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3年，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记》和散文集《流言》。1955年留美定居。1995年9月8日于洛杉矶家中去世，终年75岁。
　　
　　
　　 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
　　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
　　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
　　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
　　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
　　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
　　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
　　也在这里吗？”
　　
　　
　　
　　谈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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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称阴险刻薄的女人为“猫”。新近看到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猫》，
　　内容并非是完全未经人道的，但是与女人有关的隽语散见各处，搜集起来颇不容易，不
　　像这里集其大成。摘译一部分，读者看过之后总有几句话说，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觉
　　得痛快，也有自命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论”，或是说“过激了一点”，或是说“对
　　是对的，只适用于少数的女人，不过无论如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总之，我
　　从来没见过在这题目上无话可说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外此例。我们先看了原文再讨论
　　吧。
　　 《猫》的作者无名氏在序文里预先郑重声明：“这里的话，并非说的是你，亲爱的
　　读者——假使你是个男子，也并非说的是你的妻子、婶妹、女儿、祖母或岳母。”
　　 他再三辩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吃了女人的亏借以出气，但是他后来又承认是
　　有点出气的作用，因为：“一个刚和太太吵过嘴的男子，上床之前读这本书，可以得到
　　安慰。”
　　 他道：“女人物质方面的构造实在太合理化了，精神方面未免稍差，那也是意想中
　　的事，不能苛求。”
　　 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现看，
　　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
　　 女人与狗唯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
　　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算到头来，每一个男子的钱总是花在某一个女人身上。
　　 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间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那邮差遥遥掷一个
　　飞吻都不行！
　　 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
　　来。
　　 一般的说来，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的生活那么需要多种的兴奋剂，所以如果一个男
　　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原恕。
　　 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男子喜欢爱女人，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
　　 如果你答应帮一个女人的忙，随便什么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经帮了她一
　　个忙了，她就不忙着帮体的忙了。所以你应当时时刻刻答应帮不同的女人的忙，那么你
　　多少能够得到一点酬报，一点好处——因为女人的报恩只有一种：预先的报恩。
　　 由男子看来，也许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
　　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
　　 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子前面，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女子夸耀她的退避。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
　　招惹出来的。
　　 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
　　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
　　 唯独男子有开口求婚的权利——只要这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够成为公平
　　交易；女人动不动便抬出来说当初她“允许了他的要求”，因而在争吵中占优势。为了
　　这缘故，女人坚持应由男子求婚。
　　 多数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婚姻仿佛不够“不对”的。
　　 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抵抗外界的诱惑—
　　—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
　　 若是女人信口编了故事之后就可以抽版税，所有的女人全都发财了。
　　 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辩论，务必驳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话，当做至理
　　名言。可怜的丈夫……
　　 女人与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与男人那么快。她们有较多的瞒人的事。
　　 女人们真是幸运——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
　　 女人品评男子，仅仅以他对她的待遇为依归，女人会说：“我不相信那人是凶手—
　　—他从来也没有谋杀过我！”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
　　 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
　　可想的！
　　 女人开始经济节约的时候，多少“必要”的花费她可以省掉，委实可惊！
　　 如果一个女人告诉了你一个秘密，千万别转告另一个女人——一定有别的女人告诉
　　过她了。
　　 无论什么事，你打算替一个女人做的，她认为理所当然。无论什么事你替她做的，
　　她并不表示感谢。无论什么小事你志了做，她咒骂你。……家庭不是慈善机关。
　　 多数的女人说话之前从来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
　　 若是她看书从来不看第二遍，因为她“知道里面的情节”了，这样的女人决不会成
　　为一个好妻子。如果她只图新鲜，全然不顾及风格与韵致，那么过了些时，她摸清楚了
　　丈夫的个性，他的弱点与怪僻处，她就嫌他沉闷无味，不复爱他了。
　　 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楼阁——如果它们不存在，那全得怪你！
　　 叫一个女人说“我错了”，比男人说全套的绕口令还要难些。
　　 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说“女人怎样怎样”的话，多半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上不免要打
　　个折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比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论
　　的，因为天下人风俗习惯职业环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总是在户内持家看孩子，传统
　　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种，个人的习性虽不同也有限。因此，笼统地说“女人怎样怎样”，
　　比说“男人怎样怎样”要有把握些。
　　 记得我们学校里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一经涉及男亥问题，大家全都忘了原先
　　的题目是什么，单单集中在这一点上，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空气异常热烈。有一位女
　　士以老新党的口吻佩佩谈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这柔脆的，感情丰富的
　　动物，利用她的情感来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竞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
　　为机会不均等……在男女的论战中，女人永远是来这么一套。当时我忍不住要驳她，倒
　　不是因为我专门喜欢做偏锋文章，实在是听厌了这一切。一九三０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
　　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
　　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
　　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女人这些话我们耳熟能详，男人的话我们也听得太多了，无非骂女子十恶不赦，罄
　　竹难书，惟为民族生存计，不能赶尽杀绝。
　　 两方面各执一词，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女人的确是小性儿，
　　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
　　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聪明的女人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加辩护，可是返本归原，
　　归罪于男子。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
　　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妄妇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
　　抱怨些什么呢？
　　 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
　　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
　　掉的，只消假以时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不负
　　责”也是男子久惯加在女人身上的一个形容词。《猫》的作者说。
　　 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经告诉我一打的理由，为什么我不应当把女人看得太严重。
　　这一直使我烦恼着，因为她们总把自己看得很严重，最恨人家把她们当做甜蜜的，不负
　　责任的小东西。假如像这位教授说的，不应当把她们看得太严重，而她们自己又不抄心
　　做“甜蜜的，不负责任的小东西”，那到底该怎样呢？
　　 她们要人家把她们看得很严重，但是她们做下点严重的错事的时候，她们又希望你
　　说“她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小东西。”
　　 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
　　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
　　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名小说家爱尔德斯·赫胥黎①在《针锋相对》一书中说：“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
　　何等样事。”《针锋相对》里面写一个年轻妻子玛格丽，她是一个讨打的，天生的可怜
　　人。她丈夫本是一个相当驯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负了她，和一个交际花发生了
　　关系。玛格丽终于成为呼天抢地的伤心人了。
　　 ①爱尔德斯·郝胃黎，通译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
　　作家，晚年入籍美国。
　　
　　
　　 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人所能控制，身当其冲者根本不知其所
　　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像目前世界大局，人类逐
　　步进化到竞争剧烈的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
　　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的确是没有法子，但也不能说是不
　　怪人类自己。
　　 有人说，男子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位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这话乍听
　　很像是病急乱投医。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则天是个英主，庸太宗也是个英主，碰上个把
　　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样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难得。若是民主政治
　　呢，大多数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准较男子更低。而且国际间闹是非，本来就有点像老妈
　　子吵架，再换了货真价实的女人，更是不堪设想。
　　 叫女人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
　　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
　　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
　　唯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
　　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所伤元气。女人常
　　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
　　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
　　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面貌体格在优
　　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
　　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社会的症
　　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拣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词，可
　　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
　　民族。
　　 “超人”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
　　发现同类的理想。说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
　　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
　　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
　　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
　　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
　　道怎样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义者有他们的理想，老庄的信徒有他们的理想，国
　　社党员也有他们的理想。似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处——那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男子”期
　　望过深的缘故。
　　 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
　　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
　　可击。反之，对女人没良心的人尽有在他方面认真尽职的。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
　　孔不入。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
　　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分所谓知识份子一样。我也是很
　　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①
　　《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①奥涅尔，通译奥尼乐(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戏剧家，1936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
　　
　　
　　 《大神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第三四遍还使人心
　　酸泪落。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
　　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
　　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
　　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
　　 她说话的口吻粗鄙而热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狗娘养的——
　　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
　　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歪扭地微笑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就
　　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地往前走，继续地死去。”
　　 人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垂死者：“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
　　 为人在世，总得戴个假面具，她替垂死者除下面具来，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
　　要睡觉，非得独自去。”
　　 这里且摘译一段对白：
　　
　　 勃朗 (紧紧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温暖的。
　　 地母 (安慰地，双目直视如同一个偶像)嘘！ 嘘！ (叫他不要做声)睡觉罢。
　　 勃朗 是，母亲。……等我醒的时候……？
　　 地母 太阳又要出来了。
　　 勃朗 出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恐惧)我不要公平的审判。我要爱。
　　 地母 只有爱。
　　 勃朗 谢谢你，母亲。
　　
　　 人死了，地母向自己说：
　　 “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她又说：
　　 “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又是
　　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切的忧伤)可总是，总是，
　　总又是恋爱与怀胎与生产的痛苦——又是春天带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换了痛切的欢欣)，
　　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才是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
　　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
　　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再往下说，要牵人宗教论争的危险的游涡了，和男女论争一样的激烈，但比较无味。
　　还是趁早打住。
　　 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
　　真可爱。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
　　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虽然每每歪曲了原意，造成像《猫》这本书里的太太小姐，
　　也还是可原怒。
　　 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
　　趣。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
　　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
　　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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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
　　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续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
　　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甭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
　　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
　　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绘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
　　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帐悯，像忘却了
　　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
　　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
　　因为“男降亥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
　　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
　　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
　　“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
　　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
　　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
　　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
　　是铁挣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
　　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大
　　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
　　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栅栅，百
　　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
　　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
　　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０年左右，
　　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
　　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
　　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
　　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
　　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
　　银嵌或羊皮袍子。
　　 妨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
　　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
　　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据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
　　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
　　缀晶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初助不发达的
　　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胶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
　　衣杉上的点缀晶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
　　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
　　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
　　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晚“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
　　空楼出福寿籽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
　　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推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
　　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
　　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
　　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
　　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
　　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
　　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
　　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
　　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
　　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
　　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
　　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
　　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
　　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
　　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
　　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
　　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
　　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
　　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
　　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
　　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
　　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
　　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
　　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
　　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
　　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
　　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
　　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
　　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
　　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
　　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
　　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
　　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
　　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
　　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
　　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
　　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
　　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
　　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
　　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
　　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
　　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０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
　　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
　　斥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
　　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
　　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０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
　　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
　　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
　　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
　　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
　　格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
　　 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
　　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
　　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
　　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
　　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
　　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
　　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
　　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
　　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
　　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
　　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
　　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
　　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
　　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于
　　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
　　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
　　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
　　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
　　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
　　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
　　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
　　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
　　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
　　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
　　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
　　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
　　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借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
　　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
　　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
　　《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上加大衣，
　　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
　　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
　　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
　　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
　　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
　　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
　　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
　　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①芦粟，上海话称一种甜玉米秸秆，可像甘蔗那样咬吮。
　　
　　
　　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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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
　　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
　　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
　　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
　　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
　　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
　　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
　　“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
　　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
　　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
　　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探，
　　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佐两三个
　　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
　　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
　　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
　　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
　　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
　　尔基像石挥①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
　　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
　　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投的可写了，那想必是
　　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①石挥(1915-1957)，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
　　
　　
　　 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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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
　　的。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譬如说颜色：夏天房
　　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杉，青绸裤，那翠蓝
　　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
　　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
　　一会。
　　 还有一次，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
　　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
　　派的图画，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
　　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
　　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
　　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
　　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
　　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
　　量蒸发。
　　 牛奶烧烟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崭崭新，
　　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
　　日子久，变了昧，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
　　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
　　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
　　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昧。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
　　不像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
　　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
　　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
　　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
　　(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
　　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
　　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
　　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
　　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
　　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
　　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
　　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人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
　　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
　　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
　　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
　　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站始每天练习钢
　　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
　　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
　　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
　　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
　　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
　　(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
　　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
　　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
　　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
　　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
　　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
　　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
　　中国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于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休息十分
　　钟的时候，母亲和始妨窃窃议论一个红头发的女人：“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穿
　　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
　　灯光黄暗的广厅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女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
　　难道真有大红的么？很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
　　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
　　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
　　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绸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
　　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
　　回来，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
　　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
　　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几年来
　　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他太大教琴养家，他不做
　　什么事。
　　 后来我进了学校，学校里的琴先生时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下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
　　把我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越打我越偷懒，对于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
　　应当练琴的时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她搽的粉
　　不是浮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松松地包着一层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说：
　　“早！”但是我还是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间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想到
　　浴室里去一趟。
　　 因为已经下了几年的工夫，仿佛投资开店，拿不出来了，弃之可惜，所以一直学了
　　下去，然而后来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继续在学校里住读，常常要走过那座音
　　乐馆，许多小房间，许多人叮叮略略弹琴，纷纷的琴宇有摇落、寥落的感觉，仿佛是黎
　　明，下着雨，天永远亮不起来了，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空得人心里难受。弹琴的
　　偶尔踩动下面的踏板，琴宇连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过是大风把雨吹成了烟，风过处，
　　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弹着琴，又像在几十层楼的大厦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
　　 销员所用的后楼梯，灰色水泥楼梯，黑铁栏杆，两旁夹着灰色水泥墙壁，转角处堆
　　着红洋铁桶与冬天的没有气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没遇见一个人；在那阴风惨
　　惨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来离钢琴的苦难渐渐远了，也还听了一些交响乐(大都是留声机上的，因为比较
　　短)，总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
　　的Minuet，尖手尖脚怕碰坏了什么似的——的确那时候的欧洲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连
　　房间家具都用瓷器来做，白地描金，非常细巧的椅子。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
　　派的贝多汉或肖班，却是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
　　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塔摇摆；
　　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自云彩；
　　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如同勃朗宁的诗里所说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间一切都好了。
　　
　　 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这样的
　　原始的感情，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
　　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得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而且那样的
　　隆重的热情，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可是也有它伟大的时候——歌者的
　　金嗓子在高压的音乐下从容上升，各种各样的乐器一个个揣揣慑优了；人在人生的风浪
　　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来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与歌声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
　　来，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支最好的歌”，带有十九
　　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柬腰，而且大家
　　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在黄昏》
　　是一支情歌：
　　
　　 在黄昏，想起我的时候，不要记恨，亲爱的……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绝了男人，为了他的好，也为了她的好。以为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住着，一个人老了。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同时却又抱歉
　　着。这原是温柔可爱的，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
　　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
　　 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例如《萝门湖》，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
　　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大红过一阵：
　　
　　 你走高的路吧，
　　 我定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
　　 在萝门湖美丽，美丽的湖边。
　　
　　 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石楠属植物)，长长地像蓬篱，谈
　　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空气清扬寒冷。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
　　有。
　　 一般的爵士乐，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沉沉，像是起来得太晚了，太阳黄黄的，也不
　　知是什么时候，没有气力，也没有胃口，没头投脑。那显著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
　　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欢的一支歌是《本埠新闻里的姑娘》，在中国不甚流行，
　　大约因为立意新颖了一点，没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蓝天”、“你”：——
　　
　　 因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闻里的姑娘
　　 想那粉红纸张的
　　 本埠新闻里的
　　 年轻美丽的黑头发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
　　的琮争。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了，控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
　　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盹。不是一
　　个人——靠在肩上的爱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发店的吹风。极单纯的沉涵，如果不是非常
　　非常爱着的话，恐怕要嫌烦，因为耗费时间的感觉太分明，使人发急。头上是不知道倦
　　怠的深蓝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长的，以此为永生的一切所激恼
　　了。
　　 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
　　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
　　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风》，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
　　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
　　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比较还是申曲最为老实恳切。申曲里表现“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种特殊的音乐，
　　的确像是慌慌张张，脚不点地，耳际风生。最奇怪的是，表现死亡，也用类似的调子，
　　气氛却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阎王叫人三更
　　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成楞楞急雨样的，平平的，重复又重复，仓皇，嘈
　　杂，仿佛大事临头，旁边的人都很紧张，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那样的小
　　户人家的死，至死也还是有人间味的。
　　 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
　　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
　　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现在好多了。然而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
　　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
　　《蔷薇处处开》，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妙了来的。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
　　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
　　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
　　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谈金色，
　　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
　　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
　　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
　　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
　　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
　　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私语
　　
　　--------------------------------------------------------------------------------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
　　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
　　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
　　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
　　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
　　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
　　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
　　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
　　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
　　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
　　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
　　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
　　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
　　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
　　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
　　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
　　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
　　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
　　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
　　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
　　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
　　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挑
　　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
　　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
　　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核桃时作偏房，”似乎不大
　　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
　　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
　　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
　　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
　　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
　　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
　　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
　　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
　　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
　　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
　　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阿干”，
　　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
　　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
　　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
　　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
　　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
　　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
　　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善成粉，搀人
　　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
　　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
　　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于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
　　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拍屉看看，渐渐疑心张于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
　　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
　　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
　　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我开始认字块，就是忧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
　　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
　　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
　　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
　　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
　　把我推土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
　　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
　　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
　　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
　　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
　　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
　　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
　　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
　　读到“大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
　　背不出书面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中初一我预先
　　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
　　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
　　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
　　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
　　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
　　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
　　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
　　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
　　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札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巳读过多次
　　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挎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
　　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
　　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搪前挂下了中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
　　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
　　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
　　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
　　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
　　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
　　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
　　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
　　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
　　因为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
　　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
　　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
　　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
　　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绘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
　　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婉婶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
　　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
　　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策。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
　　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
　　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
　　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
　　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妨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
　　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于里。(我父亲对“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
　　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
　　心里自然也调张，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
　　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
　　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
　　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
　　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
　　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摸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
　　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
　　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
　　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
　　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
　　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被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
　　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
　　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
　　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
　　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
　　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
　　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
　　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
　　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
　　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
　　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
　　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
　　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
　　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
　　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
　　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
　　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
　　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
　　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
　　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
　　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
　　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
　　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
　　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借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人睡，
　　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
　　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
　　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
　　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 她打我！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
　　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
　　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
　　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
　　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
　　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
　　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
　　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
　　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
　　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
　　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
　　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
　　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
　　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
　　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
　　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①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
　　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①Beverley Nichols，通译贝弗利·尼科尔期(1899- )，英国作家。著有小说
　　《序曲》、《自我》、《无情的时刻》，自传《二十五周岁》、《父亲的形象》等。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
　　 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
　　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
　　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
　　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
　　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
　　龟》①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
　　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
　　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① 《九尾鱼》是近代作家张春帆(漱六山房)所著的狎邪小说。
　　
　　 花园里养着吸狐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
　　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
　　邀遏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
　　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
　　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
　　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
　　锈涩的门闻，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
　　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
　　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
　　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
　　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
　　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
　　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
　　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
　　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
　　着绘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
　　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
　　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
　　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
　　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
　　“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
　　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
　　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
　　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
　　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
　　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定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
　　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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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
　　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
　　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
　　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
　　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
　　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
　　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
　　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
　　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
　　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
　　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
　　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
　　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
　　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
　　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妨姑记得是如此。还有
　　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
　　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
　　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
　　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
　　“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
　　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
　　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
　　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
　　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
　　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
　　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
　　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
　　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
　　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
　　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
　　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
　　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
　　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
　　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
　　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
　　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
　　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
　　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
　　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
　　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
　　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
　　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
　　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
　　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
　　“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
　　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嫌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图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
　　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
　　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
　　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
　　而最近，一个卖莱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
　　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
　　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
　　罩衫下微徽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
　　这志愿。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
　　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
　　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
　　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
　　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
　　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
　　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
　　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
　　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
　　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
　　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
　　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
　　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
　　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
　　昧。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欧：“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
　　《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
　　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
　　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
　　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
　　东西，就可借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
　　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
　　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
　　赏鉴：棕搁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
　　上结了一层绿膜。配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应当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
　　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檄揽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
　　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
　　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
　　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
　　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
　　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 Gogh①
　　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
　　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①Van Gogh，通译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
　　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
　　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
　　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
　　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
　　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
　　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
　　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
　　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
　　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
　　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
　　“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梁，还感到一种难
　　堪的张悯。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级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银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
　　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
　　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
　　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
　　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
　　子，明朗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