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是我儿时的保姆，健在的话，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
　　 母亲把我从天津抱到蓟县时，我还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每天在襁褓里哭个不停。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班，把我自己捆在床上。哥哥还小，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每天他们回来时，我已经没有力气哭泣了。
　　部队的大院在当地，名气还是蛮大的。提起大楼，那就是部队医院的住院病房楼，当地没有其他再高的建筑物了。大院的围墙外，有个小村子。
　　“总把孩子自己扔在家里没人管，也不是个办法啊！”父母商量着得找个保姆。
　　经人介绍，一天，母亲抱了我，来到了那个小村子。
　　郭家在底庄是个大户人家。兄弟三个，都已成家立业。家里人丁兴旺。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老大早逝。听说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现在早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了，竟然夺去了大小三口人的生命，留下大妈一人，寡居在家，守着年迈的婆婆。
　　我当然没办法记得当时大妈的模样，应该是很俊俏的，我这样认为。
　　“孩子太小啊！我怕带不了，让孩子在我这儿受屈。”
　　母亲很为难：“您看，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啊！您就帮个忙吧！”
　　“那就先搁我这儿试试？不行，你再抱走。”大妈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的。
　　“好好好！那就先试试看。”母亲紧忙着，把我递了过去。
　　三天过去了。我一直是又哭又闹的。每天，大妈都派了人去通知母亲孩子的情况。到了第四天，母亲觉得不行，就跑到大妈家，要抱我走。正在这个时候，我居然不哭了。
　　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天意啊！”
　　就这样，我在大妈家住下了。
　　大妈家在村子的南头。与郭家的二侄合住一套小院。正房五间，中间的一间堂屋，两家各有一个灶台。大妈和奶奶住在西屋。
　　刚到大妈家不久，七坐八爬的，慢慢的，我的活动范围大了起来。家里的土炕，足够我打滚的。从炕头滚到炕脚，又从炕脚滚到炕头。饿了吃，困了睡，有精神就玩。孩子，总有使不完的精力。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理解了此话不假。
　　我慢慢长大了。到了大妈家不到一年的时候，出了一次不小的事故。
　　冬天了，家家要生火取暖。我刚刚蹒跚学步，二姐带我玩着，大妈在捅火，往炉子里加煤核。旁边放着一锅刚刚烧开的水。我居然一个趔趄栽倒，整个右臂拄进了那锅。这下可是炸了窝！等母亲知道了情况，我已经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了。医生诊断结果为深二度烧伤，烫脱了嫩肉，已经快露出骨头了。大妈的家人在手术室外站成了一排，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只是在抹眼泪。她们知道，她们闯了大祸。母亲是医务工作者，出于职业习惯，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照顾伤员。母亲的脾气不是很好，但那时竟然没有责怪大妈一句话。医生都是父母的同事，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专家级的。也正因为如此，手术非常成功，保住了我的右臂。从后来的结果看，生理功能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只是留了好大的一块疤。
　　从手术室出来的一周时间，我就没有下过怀。大妈她们一直在抱着我，生怕我再有什么闪失。烫伤的苦痛，在我脑子里并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我甚至有好长一段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胳膊为什么跟小伙伴们不一样。
　　在儿时的记忆中，满目的都是绿树、蓝天、白云、金黄色的麦田、一望无际的庄稼地。
　　底庄位于县城东五里，有差不多五十几户人家，世代以农耕为生。村子周围，满是良田，大豆、玉米、麦子、谷子、高梁，收了一茬又一茬。冬季农闲的时候，农人起了猪圈，倒粪、施肥，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在这里，我是不缺玩伴的。二伯家有八个孩子，老叔家两个，男男女女的伙伴，再加上邻居家，足可以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童子军了。 我们玩打仗、藏猫猫、跳房子、砸包，每天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快乐，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郁闷？呵呵，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据说我出生在酉时，大概是跟属鸡的人有缘吧。大妈就属鸡。大妈个子不算矮，小脚。那个年龄的农村女人，多数是要缠足的。从我记事起，印象中，大妈总是穿着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的侧面扣扣儿的衣服，缅裆裤。头发梳到后面，盘成个缵儿。走起路来总是噔噔的。奶奶的装束跟大妈几乎是一样的，只是个子稍矮，人很瘦削，但精神矍铄。按照农村的习惯，老人由几个兄弟们轮流赡养。
　　大妈的对我的目光总是那么的和蔼和慈祥。看我时，总是眯着眼。每次我在外面玩儿回来，都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生怕我身上缺了什么。看得放了心了，才说：“赶紧上炕吃饭。”
　　农家是要糊窗户纸的。家里有四个窗扇，木窗格。不知为什么，孩子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撕东西。我当然也不例外。小手指头，一捅， “噗”的一声，窗纸就捅出了个洞。那声音真是悦耳！手指头再一移动，带着窗纸，走出了一个锥形，还伴着好玩的“嗤嗤”的声音。等大妈在堂屋做好了饭进来，看到了我的杰作，气不打一处来：“哎呀，我的妈！你个臭小子！看我不拿笤帚疙瘩打你屁股！”说着，抄起炕头的笤帚，就朝我伸过来。我赶紧来来回回地躲。她在地上，我在炕上，她追到这头，我跑到那头。一边跑，一边咯咯地乐着。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屁股上象征性地挨了两下，算是个了结。“赶明儿不许撕了啊！好容易糊上的。”后来，好像还是没少了撕。
　　大妈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我能记得起来，叫得上名字的农活，大妈都会做。犁地、上肥、除草、间苗、劈玉米叶子、割麦子、掐谷穗……
　　在农村，干活要记工分。赶上好的年景，过年的时候，村里还要杀猪，抓阄儿分猪肉。肉都是在队部的监督下分好了的，编上号，再做好了阄儿。那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大妈的大名：“郭苗氏！该你抓啦！”大妈手气不错，抓了块五花肉。我跟着大妈，在大妈的胳膊上打着悠悠，连颠带跑地回家去了。“噢——，回家炖肉喽——”一路上便洋溢着快乐的笑声。其实，大妈的原名叫苗桂荣，这是后来听大妈亲口对我说的。当时也没有细细地追究应该是哪个“桂”字，或许是“富贵”的“贵”，也有可能的。大妈本人是不识几个字的，我不能难为他老人家。
　　孩子们总是喜欢家里有喜事，热闹，还有好吃的。大姐、二姐相继出嫁，大哥、二哥又娶了嫂子进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孩提时代，对什么事情都很懵懂，也充满着好奇。
　　“大妈，大姐干啥要出门子啊？”
　　“生小孩儿呗！”大妈似乎觉得不好回答，犹豫了一下，说。
　　“己个儿生不就中啦！”
　　周围的人都哄地笑了起来，前仰后合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也跟着哈哈着，跑到一边，跟小伙伴们玩儿去了。
　　大妈做的饭菜，出奇的香。猪肉炖粉条绝对不是东北人的专利。大妈做的猪肉炖粉条，是用了上好的五花肉，放了宽粉条炖出来的。那粉条也是专门请了走村串户的漏粉的师傅到家里来做的白薯粉。灶堂里烧着秸秆、树叶或者棒子骨（玉米搓了粒儿以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都浸到粉条里。粉条是透明的，油光锃亮，看到了就恨不得一口吃到嘴里。离开蓟县以后，跑了很多地方，豪华筵席、农家菜，也吃过不少，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可口的猪肉炖粉条了。
　　包饺子、擀面条、贴饼子、包粽子、摇元宵……只要是我能想起来的吃食，没有大妈不会做的。我时常出神地在一旁看着大妈那双宽大而灵巧的手掌，脑子里总在琢磨着它为什么那么神奇。大妈做好了元宵馅，切成小方块儿，随手塞一块到我在一旁眼巴巴看得已经流了口水的小嘴里。开始摇元宵了。先用笊篱盛了馅儿，到水里沾一下，倒到盛了粘面了簸箕里。那面是昨天刚跟了大妈在碾房碾来的。我和三哥、四弟等帮着大妈推那重重的石滚子，大妈拿着把小笤帚，随着碾子的滚动，朝里面扫着碾碎了谷粒。可好玩了！眼看着我们昨天的成果一层一层地裹在馅子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谷香，我们的心啊，别提多痒痒了！
　　“大妈，啥时候摇完啊？”几个小伙伴，仰着脖子问。
　　“快啦！你们几个先出去玩儿会儿！”大妈疼爱地看着我们，继续跟二大妈她们忙活着。
　　等我们玩儿得满头大汗被招呼进来时，元宵已经出锅了。一碗碗的元宵，雪白雪白的，晶莹透亮。吃起来，味道也是那么的甘美。
　　正月十五的月亮，是那么的圆。听大人们说过，月亮上的那棵大树下面，是有一个兔子窝的。我曾经花过好几个晚上，瞪大了眼睛，等着那兔子出来。故乡的月，是那样的溜圆，那样的宁静、澄碧、安详。偶尔有一两片流云经过，也只是转眼的一瞬。银色的月光依旧照在大地上，镀银了大树，镀银了院墙，镀银了后山的峰峦，更镀银了给了我快乐童年的飘荡着我儿时梦想的村庄……
　　蓟县地区有自己的方言土语，很多。其中的一些，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该怎样用文字来描述它。蓟县话称“自己”为“己个儿”，其中“己”要读四音，“个”要读三音。说一个人是刺儿头和难对付时，称作“难做”，其中“做”在这里读“揍”的音。这“打夹之”便是我没有搞懂的。在华北的农村，基本不在外面买鞋穿。家里自己做。先把门板卸下来，涂了浆糊，把各式各样的废布头、做衣服的下脚料，一条条、一块块、一层层地贴上去凉干。这个过程，叫做“打夹之”。“夹之”是用来做鞋底子和鞋帮子的。凉干后揭下来，比着脚的大小剪好鞋样，按照鞋样，在夹之上下料。纳鞋底子，绱上帮子，鞋就做成了。此前还有沤麻、搓麻绳等工序。上中学之前，我穿过的所有的布鞋，都是大妈亲手为我做的。包括我的衣服和那鞋和裤腿连缀在一起的开裆裤。
　　正是大妈的善良和勤劳能干，赢得了大妈在村里的地位。在我心目中，大妈就是神仙！以后的我接触过的女人中，能有及得上大妈八成的，我已经应该口诵佛号了。
　　我五岁半就上学了。小学校在小毛庄，离底庄二里地，同属一个生产大队。从上小学起，我和大妈就搬回我们自己家了，因为还要照顾哥哥。在我的记忆里，大妈是从来不睡懒觉的。每天我睁开眼，饭菜早已经做好。我吃了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喝一碗当年的新棒子面粥，就着大妈自己腌制的咸菜疙瘩切成的咸菜丝，便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我从小跟大妈在农村长大，没有上过幼儿园。院里有幼儿园，为了我上还是不上，家里跟大妈商量过。父母担心我上学会跟不上，大妈则说：“你儿子，鬼儿去了！还发愁他跟不上？”父母便没有再坚持。想来，我还算是对得起大妈。上学后，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并且直到我大学毕业，也从未因学习上的事，让父母操过什么心。如今可是时代不同喽！动不动就要开家长会，买这个，买那个，交春游费、观摩费，作业要家长签字，还要报这个班儿，那个班儿，我都替儿子觉着累，真是了不得！
　　小孩子的眼睛，对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身边总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养蚕来了兴趣。开春的时候，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蚕子壳里，探出了一个个的小虫子，也就是蚂蚁一点儿大。蚕是要吃桑叶的，可是小蚕刚出来的时候，桑树还没有发芽。榆树芽便成了临时的替代品。不出两个月，蚕每蜕一次皮，就长大一些，由黑变白，食量也大了起来。听着它们沙沙的啃桑叶的声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把蚕宝宝捏在手里，放在鼻子上，凉飕飕的，可舒服呢！每到这时，大妈总会站在我身后，眯着她有些老花的眼，慈爱地看着我，就那样看着。我的蚕在所有的小伙伴中，养得是最好的。身体发亮，个头儿大。跟小伙伴比蚕的时候，我总是冠军。后来母亲跟我讲：“那哪是你在养蚕啊！大妈每天夜里都要起来替你喂桑叶。”怪不得！可是大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啊！
　　部队拉练是常有的事儿。不定哪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紧急集合号突然响起来，父母急忙打好背包，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亮光，匆匆的走了。大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嘴里叨念着：“不怕，不怕！”我便又甜甜的睡去了。
　　有的时候，夜里大妈在我耳边轻轻的叫我：“二头，快点儿起来！演样板儿戏了！”我便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跟大人们出去看电影了。要知道，那时候，看样板戏可是一件好神圣的事呢！
　　时间过得真快啊！眨眼间，我已经三年级了，那年我八岁。那天放学回来，见大妈神色不对。问大妈怎么了，大妈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在意。可是，最终，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妈要走啦。”大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哽咽着对我说。
　　“啊！？为啥啊！？”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不！就不！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泪水从大妈满是皱纹脸上滚落下来，濡湿了她的衣襟。“教导员来找你妈谈过话啦。”
　　“教导员算个啥东西啊！咱不听他的！”
　　“不中啊！你爸妈得听啊！”
　　我又“哇”地哭了，哭得是那样的伤心。
　　后来听父母讲，教导员、政委都来找他们谈话，说孩子大了还要雇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作风，我只知道，从那时起，我的世界便变得灰蒙蒙的，什么“教导员”、“政委”之类的，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第二天早上见大妈的眼还是肿的。临上学之前，我拉着大妈的手，说：“大妈不走，等我放学回来，啊！”
　　“哎，大妈等着！”
　　可是等我再回家来的时候，大妈还是走了。我趴在床上，伤心地哭着，爸爸妈妈也在伤心地垂泪……
　　后来，我依然没有断了去大妈家里，那儿依然是我的家！大妈也依然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和从前没有两样。
　　岁月葱茏，日月如梭。我长大了。我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以后参加了工作。上学放假的时候，我还经常回到那个小村庄，去看我的大妈和年迈的奶奶。
　　大妈还是住在那所房子里，院墙上爬满了倭瓜秧，开了金黄的花，有的结了皮球大的倭瓜。院墙依旧是矮矮的，家乡还是老样子。每次看到大妈和奶奶的身体依然健铄，我的心底便有了无限的欣慰。
　　工作后，常驻外地，便极少回去探望她老人家了。
　　一日，接了四弟从蓟县打来的长途，告诉我：大妈走了，子宫癌晚期。
　　我茫然了，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什么时候的事？”我颤抖着，手有些拿不稳话筒。
　　“上礼拜。后事已经安排完了。放心吧……”
　　我已经听不清他后面在说什么了，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大妈，就这样，静静的走了，带着我的快乐的童年的记忆和对世界的梦想，静静的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与悲哀，彷徨与怅惘。
　　多年以后，我重回蓟县，来看大妈，在她老人家坟前，我摆下水果和点心，跪下我的双膝，为老人家磕了三个头。泪眼朦胧中，我好像又看到了大妈的音容笑貌和她慈祥的脸庞边随风飘动的银发。
　　大妈的坟上长满了青青的野草，旁边，几棵松树肃穆而立，长年守卫着这位长眠地下的善良的老人。微风袭来，松树婆娑着，象是在垂落着潸潸的眼泪。
　　如果说，我的身上还存有一些善良的话，那都要感念我的大妈，是她，用无声的语言，向我讲述着人世的沧桑，告诉我什么是爱……
　　谨以此纪念我的大妈和世间故去的那些勤劳、善良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