,就朝我伸过来。我赶紧来来回回地躲。她在地上,我在炕上,她追到这头,我跑到那头。一边跑,一边咯咯地乐着。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屁股上象征性地挨了两下,算是个了结。“赶明儿不许撕了啊!好容易糊上的。”后来,好像还是没少了撕。
大妈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我能记得起来,叫得上名字的农活,大妈都会做。犁地、上肥、除草、间苗、劈玉米叶子、割麦子、掐谷穗……
在农村,干活要记工分。赶上好的年景,过年的时候,村里还要杀猪,抓阄儿分猪肉。肉都是在队部的监督下分好了的,编上号,再做好了阄儿。那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大妈的大名:“郭苗氏!该你抓啦!”大妈手气不错,抓了块五花肉。我跟着大妈,在大妈的胳膊上打着悠悠,连颠带跑地回家去了。“噢——,回家炖肉喽——”一路上便洋溢着快乐的笑声。其实,大妈的原名叫苗桂荣,这是后来听大妈亲口对我说的。当时也没有细细地追究应该是哪个“桂”字,或许是“富贵”的“贵”,也有可能的。大妈本人是不识几个字的,我不能难为他老人家。
孩子们总是喜欢家里有喜事,热闹,还有好吃的。大姐、二姐相继出嫁,大哥、二哥又娶了嫂子进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孩提时代,对什么事情都很懵懂,也充满着好奇。
“大妈,大姐干啥要出门子啊?”
“生小孩儿呗!”大妈似乎觉得不好回答,犹豫了一下,说。
“己个儿生不就中啦!”
周围的人都哄地笑了起来,前仰后合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也跟着哈哈着,跑到一边,跟小伙伴们玩儿去了。
大妈做的饭菜,出奇的香。猪肉炖粉条绝对不是东北人的专利。大妈做的猪肉炖粉条,是用了上好的五花肉,放了宽粉条炖出来的。那粉条也是专门请了走村串户的漏粉的师傅到家里来做的白薯粉。灶堂里烧着秸秆、树叶或者棒子骨(玉米搓了粒儿以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都浸到粉条里。粉条是透明的,油光锃亮,看到了就恨不得一口吃到嘴里。离开蓟县以后,跑了很多地方,豪华筵席、农家菜,也吃过不少,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可口的猪肉炖粉条了。
包饺子、擀面条、贴饼子、包粽子、摇元宵……只要是我能想起来的吃食,没有大妈不会做的。我时常出神地在一旁看着大妈那双宽大而灵巧的手掌,脑子里总在琢磨着它为什么那么神奇。大妈做好了元宵馅,切成小方块儿,随手塞一块到我在一旁眼巴巴看得已经流了口水的小嘴里。开始摇元宵了。先用笊篱盛了馅儿,到水里沾一下,倒到盛了粘面了簸箕里。那面是昨天刚跟了大妈在碾房碾来的。我和三哥、四弟等帮着大妈推那重重的石滚子,大妈拿着把小笤帚,随着碾子的滚动,朝里面扫着碾碎了谷粒。可好玩了!眼看着我们昨天的成果一层一层地裹在馅子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谷香,我们的心啊,别提多痒痒了!
“大妈,啥时候摇完啊?”几个小伙伴,仰着脖子问。
“快啦!你们几个先出去玩儿会儿!”大妈疼爱地看着我们,继续跟二大妈她们忙活着。
等我们玩儿得满头大汗被招呼进来时,元宵已经出锅了。一碗碗的元宵,雪白雪白的,晶莹透亮。吃起来,味道也是那么的甘美。
正月十五的月亮,是那么的圆。听大人们说过,月亮上的那棵大树下面,是有一个兔子窝的。我曾经花过好几个晚上,瞪大了眼睛,等着那兔子出来。故乡的月,是那样的溜圆,那样的宁静、澄碧、安详。偶尔有一两片流云经过,也只是转眼的一瞬。银色的月光依旧照在大地上,镀银了大树,镀银了院墙,镀银了后山的峰峦,更镀银了给了我快乐童年的飘荡着我儿时梦想的村庄……
蓟县地区有自己的方言土语,很多。其中的一些,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该怎样用文字来描述它。蓟县话称“自己”为“己个儿”,其中“己”要读四音,“个”要读三音。说一个人是刺儿头和难对付时,称作“难做”,其中“做”在这里读“揍”的音。这“打夹之”便是我没有搞懂的。在华北的农村,基本不在外面买鞋穿。家里自己做。先把门板卸下来,涂了浆糊,把各式各样的废布头、做衣服的下脚料,一条条、一块块、一层层地贴上去凉干。这个过程,叫做“打夹之”。“夹之”是用来做鞋底子和鞋帮子的。凉干后揭下来,比着脚的大小剪好鞋样,按照鞋样,在夹之上下料。纳鞋底子,绱上帮子,鞋就做成了。此前还有沤麻、搓麻绳等工序。上中学之前,我穿过的所有的布鞋,都是大妈亲手为我做的。包括我的衣服和那鞋和裤腿连缀在一起的开裆裤。
正是大妈的善良和勤劳能干,赢得了大妈在村里的地位。在我心目中,大妈就是神仙!以后的我接触过的女人中,能有及得上大妈八成的,我已经应该口诵佛号了。
我五岁半就上学了。小学校在小毛庄,离底庄二里地,同属一个生产大队。从上小学起,我和大妈就搬回我们自己家了,因为还要照顾哥哥。在我的记忆里,大妈是从来不睡懒觉的。每天我睁开眼,饭菜早已经做好。我吃了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喝一碗当年的新棒子面粥,就着大妈自己腌制的咸菜疙瘩切成的咸菜丝,便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我从小跟大妈在农村长大,没有上过幼儿园。院里有幼儿园,为了我上还是不上,家里跟大妈商量过。父母担心我上学会跟不上,大妈则说:“你儿子,鬼儿去了!还发愁他跟不上?”父母便没有再坚持。想来,我还算是对得起大妈。上学后,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并且直到我大学毕业,也从未因学习上的事,让父母操过什么心。如今可是时代不同喽!动不动就要开家长会,买这个,买那个,交春游费、观摩费,作业要家长签字,还要报这个班儿,那个班儿,我都替儿子觉着累,真是了不得!
小孩子的眼睛,对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身边总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养蚕来了兴趣。开春的时候,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蚕子壳里,探出了一个个的小虫子,也就是蚂蚁一点儿大。蚕是要吃桑叶的,可是小蚕刚出来的时候,桑树还没有发芽。榆树芽便成了临时的替代品。不出两个月,蚕每蜕一次皮,就长大一些,由黑变白,食量也大了起来。听着它们沙沙的啃桑叶的声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把蚕宝宝捏在手里,放在鼻子上,凉飕飕的,可舒服呢!每到这时,大妈总会站在我身后,眯着她有些老花的眼,慈爱地看着我,就那样看着。我的蚕在所有的小伙伴中,养得是最好的。身体发亮,个头儿大。跟小伙伴比蚕的时候,我总是冠军。后来母亲跟我讲:“那哪是你在养蚕啊!大妈每天夜里都要起来替你喂桑叶。”怪不得!可是大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啊!
部队拉练是常有的事儿。不定哪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紧急集合号突然响起来,父母急忙打好背包,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亮光,匆匆的走了。大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嘴里叨念着:“不怕,不怕!”我便又甜甜的睡去了。
有的时候,夜里大妈在我耳边轻轻的叫我:“二头,快点儿起来!演样板儿戏了!”我便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跟大人们出去看电影了。要知道,那时候,看样板戏可是一件好神圣的事呢!
时间过得真快啊!眨眼间,我已经三年级了,那年我八岁。那天放学回来,见大妈神色不对。问大妈怎么了,大妈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在意。可是,最终,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妈要走啦。”大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哽咽着对我说。
“啊!?为啥啊!?”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不!就不!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泪水从大妈满是皱纹脸上滚落下来,濡湿了她的衣襟。“教导员来找你妈谈过话啦。”
“教导员算个啥东西啊!咱不听他的!”
“不中啊!你爸妈得听啊!”
我又“哇”地哭了,哭得是那样的伤心。
后来听父母讲,教导员、政委都来找他们谈话,说孩子大了还要雇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作风,我只知道,从那时起,我的世界便变得灰蒙蒙的,什么“教导员”、“政委”之类的,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第二天早上见大妈的眼还是肿的。临上学之前,我拉着大妈的手,说:“大妈不走,等我放学回来,啊!”
“哎,大妈等着!”
可是等我再回家来的时候,大妈还是走了。我趴在床上,伤心地哭着,爸爸妈妈也在伤心地垂泪……
后来,我依然没有断了去大妈家里,那儿依然是我的家!大妈也依然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和从前没有两样。
岁月葱茏,日月如梭。我长大了。我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以后参加了工作。上学放假的时候,我还经常回到那个小村庄,去看我的大妈和年迈的奶奶。
大妈还是住在那所房子里,院墙上爬满了倭瓜秧,开了金黄的花,有的结了皮球大的倭瓜。院墙依旧是矮矮的,家乡还是老样子。每次看到大妈和奶奶的身体依然健铄,我的心底便有了无限的欣慰。
工作后,常驻外地,便极少回去探望她老人家了。
一日,接了四弟从蓟县打来的长途,告诉我:大妈走了,子宫癌晚期。
我茫然了,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什么时候的事?”我颤抖着,手有些拿不稳话筒。
“上礼拜。后事已经安排完了。放心吧……”
我已经听不清他后面在说什么了,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大妈,就这样,静静的走了,带着我的快乐的童年的记忆和对世界的梦想,静静的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与悲哀,彷徨与怅惘。
多年以后,我重回蓟县,来看大妈,在她老人家坟前,我摆下水果和点心,跪下我的双膝,为老人家磕了三个头。泪眼朦胧中,我好像又看到了大妈的音容笑貌和她慈祥的脸庞边随风飘动的银发。
大妈的坟上长满了青青的野草,旁边,几棵松树肃穆而立,长年守卫着这位长眠地下的善良的老人。微风袭来,松树婆娑着,象是在垂落着潸潸的眼泪。
如果说,我的身上还存有一些善良的话,那都要感念我的大妈,是她,用无声的语言,向我讲述着人世的沧桑,告诉我什么是爱……
谨以此纪念我的大妈和世间故去的那些勤劳、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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