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猫的文化，可谓久之远矣。中国文明在改革、社会在改革,连动物都难逃次劫。猫自古至今是老鼠的天敌，现今除农村外，城市里林立的高楼让老鼠没有了栖息之地，猫的角色一下子又抓老鼠变为阔太太、富小姐们的宠物，品种之繁多、价格之昂贵，令人咋舌!当然里面不乏喜人者，可鄙人对它们是深恶痛绝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从骨子里憎恶的东西，任你再怎么小巧灵活、漂亮怪逗、惹人喜欢、让人怜惜，却都是徒劳的。
　　 城里人养猫者，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寂寞难耐者；(当然，我这里不能去讨论少女、小姐们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作为，毕竟她们有的还是不谙世事、纯洁的)。她们的老公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多钱或强权。权钱有了，个人的欲望就膨胀，谁还肯整天对着自家的黄脸婆子呢!所以，她们就千方百计地找抚慰自己精神生活的对象。现在上街满可以看到这些体态雍容、衣着华丽的妇人们带着自己的宝贝，或抱着、或系着项圈拉着、或穿着马夹架在肩膀上，华丽糊诮的，比她娘还心疼。我甚至怀疑那些猫是不是公猫，不然让她们怎么聊以自慰呢?她们宁肯就这样维持着与丈夫的关系，也不去指破它，因为金钱和权利对于她们的价值实在是太需要了。当然，这些人的本质上是好的，没有劣迹，知道一些究竟的人，全可以理解她们的所作所为。
　　 爱慕虚荣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虚荣是人之劣性，天生、改不过来的！猫的文化，至现在被理解成富贵、悠闲的象征，偏有一些打肿脸充胖子者上街时也抱着或牵上一个，还给取个洋名。有一回和同学上街恰碰见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主人在前走，猫在后面跟着，主人时而回头喊一声：“Dady，快走！”我觉的很纳闷，回头看看身后，并没有什么老人啊。哦！我恍然大悟。我指着猫给同学说：“你听，人家叫爸爸，快走啊！”惹的同学们捧腹大笑。Dady是洋名，依英语的发音和意义有爸爸之意，依我们中国人惯性思维，那岂不成了“爸爸，快走啊！”。这种人本意是为了摆阔，装扮前卫、时尚，却欲盖弥彰。
　　 这种情形还是轻的，更有甚者，我们还可以在大街上碰上如此的情形，男人也带着宠物，这就让人有点费心思了，娘们儿抱一只猫显示她们的软弱和妩媚，在男人们的目光中寻找那种久违的感觉。可你一人大男人家牵一只猫上街，让人觉得就是一个软蛋。那肯定不是你的爱好吧！一个大男人家的爱好，如果转天牵着一只动物上街，让人感觉我们的社会达到共产了吧！要么就是快要亡国，因为他们无望了！
　　重读李老的文章，现在知道李老原来如此憎恶猫。那只讨厌的波斯猫竟跳上书桌与李老为敌，试想，主人在餐桌就餐，它竟跳上去拉洒，那就大煞风景了，如果还有客人的话，主人不七窍流血才怪呢
　　 当然，由猫引发的社会现象就不胜枚举了！我这里只简单举一例来看一种现象。
　　某小组牵着一只猫去吃饭，吃到尽兴处，把自己的宝贝抱上桌共进午餐。没过几天，却收到法院的一张传票，原告要求此小姐赔偿他精神损失费十二万多。赔肯定是少不了的，就看多少。法院不可能让此人白这么折腾的，而且还可以昭示一下民众，增强个人的法律意识，保护自己的人权。现在的社会，幸于“浮夸风”早己过去，不然中国的动物就惨了！
　　 我是憎恨猫的，可这里我不仅为此猫叫冤了，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创新，人权的自由发展，至今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到现在俞演俞烈。我国的宪法或刑法好象没有规定精神损失费的具体情况。我不理解这只猫究竟把这个人的精神伤害到何种地步了，竟狮子大张口，一张口就是十二万，或许，精神是不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可是如此情形下，我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损失费就比他爸妈的命还要值钱了。假设这里仅仅是假设，他爸妈均被车撞死了，（死因假设也全是司机的错），肯定打官司时，他要的人命价，每个人还摊不住他的精神损失费呢！“有良心者”还要个七八百万自己花，没头脑者要个火葬费，“赶快把这老不死的葬了省得麻烦！”
　　 现在的人，肥皂刷、电影或报刊上社会尖锐问题看多了，动不动就索赔精神损失费，我就不明白当别人搂着你的老婆床上叫唤时，你为何不去向他们索要精神损失费却在几只猫身上张罗文章，难道那时刻你们的精神就没有受到伤害，抑或你的观点是“妻子快乐我快乐”哉！
　　 而且一些人就爱钻空子，动不动就跑到大酒店守株待兔。连公安部门都给动物们办理户口手续。我不说这是多么糟的事情，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凭一机关或一部门所能解决的！或许有毒手段之人，全体枪决，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可叹的是动物不会人语啊！
　　 二
　　 动物的命有贵贱之分，人当然也不例外了。虽说现在的社会更文明、更进步、更自由、更平等了，可这些所谓的文明、进步、自由、平等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相对而言，有局限性的。人在现在的社会还有着上下、贵贱之分的。只是我们给换了个好听的词语罢了，毕竟有中国“特色”吗！譬如:领导阶级就是贵族、上等人、剥削阶级，农民阶级就是贫民、下等人、被剥削阶级。这是个不争的现实，只是没人敢说出来罢了!
　　 我们不能羞于谈我们的短处，自我检审和自我批评是提高我们自身的最好方法。我们的社会是存在着黑暗的一面，这里我不是说当局的错误，而是地方阶层的黑暗，尤其是诸如大西北及偏远落后之地。一个大官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他的上司就要极力去庇护，因为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如社会安定等。这是当官的一贯伎俩。可是一旦小官们犯错，活该你往枪口上撞，就地正法，以平民怨、以显威严。中国腐败现象缘何如此严重，盖在于此。为何不平等待之?
　　 说到此，我想起了一件我所目睹的事。由于同学的关系我坐上我们县委的车去学校。车上共五人，一县委的什么主任，一司机， 一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同学和我。我觉得好笑的是，主任宁肯自己挤在车的后面也要让大官的儿子坐在前面，我记的(这似乎是中国官崽的传统)中国的官场上每一次活动大官都走在前面，难道连坐车也不例外。而且主任和司机不时地耍尽拍屁之本能，滑稽之相让人恶心。小小一副书记的儿子都让人如此尊抬，别的呢?当车驶过我们县公路收费站时，我正等着看司机掏钱，却没想到司机说:“这是县委的车!”。收费站就放行了。我惊奇地把目光投向同学。同学下来才说这跟本没有什么，还说上次他坐了县委车行驶了三百多公里路连一分钱都没掏。
　　 我能说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就能例外？我们所提倡和大力实行的平等难道就体现在这上面?当管的没有想着为农民办件实事，只想着这样顺着梯子往上爬。勾心斗角，极尽政治之手腕，可悲，可叹!还人民的公仆，是否也太有中国“特色”了!
　　 上次和我们县委的一位老领导聊天，他说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大院里的黑暗，他也是当兵出身的，还给我讲了部队里的黑暗。我没有体验过，但我想象的出，就凭我所处的环境和生活圈子。庆幸的是还有那么几个不苟且偷生者。他说我们县委里面有一外县的人任副书记，看不惯县委里面的黑暗，就辞职告退。县委方面苦苦挽留，还许诺了许多诱人的条件，可就是留不住，最后只好保留他的副县级，待他想通了再说。可偌大一个中国，如此之人，存着几希?一个县的最高权利机构尚且如此，别的呢！一个乡长就是盘剥一方的土皇帝，一个村长就是鱼肉乡邻的侩子手，我们每年都有那么多的腐败人群赤裸裸地跳出来，我可以推而广之，黑暗和腐败在我们所处的制度下是普遍的。这是一种体制下的产物，这是一种社会风气。“腐败”大概也是有中国“特色”了吧！
　　 就连一个小小的报社、杂志社里一些热血青年批判现实、揭露真相的文稿审了再审，最终还得扣发。一些作者的文章，情节或文字稍微露骨的地方都要删了再删。我就不明白，我们所提倡的平等、自由叫狼吃了！那些在太阳伞庇护下所谓的猫等动物们是应该反省一下了！
　　 刚出中学校园的学子们，抱着满腔的热诚去深造报效祖国，因为小学教育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早就植根发芽。可上了大学，见的多了，看的多了，经历的多了，慢慢地也就被同化了。因为他们也要生活，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适应这个现实。他们的棱角慢慢地被磨平了，他们的处世也就世故起来。他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假如，我们的这些前辈都死光，那样情形可就是天地之异。死光？可能吗！所以这样的现实会一直持续。老百姓，谁叫咱是老百姓啊！
　　 每次一回家，我的心就像掉进了无底洞，没有一丝希望的亮光。看到父老乡亲们的生活，我就感到自己正受这无可言说的痛苦煎熬。庆幸我自己已跳出这穷山沟，可是，我经常反问自己，我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我没有什么可抵抗的办法，唯一有的就是手中这支笔来为我的生活填充光芒和希望！前几天，四叔来电话说他打工的老板跑了，一年快下来就这样什么都没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凭我个人的力量奈何得了谁？只能让我的思想更加痛苦、更加压抑。带工老板为什么会跑了？国家的许多机关都是干什么的！打报告头头是道，办起事来一个比一个差劲。爬梯子一个比一个出色，为人民办事却缩头乌龟。农民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你稍微解决一下困难就感恩戴德，比娘还亲！可偏偏若大一个中国如此父母官，又存着几希！
　　 我不是所谓的乡愿，因此我不敢苟同别人对这种不公和黑暗的漠视，我不明白缘何鲁迅和周作人的命运差异如此之大。难道就凭鲁迅反抗当时的恐怖和黑暗就被大众所认可，什么文学家、作家、民主战士等头衔一大箩筐都装不下。那么，周作人的文学价值难道一点就没有吗？难道文学领域也分贵贱！我们不是提倡平等吗？人权平等、文学平等，那么早就该为周作人之流的平冤了！
　　官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农民的困苦……其究竟在哪儿？是我们每个热血青年都应该深深思索的对象。
　　 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创新体现到哪儿了？缘何我们生活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深深地思考着，可是我找不到我要的答案，但是我会，我会解放我的思想之痛！因为余杰说过：“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三
　　 北大吟长告诉我，现实与他的想象距离太远。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人。相当年北大是何等的雄壮，从蔡元培当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时出现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蒋梦麟、殷海光、姚从吾等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大师。当年北大是学术的前沿、是言论的前沿、是思想的前沿、是自由的前言。百花争艳，包罗万象。各种各样的怪才都有，一出北大门，没过几年就是影响社会的大师级人物。可现在，曾经中国的先锋组织百鸟齐鸣的现象不见了！北大精神慢慢凋零了，北大人文出现了严重危机。至今，北大没有出现一个影响文学界之一人。缘何？难道是我们的社会真的进步了！是否只有在黑暗暴动和抗战恐怖时才能出现重量级人物？同样，台湾在白色恐怖下也三个大师级人物，柏杨、李敖、龙应台。他们的思想全是揭露黑暗的代表（这可能和我前一个论点相勃，但我这里主要讨论一种文化现象，就事论事的）。可现在我再没有听说过让人振奋的消息了！
　　 难道大师级人物只是特定条件下产物？决不是！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制度的结果、是教育制度的弊端。应试教育把几辈人害苦了，但现在素质教育的倡行还停留在表面，尤其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制度的状况，一个国家的兴衰。有可能我们还是兴吧！如果现在再出现众多诸如白色恐怖下的大师级人物，那么，就恐怕不再是兴而是衰了！没有这种现象固然很好，可对于文学界就不一定是好的现象了！
　　 原先的大师级人物，功成名就了，整天在不痒处搔着。我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不存在了，社会也就不需要他们。所以，他们只好写一点所谓的自传、处世哲学等来聊以自慰。如果有后生小辈捻他们的胡须，动不动就摆高架子。前几天翻了某先生《我的人生哲学》。咋听上去俨然一副哲学大师的嘴脸，挺有哲学味和指导人生价值味的。可一读，什么狗屁哲学，那到不如取名抒情体散文更好！
　　 现在的作者大都是在我们进步社会的畸形产物，偶尔也有那么几个却总是昙花一现就不见了。文学本来就提倡自然，提倡灵性，提倡真实，根本容不得你装模做 样，可现在的人们偏偏丧失了文人秉性，只是为了取于读者和挣取稿费以及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谁最能赢得读者的共鸣谁就越受欢迎，就象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头不着天，眼不着脚也站在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姑且那样罢了！
　　 为了钱财功名宁可修改自己的人格，不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们的思想非常敏锐，观点非常新颖，知识可谓之多，但他们的人格却在畸化，精神就凸显苍白了。这不怪他们，他们也要生活，就要适应这种现实，理所当然，就要被现实同化。我到是欣赏余杰的不为现实所迫，当然，他也是做作的，明明知道抨击当今之大师是一种自我炒作，可他还是管束不了自己成名的欲望，就四处在历史的网中寻找有漏洞的地方从容的捕鱼。被大众称做“妓女作家”的九丹也是一个真实得人物，敢于批判现实和揭露黑暗，就是一种了不起，可叹的是当今这样的人太少了。现在的网路小说大部分却是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写的越凄惨、越悲伤，就越能勾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销路自然就越快了，因此有一些充数者，明明他娘还活着但为了引起读者的同情，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孤儿，母亲去世多年，自己又是怎么长大等等，极尽赚钱之本能。我只能佩服他们的本领高。法律上没有种相关的条款规定可道德行为总该有吧！可偏偏他们就没有，看来“德育治国”的提出还是晚了些！
　　 现在的作者与现实严重脱节，文学是一门艺术当然也就有相应的价值，文学价值看是不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的社会是发展了可发展的同时也在倒退。这体现在文学上就是“回归自然”。我们的社会是从古代发展进步至今的，当然这是有相对性的。文学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文学的价值就体现在写真、写实。可现在你随便翻翻书店里的书，看看我们的所谓作家在食饱之余究竟干了些什么！
　　
　　 盖中国社会进步之悲哀，实乃我们每个人的悲哀也，上层人物也应该痛定思痛了！
　　
　　 冰涛
　　 2003/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