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本家。他的经历颇为复杂：被日本人抓去当过劳工；当过伪军；家道殷实，但到他年轻时便中落了；他有个傻媳妇，1960年饿死了，有一个儿子，爷儿俩相依度日。他劳动藏奸耍滑，出工不出力，连农具比如锄、锨都比别人小一号。他在生产队属于下等社员，工分比我低得多。但他总是眯缝着小眼嘻嘻哈哈，从不正面回答队长以上干部的任何问题。他很愿跟我在一起干活，我曾怀疑他是让我多干一点而他少干一点，也愿意和我探讨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坟为什么是圆的，而房子是方的”，“人的各处都是圆的，为什么偏要求人‘方正’”等等。那天我俩一起锄玉米，他偷偷溜走去剃头，回来便在大坑边“忽拉忽拉”地洗头。不巧生产队长来了，把他臭骂一顿，扣了他5个工分。队长的骂，绝没有指出他哪里不对了，就是那种祖宗三代的很单纯的骂，连我都觉得十分地难堪。他却一声不吭，习惯地站得笔直。队长骂完走了，他跟我义愤填膺地说了一句至今我也没明白的话：“我才不惯着他呢！”再干活时我们俩似乎都把这事忘了，一边干活一边瞎扯。忽然，他把我叫住，煞有介事地说：“你说这人，为什么叫人，怎么不叫鸡巴？怎么不管鸡巴叫人？”当时，我只是觉得他在犯浑，不屑于去回答的。后来听说他在睡梦中死去了。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叫做“傻三儿”的本村孩子，他母亲给他盛粥问他要稀的要酱（稠）的？他回答说：“要稀的要酱的。”如果我揣测他的意思，应当是不稀不酱，又稀又酱的“中不溜的芸芸众生”。我可以把他视为中庸式的辩证法大师。
　　 我忽然冒出“三种态度”或“三个境界”的感觉，当然不是王国维确定的那种：
　　 第一境界为“因噎废食”或者唐·吉诃德。因噎废食不是一种伟大的实践么？他在实证不噎的途径呀，因为毕竟有人噎死过呀？由经验而先验，都是思想家所为。唐·吉诃德不如因噎废食的那位智者，他受着一种观念支配，一种传统的观念、过了时的观念，是由先验而去经验。但他勇敢地义无反顾地实践着这种观念。他是战士，却不是思想家。但他们在向上帝靠拢——用自己的思想和实践。
　　 第二境界是“杞人忧天”。过去总以为杞人忧天是无聊之致，其实不然。他在地上活着，地有“地陷”之虞，天有陨石雨现象，更有“天塌西北，地陷东南”之说，他之“忧”难道没有道理么？万物都有生、死，天、地就没有么？因而他忧得有理，应当忧，可以忧，忧和思是孪生，而他确实是由先验而先验，进行的是抽象思维和关于终极的思索。因此，他算得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第三境界是阿Q精神。阿Q不是傻瓜，是大智若愚。他不用去“绝圣弃智”，因为什么问题到他那里都不复存在了，包括人文的所谓“终极关怀”。并非问题本身不再存在，而是在他的光环之内黯然失色。生、死，生得好和死得也好的问题当然存在，欲的问题也是存在，但都被阿Q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或淡化了，化作一缕清风，不复“存在”。阿Q也有遗憾，得意时有，失意时也有，活着时有，临死前还有，比如对吴妈的不肯配合，比如圈划得不够圆等等。但这种遗憾是短暂的、相对的，如冰之近于炭火。因此，阿Q的境界比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得伟大而彻底，“什么阑珊？还需要什么灯火？”阿Q一定会瞪大眼睛一脸的茫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点到了“阿是穴”。
　　 以我的体验，那三个层次或境界，可以用“怒”与“言”的关系说清楚：年轻时我易怒且喜言，所谓“敢怒敢言”；有一段时间我“敢怒而不敢言”；到了现在，按说应当返朴归真，老子说的 “复归于婴儿”。但不，我“不怒且喜言”。当然是那种讨嫌的老人的絮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