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与桥牌，是分别发源于东方与西方的两种古老的游戏。说古老，围棋要比桥牌古老得多。围棋发源于我国，近些年，这个事情居然也成了疑问。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人们认为，围棋发源于日本。究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国力有限，再加上疏于宣传。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结果让日本人占了先。围棋的英文名称 “go chess”也是日本人给起的，我们中国人绝不会这么叫。
　　 围棋从黄帝那时候好像就有了，据说是受了河图的启发。或许是由于历史的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很难讲得很清楚。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围棋发源于我国，已经至少有了3000年的历史。
　　 先说棋具与牌具
　　 围棋的棋盘是方的，棋子是圆的。按照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天圆地方。天的四个角由四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棋盘横纵各19路， 361个交叉点。中间的一个点十分特殊，棋盘上，唯有这个点不对称，称作天元。除天元外，整个棋盘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个角各90个点，象征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有90天。还有人认为四条边上的72个点，象征着一年的72候。我们使用的农历，一年有360天。棋子分黑白，象征白天与黑夜。棋具，就是天文历法的象征。
　　 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来源于细心的观察。
　　 我们的先民发现：季节总是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总是按顺序来去，规律极为明显。出于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以及祭祀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先人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们观察日出日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地上立一根木杆，长时期对木杆的影子进行记录和测量，他们发现：那影子总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移动变化，影子最长的那天，天气接近最冷，称作冬至。影子最短的那天，天气最热，太阳位置最高，称作夏至。中间总有那么两天，白天黑夜均分，称作春分和秋分。这样，24节气就产生了。每个节气15天多一点。
　　 一年当中，季节的变化是一个定值。因此，农历的一年与自然界的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地球年就产生了差别。古人就想了个办法，叫做“置闰”。我国的农历是太阴历，是以月亮的一个周期性变化叫做一个月。月就是月亮。月球绕地球一周是29天多一点，不到30天。事实上，农历与公元纪年的差别，就是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12等分的时间上的差别。公历年与农历月之间不是成整数倍的关系，所以有了闰月、闰年的说法。事实上，公元纪年也不是那么准确地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合拍。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是365天多6个小时多一点，所以每4年就多出来一天。即便这样，还有问题。每4年修正了这个大的误差以后，还有小的误差。
　　 扑克是Poker的音译。一共54张，除去两张怪牌以外，共52张。四种花色分别代表了一年的四个季节，而红黑两色代表了白天与黑夜。一年有52个星期。每一种花色有13张。从1加到13等于91 ，代表每个季节有91天，一年有364天。平年的时候，加上一个小王，闰年再加上大王。西方人没有24节气的概念。
　　 本来，这两种东西都是用作历法演算的工具的，后来变成了娱乐工具。 形式不同，但在历法上，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棋与牌的工具上，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端倪。
　　 西方人一开始便把感性得来的东西，用确定的理性化的数字固化在纸牌上，通过出牌时间、顺序的不同来得到不同的结果，推演事物的发展，预知未来。而东方人则是把对自然的观察直接展示（或言微缩）在自己的面前，通过感性的、直观的表象来说明事物的发展。与桥牌不同的是，在通过计算确切地判定棋局形势好坏之前，可以先通过黑白子占地的多少，感性地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而后，以这种定性的结论去指导后续的行动，进一步验证和修正先前的结论，再取得最终的结果。即先定性，后定量，最终又回到定性。定量是定性的手段和过程，定性是定量的目的和结果。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充分意识到双方将要在东北战场一决雌雄，这都是定性分析的结果。林彪指挥塔山战役时，伤亡很大，下级军官诉说这一情况时，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要的是塔山，不是伤亡数字！”作为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不拿下塔山，将意味着整个东北战场的失败，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便是先定性，后定量，最终回归定性的结果。
　　 桥牌则是一开始就定量，最终也是以定量结束。但中间的过程自然也少不得要定性的分析。
　　 朋友从德国回来，给我讲了一个他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他应邀到一位德国朋友的家里做客，亲眼目睹了日耳曼人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厨房的操作台上，竟然放着一架天平！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欢迎，主人特意要为他做一道中国菜。按照菜谱，用天平一样样称好了作料，严格按照顺序下了锅。最后端上餐桌后，朋友只是不绝口地赞扬。他回来对我说了他的真实感觉：“照我自己做的差远了！”
　　 我听了朋友的叙述，开始有些吃惊，但后来一想，心里便释然了。翻开世界哲学史，那上面一连串的出自德国的哲学大师的名字，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思维是理性的，也自始至终地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而且，其中的很多逻辑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方法，也在被我们这些东方人掌握和使用着。
　　 再谈游戏方法。
　　 围棋的对弈者为二人，各自为战，分庭抗礼，你来我往地拼死搏杀。对弈者本人就是战争的主宰者，事件的制造者。自始至终，他决定着棋局上的任何一点变化，从排兵布阵到打援突围、运筹帷幄、肉搏厮杀，无一不是凭由自己指挥，不用一言一词，不用与别人商量，完全凭借个人的智慧手谈。就一局棋而言，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对局者在棋局中，对手里的棋子有着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偌大的棋盘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君王对臣民行无言之教，国即是家，家即是国。手中的棋子，可以用作尖兵、战将，也可以作为疑兵诱敌，可利可弃。宁失数子，毋失一先。
　　在游戏方式上，围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东方人独立思考、各自为战的思维特点。自己决定一切，不与也没有同伴商量，自己当家作主，不存在与同伴合作的问题，因而在思考问题时，不需要那种团队合作精神。对于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码事了。棋子之间不配合、缺乏联系，那后果则是相当严重的。多算多胜，少算少胜，况无算乎。
　　 桥牌则不是这样。桥手的叫牌和打牌必须考虑同伴，综合考虑、分析同伴以及敌方的叫牌和出牌表露出的信息，确定自己的打牌思路，制定作战方案。没有与同伴的默契合作，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对优秀的搭档之间的那种默契，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同伴的叫牌先高后低与先低后高、出牌先大后小与先小后大等等，所表达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同伴本应出的那张牌没有打出来，你便要仔细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什么不便出的原因？如果出了，会有什么结果？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打牌思路？我们以前的对牌情的判断有误？当然，还远不止这些。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了桥手之间默契配合的重要性。
　　 东方人喜欢单打独斗，体育比赛中，单兵较量或小范围合作的项目，我们都有极大的优势，如体操、跳水、武术以及乒乓等小球类。而需要大兵团协同作战的项目，我们就差多了，足球便是一例。
　　 另一方面，国人善于窝里斗。这应当也是独立行为的一种必然结果。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而旁若无人，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能力到了国外，表现为有不少中国人都成了某些领域的佼佼者，且以个人奋斗的方式取得成功者居多。西方人则善于大兵团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例，充分表现了这种作战方式的思维特点。打游击战，绝不是西方人的特长。
　　 围棋与桥牌是有共性的。
　　 其一，牌手和棋手必须有极强的胜负感，随时判断形势，随时而化，不断分析敌情，修正前进的方向。围棋在这一点上又高于桥牌。围棋可以作为一门艺术来学习和研究，从棋形、下棋的气势、礼节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美的感觉和艺术的享受，体会那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二，都需要斗智斗勇，精确计算，离不开心理战。大鼻子也好，黄皮肤也罢，只要是竞争，那么在竞争者之间总要分出个高低胜负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行动之前需要谋划，预先设计打牌路线，考虑采取那种定式，需要在什么地方取得或放弃多大的利益。很多时候，斗智的双方是在打心理战。战局的始终，一直在试探对方的实力。如果双方差距很大，便像《黔之驴》中的驴与老虎，形势会成为一边倒。
　　 其三，以确定胜利为终极目标，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以保护整体利益。不做无谓的牺牲。投入了，就要有产出，不做亏本的买卖。
　　 其四，当局者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记忆力。
　　 游戏的记忆分为永久性记忆和临时性记忆。永久记忆：叫牌规则、叫牌中的约定等。对于围棋就是竞赛规则、定式、棋理等。临时记忆：刚刚打过的牌中，牌张的分布规律和牌况出现的概率等。就围棋而言，棋手则需要在头脑中临时记忆大量的可能发生的图形，并作比较，分析利害得失，最终，从中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变化，决定当前的落子位置。但一旦对方的落子没有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时，他又不得不重新长考了。
　　 二者之间又有差异。
　　 围棋对弈中的局部损失，还有机会在后续的作战过程中，通过一些战略的和战术的手段弥补回来，其途径和手段要多于桥牌。
　　 桥牌由叫牌、打牌和计分三个阶段组成，且后一阶段必须考虑前一阶段的过程，最终计算胜负。
　　 围棋自第一个棋子落在棋盘上作为棋局的开始，棋局的变化就一步一个脚印地展开了。棋局的形势的发展是双方角力、不断地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桥牌的牌局变化多是由发牌决定的。牌一拿到手，打牌的思路便基本确定了，虽偶有出入，但变化不大。甚至有些牌拿到手以后，决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桥牌的得分计算非常复杂。有墩分、局分、奖分、罚分等，不同的花色、局况、加倍等，得分的计算又有差别，记忆与学习都很不方便。围棋的计算胜负就简单得很。
　　 桥牌的牌局靠天赐，棋局则靠个人打拼。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合作的，一句话，只听自己的，或言，跟着感觉走。你有你的千条万律，我有我的一定之规。
　　 我们的足球从国外请了不少的洋人来执教。洋教练的足球水平自然不用我们去评说了，但他们无一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有洋教练来，结果又会怎样。足球的水平，仅靠聘请洋教练、高额的工资，还是不能解决水平上不去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思维方式上动动脑筋，找找路子？
　　 “中国特色”其实已经明确地表露出了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要充分意识到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这包括文化上的、历史上的乃至饮食上的，当然也要包括思维方式上的。
　　 在引进洋东西的时候，比如洋车、洋教练、洋设备、洋体制的时候，我们不妨也洗洗脑，用洋人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洋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