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姐不知怎么一下子便醒了，醒得懵懂。她影影绰绰觉得窗口一阵阵光明，风声响得邪乎，房顶嘎嘎地响，身底下剧烈地筛动。她坐起，又倒下，她预感到总归要发生什么事，而屋里又最危险，便本能地爬向窗台，在窗棂和玻璃片中，一头栽到屋外。除了轰隆声，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忽然想起孩子们，便又顺着窗口爬了进去，一边喊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一边摸索着。大女儿应了一声，她也摸到了两个儿子，用胳膊一边夹起一个，召呼着女儿，继续溜下窗台，跌跌撞撞地来到院子中央。这时地还在哆嗦，她忽然觉得额头热乎乎地，用手一抹，粘粘的，是血。四处黑沉沉的，没有一点声息。她嘱咐大女儿看好两个弟弟，不要动。然后，向北院那边走去──那里有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和小叔。这时她隐隐听到此伏彼起的“救命啊”和“地震啦”之类。
　　
　　 天渐渐亮了，整个村子也开始清醒过来。然而，她看到的村子、院落、房屋却已面目全非，房盖在地面上趴着，到处是砖头、瓦块、残垣、断壁。她瞥见一个男人用力地搬着焦块，却一丝不挂，她本能地低下头，发现自己也只是穿着一个裤头和短汗衫，大腿和胳膊上划了许多血迹。她急急地跑回家，从歪扭的窗口爬进去拉出一条裤子登上，顺便拽出一些衣服，扔在女儿身边，又向公婆住的老院子跑去。
　　 公公扒出来了，头上和腿上受了伤，光着身子，腰上盖着一件破衬衫。婆母和小叔、小姑呆呆地望着已坍塌的房子，小姑身上套着公公的一件上衣。婆母急切地问她：“孩子们呢？”她说：“没事”。生产队长带着两个人过来了：“里边还有人吗？”婆母答：“没有了。”“还好”，一边说着一边从趴在地上的屋顶向邻院奔去。“地动山摇，化子撂瓢”。婆母小声地重复着。二姐定下神来，嘱咐小叔小姑从院子中清出一块地儿来，她又回到自己住的新院，从炕上把炕席卷起来，领着孩子们回到老院，把炕席铺在地上，和小叔小姑把公公抬到席上。公公不喊疼，也不说话，只是木木地看着他们动作。暂时安顿好后，她对婆母说：“我到隔壁看看。”哪个院子都躺着人，只是死了的都被蒙住了头，而活着的都无一例外地盖着腰。二婶家的媳妇，还抱着早已断了气的男孩。大家见面，只是问一句“挨着人没有？”便都木木然起来，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哭泣。她茫然地转回到新院，隔着倒了的半截的土墙望邻院，邻院的人也那么呆坐着。她忽然觉得额角隐隐疼了起来，摸了摸有一条口子已经结了痂。
　　 天雾蒙蒙的，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她把一家人穿的衣服取出来团成一团，从院子酱缸上的筛子里拿出两个玉米面饼子，又从墙角拽出那块苫麦垛的塑料布，来到老院。然后吩咐着小叔小姑和她一起抽出几根细的檩条，搭上棚子，把公婆和孩子们安顿好，这时大约已经到上午十一点左右的时光了。
　　 在县城上班的娘家弟弟来了，穿戴得那么整齐。“那边怎么样？”“没事。越往这边越重。”她心里“咯登”一下：唐山那里什么样？男人那里怎么样？“妈，我得到唐山看看去。”她向婆母说。“你不会骑车，还是让他老舅和老叔跑一趟吧！”婆母答。“我们去吧，你在家照看着。”弟弟很爽快。
　　 他们走了。二姐忽然抑制不住地打起嗝来，她的老毛病又犯了。
　　
　　 （二）
　　
　　 那女人来了。那是地震头一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天。那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点心、瓶装白酒，带着每个人（除了二姐男人以外）都有的礼品，也带着城里人特有的那种爽朗性格和鲜嫩的肌肤，给这个农家小院以少有的喜庆与欢乐。她说她是二姐男人的同学和工友，来这里看望一下老人，还想体味一下“庄稼人的生活”。男人表现的十分沉稳，沉稳得近似冷漠。
　　 二姐挑剔地打量这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女人，觉得她凹凹凸凸的地方都挺合适，长得并不漂亮，但白晰、细腻，“一白遮百丑”，她想，“城里人都这样”。
　　 像掷片瓦在坑里水面上泛起的一串涟漪，直到夜里才逐渐平静。晚上，二姐对那女人说：“家里窄巴，就一块挤挤吧。你们在外工作的人也不封建。”那女人说：“正想跟嫂子亲热亲热哩。”男人没吱声，听从二姐安排。二姐把那女人安排在热炕头，挨着的便是二姐、大女儿、小儿子、大儿子、二姐的男人。
　　 不知什么时候，二姐突然醒了，她翻过身来，给那女人掩掩被角。恰恰这个时候，小儿子又吵着撒尿，她把灯抻亮，伺候着小儿子撒完尿，又安顿他睡下，却不经意地发现男人没在他的被窝里，回过头来，又见那女人眼闭得紧紧的，被窝却出奇地隆起。她觉得脑袋“嗡”地一声便成了一片空白，迟疑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地将灯抻灭，仰着脸大睁着双眼望着眼前的黑暗。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看见男人的一身白肉佝偻着从她被窝上爬向炕角，她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欠身狠狠地拧了一下男人屁股。那团白肉依然慢吞吞小心翼翼地爬。
　　 二姐再没有睡着。她想了很多，都是对那女人恨，以及由此产生的打她的脸、撕她的下身、骂她“母狗”，她看见那女人赤身裸体地给她跪着求她，说“再也不了”，直到男人也迟疑地跪下，她长吁了一声：“唉，人哪！”然而她一动也没动，只是用被子蒙上头。她真切地觉得自己脸烧得不行，还隐隐有一丝对那女人的恐惧。
　　 天还没亮，男人便轻手轻脚地起来了，那女人随后也起来了。他们悄悄地把自行车搬到院里，小声说些什么，然后是开大门的声音。二姐忽然觉得有些失礼：应当给他们做点吃的，三十多里路呢。
　　
　　 （三）
　　
　　 弟弟和小叔终于回来了，那时天已擦黑。“唐山都平了，到处是死尸。”小叔进院第一句话。二姐默默地注视着弟弟和小叔，心想“这人算是没了”。婆母急切地问：“你姐夫那呢？”弟弟看了看二姐，说：“也平了。”二姐忽然觉得一股气流上撞，一下子便进入喉管，就不能自已地长一声短一声地打起嗝来。一家人都沉默了，只有窝棚那个角落发出叹气和呻吟混合的声音，还有二姐一口接一口地打嗝。弟弟说我得赶回去，二姐说你吃点饭再走吧，把烟给我。弟弟把半包卷烟递在二姐手里，并惊异地看了她一眼，他知道二姐不会吸烟。二姐点着烟，猛吸了一口，竟然不呛不咳，叼着烟便做饭去了。北方夏天都习惯在院子角落搭一盘灶台，叫“冷灶”，为着减少住房的进火。好就好在家家的冷灶大多保留下来。弟弟没等吃饭便走了，一家人只有孩子们饭量没减，大人们都没怎么吃。婆婆一点也没吃，总是在叨咕着什么，二姐隐约听到有自己男人的小名。
　　 “不只是咱一家呢！”她大声说。婆婆吓了一跳，直着眼看着二姐，嘴里重复着二姐这句话，哆哆嗦嗦地缩到窝棚角落去了，黑暗中飘过来一句话：“老天爷叫他们归位呢”和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二姐坐在院子的瓦砾上，一棵接一棵的抽烟。奇怪的是，抽烟的时候便不打嗝了。“明天得去唐山，怎么也得把他找回来，”她想。“兴许和公公一样，受了伤在哪儿躺着呢。总归不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看了看天，天黑沉沉的，看了看周围，除了隐约的乱墙和横七竖八的房梁屋檩外，就是一个个的窝棚，像小坟包似的，她突然产生了夜里置身于乱葬岗的恐惧。一道闪电划过夜空，跟着一声震得人发怵的炸雷。“天塌地陷呢，”她想，“年头儿是怎么了？”然后走到窝棚跟前摸着黑捡些砖石木头压在苫盖窝棚的塑料角上，又挤进窝棚的入口，从里边把塑料布压好，靠在马架上。
　　 雨点先是稀疏地“嘭嘭”砸在窝棚顶上，后来便响成一片了。雷声在头顶上盘旋，不知到什么时候才渐渐地远去。
　　 二姐一睁眼，看见男人站在她面前，默默地看着她。他穿戴整齐，他总是那么整洁，只一只手腕上不知为什么拴着一根细麻绳。他没说话，只是抬起被捆着的那只手，她觉得绳子头在他手心攥着，只是手腕上打的死结。绳子的另一头垂下来，从他腰部伸向身后。想去拽那个在身后的绳头，却看见那一端拴着那个女人的手，那女人也向她扬扬手，也是打着死结。二姐想骂那女人“浪母狗”，那女人却躲到男人身后去了。只见男人用没被拴住的手指着胸口，二姐忽然看见男人的胸口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她使劲拽住绳子想站起来，那绳子不知怎么反捆住了她的手脚，她挣扎，她想用最脏的话骂她，可是……她醒了。
　　 二姐睁开眼，可什么也看不见，嘴里依然叨咕着骂着。她一欠身，头“梆”地一声撞在马架的斜柱子，早晨留下的伤口骤然疼了一下。她摸索烟，烟盒空了，便爬出窝棚。外边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可天还是黑黑的。她打了一个冷颤，摸了摸头上的伤口，有点往外渗血，便在院子里转起来，不知转了多长时间，她已下定决心，今天无论如何要去唐山……
　　
　　 （四）
　　
　　 唐山也并不跟想的那么好，到处是黑煤烟，楼、平房连路都灰溜溜的，浮着一层灰尘。这是男人第一次用自行车带她来唐山，第一次却是来治病。
　　自那女人和男人走后，二姐心里总恍恍惚惚的。她没把那事跟任何人说，她知道老辈子人说过：家有贤妻，男儿在外不作横事。可她也觉得委屈：我给你照着老的，看着小的，在生产队是九分劳动力。对你呢？哪个星期六回来，不是精心精意地伺候？就差弄个木板把你供起来了！就说那事，你想啥时候就啥时候，我就是带着那个的时候你也没放过我呀，你怎么还不管什么腥的臭的都往嘴扒拉呢？怪就怪那浪母狗，母狗不撅屁股，公狗是不敢上的……二姐就是这般思前想后的，没多长时间便得了一下怪病：打嗝。干活时不，一闲下来就一口接一口地打嗝，越想停越停不下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总按胃病治也不见起色。男人说到唐山医院看病。她没理他。婆婆心疼媳妇，她说二姐是她家的“柱脚”，柱脚倒了，房子会坍的，她力主二姐去唐山看病，于是男人便带她来了。
　　 白天，男人带她到医院看病，晚上她就住在男人的宿舍里。晚饭后不久，那女人便拎着水果罐头看二姐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个像自己一样黑瘦的男人——那人的男人，是某中学的教师。二姐先是没理她，后来又觉得人家大老远看自己来，想起“君子人不打上门之客”的古语，便脸红红地搭讪起来，但总觉得心惶惶的，便走出宿舍。那女人也追出来了，从后边很亲热地搂住二姐的双肩，趴在二姐耳边小声地说：“嫂子，明天上午上我家去。”二姐晃了一下肩膀说：“不！”又赶紧说：“家里还不少事呢。”那女人绕到二姐前边，嗫嚅着：“嫂子别生气……”二姐真想指着她的眼睛说“你可真没脸”，但她什么也没说，她觉得害羞，连脸也不敢抬，也没听清她在说什么。“……都过去了，”那女人还期期艾艾地说。男人们出来了，他们向二姐和二姐的男人说着寒暄的话，嘱咐着明天中午到他们家去的话，二姐抬头看了他们一眼，那女人赶紧又看别处，他看到的是那男人黑瘦而又热情的脸。
　　 他们走了，男人同宿舍的人搬出去了，她忽然觉得很不自在。男人关切地看看她，轻轻地说：“今天没怎么打嗝？累了吧，早早躺下吧。”边说边去铺床。她不知怎么哽咽一下，泪水便流下来了。男人双手拍着她的肩，含混地说：“都是我不好……”而她索性抽抽搭搭哭出声来。这一夜，她们过得非常融洽，好像男人从来没有那样的温存，那样热切和认真，二姐也好像从没有过的启盼和满足。她久久没能入睡。她想到男人许多的好处和自己不如男人的点点滴滴，男人没什么错，如果硬说错，那还是那女人，可奇怪的是，她对那女人也不那么强烈地憎恶了，甚至有点后悔：不该在男人屁股上拧那一把，而且手还挺重……
　　 第二天十点多，她们到了那女人家里，她不那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们的热情款待。临走时，她忽然有点性幸灾乐祸地看了那男人一眼，心里说：这个软盖儿的王八！
　　
　　
　　 （五）
　　
　　 这幢三楼的宿舍楼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模样，它像一块大大的压缩饼干被人们不经意地扔在地上。二姐和她带来的一个生产队的六个小伙子已经来了两个多小时了。她们用大锤敲，用撬棍撬，用洋镐刨，用绳子拽，好容易挪动一块预制板，露出一条一米多宽的缝隙，下边是碎砖、混凝土碎片，同时也涌出一股呛人的恶臭，小伙子们被臭气冲得倒退了几步。二姐小心翼翼地下到缝隙里，往上扔着乱砖和杂物。突然，她的手触到一片发了黄的坟帐和蚊帐下边软软的东西，旁边露出趴了架的铁床的床脚。她佝偻着腰尽量退到边角，以免踩着这具尸体，指挥着小伙子们扩大洞口。一具肿胀的尸体渐渐露出来了。小叔凑到跟着，带着哭声喊了一声“哥”，二姐看也没看他，“这不是你哥！”从蚊帐上她便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男人，而是和男人一个宿舍的老马。“你，还有你、你”，她继续指挥着，“把尸体弄出去！”然后，要了条绳子把尸体的双脚拴住，自己跳出来，又跳下这块“压缩饼干”，到前边楼下坐下，看着他们拉出老马的尸体。“把他送到那栋楼底下，盖上”，她又嚷道。“都过来歇会儿，吃点干粮。”
　　 二姐一边嚼着大饼，一边猜度着：这幢楼房前边有一棵杨树，男人的宿舍在三楼从西数第四个窗户，窗户正对着一棵树。现在老马扒出来了，老马与男人对铺，男人在靠窗的东面，大约也就不会很费事了。她忽然想：男人兴许出差了，过去他经常出差。或许，或许他到那女人家去了，弄好了还兴拣条命，果真这样，那女人还算他，也算她们全家的恩人呢。她胡思乱想着，抬眼看了看偏西的太阳，一架直升飞机正在不远的西边低空盘旋，往下扔着什么。这儿太偏了。她想，偏得连个人影也没有，人都哪里去了，死光了？得抓紧时间，不然黑下来就不好办了，来的时候她就听到过枪声。她艰难地站起身，走向那道缝隙，忽然想起来什么，回头说：“你们都得喝点酒！”为了尽量避一避“殃”，生产队长一再嘱咐他们要喝酒。
　　 天快黑的时候，二姐的男人终于扒出来了。他滚到了床底下，趴着，一条被子紧紧地裹着他。他们把尸体弄到楼下，她把被子一点点揭开，奇怪的是，她没有一滴眼泪，仿佛倒有一种踏实感。男人的头肿胀得像牛一样，脸上青紫得发亮，鼻子、嘴唇上沾满土，腹部隆起来。二姐看了看天，然后对几个小伙子说：“你们在跟前挖个坑，给我拿点水来。”她用嘴含着水，一点点吐在男的脸上，然后用被角小心地擦着。小叔挨过来，吸了吸鼻子说：“嫂子，不弄回去？”她头也不抬：“谁带得了？先安顿这儿，过两天再说，反正人都死了，先入土为安吧。”
　　 她把男人的尸体重新用棉被裹起来，把绳子弄断，分三条铺在地上，再把尸体抬到绳子上，头顶扎了一道，紧紧地系个死结；腰上扎一道，打了个死结；脚上扎一道，打了个死结。然后由她抱头，其他人抱腰腿，把尸体放到坑里，她用手填了第一把土……
　　
　　 （六）
　　
　　 等二姐把家里安顿好：简易防震棚搭盖起来了，公公运到外地治疗了，眼前吃穿用的物件扒出来了……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她用生产队的马车，队长又派了两个年轻人赶到埋葬男人的地方，那里只剩下浅浅的土坑。她站立了很久，心里翻来覆去地只有一句话：尸骨无存。然后掬起一捧坑里的土，小心地装在塑料袋里便回家了。她把那带回来的塑料袋没埋到村上的公墓，而是埋在村南不远的自留地边上。埋好后，又踩了踩，看没有什么痕迹便放心地回来了。以后逢年过节的头天晚上，她都要独自一个人到自留地去烧纸。
　　 到十月份，男人厂子来人慰问，并通知她们厂子办震亡人员抚恤手续，在厂门口便碰到那女人。那女人瘦了许多，老了许多，只是对二姐依然那么热情，二姐见到她也由心里高兴，仿佛亲人一样。全凭那女人帮她跑东跑西，手续办好了。她非拉二姐到他家去不可，二姐也实在愿意去，而且在那住了一个晚上。晚上，两人絮絮地，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二姐觉得自己从来没说这么多话。那女人的男人也震亡了，在他的学校里。她还向二姐说她在地震那天晚上作了一个梦：她仿佛站在门前，看着门前马路上络绎不绝的人们往西走，走得挺慢，表情很严肃，奇怪的是，他们手腕上都拴着一根绳子，都打着死结。她说她看得最清楚的便是这绳子和这死结。她恍惚看见了二姐的男人和自己的男人前后走着，到她门口后，只跟她点了点头，就又往西走了，而她自己的男人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过去了，后来，后来就醒了。她说：“当天，我就觉得他们都走了。”二姐忽然想起自己那个奇怪的梦，但她想了想，还是没对那女人说。
　　 二姐男人震亡时，她三十五岁。很多人劝她再成一个家，她只是不理。村里有个单身的小伙子，比她小两岁，过去处得就很好。小伙子人很好，是个很朴实的社员，只是家条件不好耽误了。地震以后，他们来往更多了，这小伙子经常帮她干活，自留地的活几乎让他给包了。二姐也挺疼他，还给他做了一双鞋。二姐的身体也好起来，脸红扑扑的，性情也开朗了许多。后来有一个“大头社员”，拿二姐的小儿子打趣，要他管那小伙子叫爸爸，小儿子回家跟二姐说了。二姐什么也没说，晚上到自留地去坐了很久才回来，从那以后，她的话又少了，也不跟那小伙子来往了。
　　 二姐今年六十七岁，儿子、女儿都结婚了。她坚持自己过，逢年过节的头天夜里，她还是独自一个人到原来的自留地、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承包地坐坐，烧点纸，冥纸燃烧的光亮掩映着她平静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