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旬，我从一个整天只知扒茅柴、捡松果，并以掏鸟窝、摸螺丝、翻泥鳅和晚间到田埂间下鼠套为乐事的乡村野小子，随父母搬到了城里，成了小伙伴眼里的城里人。
　　
　　 那时的我，对城里人和乡下人实在是没什么分辨得出的，只是觉得他们衣服总是显得新些，还能天天吃到平常在乡下吃不到的“早点”罢了，而我总觉得，秋天里跟几个小伙伴拾些柴草到田野里，用土块垒一个小窑，然后扔几个红薯或者芋头进去烧熟了更来得美味些。只是城里的“早点”天天有，而我们的美味却只能偶尔为之，确也实为当时我常常感叹的重要事情之一。
　　
　　 那年我十岁，四年级刚上了一个学期，现在想起来，以我当时浑沌的脑袋实在不知道那双科都六十几分仍排班上前列的成绩是怎么混来的。虽然我常觉得还对得起一日三餐，但我在村小当老师的伯父说以那样的成绩转学到县城读书，实在是费了相当的周折的。我不知道周折是什么东西，但我估计与我四岁时走二个多小时山路的事情比起来，可能也差不多，只是很费力就是了。
　　
　　 进了县城关一小，遭遇的第一次小测验并没出什么意外，成绩理所当然的依旧双科六十几分。原本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妥，但那教室里比我们村小多出的那块成绩板，却总刺伤我的眼睛。兴许是排贯了前排吧，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鸟窝可掏什么的，只想着别让同桌的女班长同学憋着嘴看我，第二次小测验的时候，居然也混了个双科九十几的分数。直到现在，我仍搞不懂是怎么混来那进步最快奖的。
　　
　　 从那以后，便也不觉得城里的孩子有啥了不起的了。虽然刚开始觉着自己的一身褪色而有补丁的衣着，与厂矿和单位里出身的同学一身光鲜亮丽相比实在格格不入，但时间一久，便渐渐忘得一干二净，居然也混了三两个死党出来，虽然都是县城附近村里的小子，但也总算站稳了脚，不至于闷出病来。
　　
　　 我们的班主任姓赵，是个整天笑着的胖胖的老太太，她的笑很迷人可亲，我总觉得像庙里的弥勒佛，我成绩还不错，也算得上她的几个得意门生之一。五月的某个星期一，她以更加迷人的笑容通知大家这个周五去春游的消息。春游，这事我在乡下村小是从来没经历过的，顿觉无比新奇，以至于当天回家就兴奋地告诉了我的母亲，然后把我最心爱而且只有一个补丁的蓝网鞋刷得干干净净。往后的几天我都显得兴奋而期盼，这种期盼用母亲的话说，我是夜里睡觉都笑出声来的。
　　
　　 转眼到了周四，因穿的鞋实在很脏而又无鞋可换，便只好满怀可惜地穿上那双蓝网鞋去了学校。下午放学前，班主任赵老师留大家开班会，说一些第二天出游时的注意事项，和集中上车的时间和地点。我专心地听着，然后开始盘算回家后准备些什么吃的。这时，赵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顿了顿语气，然后一字一句的说：“明天是大家出游的日子，都穿整洁一些。别像姚承毅同学穿的鞋子一样，那么大个补丁，现眼。”
　　
　　 整个教室的眼睛刷的集中在我身上，然后“哄”地一声全笑开了。我也笑着，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胀得我的脸再也变不出别的表情来。
　　放学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觉得是天黑了才到的家。母亲已经煮好了饭菜等着我了，她见我回来，便说：“你看你，弟弟早就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快去洗手来吃饭，都凉了。”
　　
　　 我讷讷地说：“我去看了看明天带什么吃的。”
　　
　　 母亲笑了：“你担心什么呀？我都帮你准备好了，还专门帮你买了两块蛋糕呢。来，来，快来吃饭。”
　　
　　 那个晚上，我一夜都恍恍忽忽的，梦见有人笑我弟弟身上的补丁，我跟人打了一架。
　　
　　 第二天起来，我照常洗漱完毕，吃过早点提上母亲给我备好的东西，带着弟弟去了学校。临出门前，妈妈笑着对我说：“今天去春游玩开心点，注意安全。”我笑着“嗯”了一声。
　　
　　 快到学校的时候，我从袋子里拿出一块蛋糕给弟弟：“你拿去吃。”
　　弟弟咽了口口水：“我不要，哥，这是你去春游时的午饭，我吃了，你会饿肚子的。”
　　
　　 我不管那么多，拿纸包起来塞他书包里，他又拿出来，想了一下，然后分下半块给我：“我有这么多够了。”
　　
　　 我送他到了他们的教学楼，然后向操场另一头的集合点走去。在板报墙后，看见同学们都在排队上车，我把袋子藏在冬青下，然后走了过去，赵老师看见我，急急地说：“姚承毅，你快点，都在等你了。”
　　
　　 我说：“老师，我家有点事，我妈让我跟你请个假。我不能跟你们去春游了。”
　　
　　 她听我这么说，显得有些不耐烦：“哦，那你去吧，也不早点来，影响大家出发。”
　　
　　 我看着她转身上车，车门“哧”地关上，开出校门转弯不见了。我觉得整个学校仿佛一下子空得鸟都不会飞来了。我把袋子拿出来，想到教室里去，又怕别人发现我撒谎。一路游荡出了学校，因为怕遇见父母或者他们的熟人，城区里也不敢呆，便向城郊去了。
　　
　　 那一天，我在河边捉螃蟹、林子里掏鸟窝，忽然特别想念起村里的小伙伴们来。直到平常放学的时间，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回家里。
　　到家时，我一脸笑容对母亲说：“妈，我回来了。”
　　
　　 母亲很高兴，问我：“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我故意伸了伸腰：“好累啊。”
　　
　　 那一夜，我一直为没被老师和母亲发现我撒谎而感到庆幸。
　　
　　 从那天开始，我发现了我与别人的差别，言语便少了许多。直至毕业走出校门的那天，我才感觉整个身心都轻松了下来。现在想起来，我的小学生涯，是逃出校门的。
　　
　　 这份心事，直到二十年后的春节，我刚搬进自己新建的新房与家人聊天时，才说起，母亲一听，当时就落下泪来。我安慰她：“妈，你不用难过，如果这事不是已经被我当成了一笔财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想，如果当时我们不是那么穷而她不是那么刺激我，我又怎知道去拼去改变而能住进这几百平米的小院落呢？看看当时的我的那些同学们，有几个在现在就过上我这样的生活的？这么说起来，我倒还是要谢谢那赵老师的。”
　　
　　 世事便是如此，当时的一个坎，无论它有多难过，最终也只不过是我们一生财富中的某一不可或缺的部份罢了。有时恨的，其实也正是我们要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