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些亲朋，以为我算是“识文断字”的，请我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字。我一方面忙着光荣，一方面也像得了“绞肠痧”般地难受。特别是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我的感觉更其难受——因为我知道，那更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的外甥女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也赶着让我起名字。我就有上述感觉，而且还多了一点：觉得她们有拿老头子开涮之嫌，就顺口答道：叫“杨树杈儿”，因其姓杨故也。
　　
　　 按道理这起名字问题实在不可小觑。孔子说：夫名不正则言不顺，信夫！但是，也真得有点水平。最近看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请易中天给他的“粉丝”的孩子起名字，那人姓“井”。应当说这个名字也不太好起。我当时就想：既然是易中天的追随者，就叫“井中天”不就挺好么？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就有“投石惊破水底天”。而且，井中有天，可谓一反一正，最低处也是最高处，最狭处也是最阔处。不过仔细一想，也挺凄惨的，那不就是“坐井观天”嘛！那易教授与咱就是不同，人家出口便是：“井然”，一下子来了一个满堂彩。这事儿你不服就是不行。说来可怜：我给人起名字、改名字，竟无有几个自以为说得过去的。不不，不是现时比那时高明，有意“遮臊儿”，不是的。现实比那时更少了一点胆量。
　　
　　 不过，起名字也还是需要讲究一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正如在任何事上我都有我的一点见解一样。你需稍稍讲究点声调吧？比如，姓名两字，最好一平一仄，比如“屈原”就不如“秦桧”好，不不，只是从声调上说；三字的姓名，也应当平仄相间才好。如果姓氏是平声，那最好在名字上出现仄声，而且放在中间似乎更好些。我的一个朋友，叫于泽仁，怎么念都别扭，他就不如龚自珍。我说你干脆叫于则人好了。他只是客气了一句：你玩蛋去吧。真是“夏虫不可喻冰”。名字最后一个字倘若是平声，那最好不是阳平而是阴平。因为阳平的调值决定它最不稳定。比如李白，就不如李广、李渊、李贺。最稳定的是仄声中的去声，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次较为稳定的是平声中的阴平。赵云就不如宋江。这样念起来容易上口、响亮，有如板上钉钉。
　　
　　 名字中的典故最好不要刻意为之。一个名字承载那样沉重的历史人文东西，也不一定有几个人懂，有的还会弄巧成拙。清朝顺治年间，任少詹事的方拱乾给自己儿子取名字就颇为讲究。他制定了一条原则，叫“文头武脚”：玄成、亨咸、膏茂、章钺。据说，顺治帝知道了，开玩笑地说：“呜呼哀哉”的“哀哉”，不也是“文头武脚”么？说来，竟不是好兆：因儿子参加江南会试有作弊之嫌，财产抄没，全家流放宁古塔，成为轰动一时的“丁酉科场案”。我给我的外孙起名字也有类似的毛病。当时他的爷爷说，他们那一辈都有一个“山”字旁。也就是说，那应当是有限定的。 我想，那山字旁的一起就俗，不俗的大家又不见得认得。干脆叫“郜岱宗”吧——也是一个被人用滥了的名字。放学了，小朋友们找他去玩，经常是在楼下喊他的名字。一位邻居听着纳闷了。纳闷也就纳闷罢咧，他不。他要看看楼下小朋友在喊什么。终于明白了，当然更糊涂了。于是忍不住问了我的外孙子：“噢，他们叫的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倒栽葱’？你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从此他也有了“倒栽葱”的绰号。这令我这位外孙子很有一段时间气闷。
　　 干什么事你也不要用错劲、用过劲，起名字用典也一样。弄得不好还“找病”。一位亲戚得了一对双胞胎孙女，让我起名，我思之再三，按《诗经》“之子于归，宜室宜家”，起了“怡（宜）思”、“怡（宜）家（嘉或佳）”。后来有人提醒我：这个典，约定俗成的用在新媳妇进婆家的。好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不会觉察到，且已经更换了文字。还有一点小资味儿，年轻人都喜欢带那样味道的名字。
　　
　　 稍稍讲究一点，或是有一点寓意，或是有一点寄托，或是有一点希冀，或是什么都不是，只是几个字放在一起“好玩”，我以为是起名字的最佳选择。文化人的笔名都好于他们的名字——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名字与姓氏也有一个人为的对应关系。我的另一个外孙姓卑，我曾开玩笑地同女婿说，你那姓怎么着也给人一种奴颜卑膝的印象。叫“卑挺”。相反相成，“卑”是客观的，而“挺”则是主观的。中国不有个叫“叶挺”的嘛。不过他们不乐意，说不如他们领导给起的“卑亢”。我说，卑也好，亢也好，都不算好词儿，“不卑不亢”才恰到好处。最后还是着了我的道，叫卑盎然。一实一虚，一平一奇——反正可以糊弄他们了。呵呵。
　　 谐音，也是人们起名字追逐的目标。
　　 我最早给人改名字就是我的侄女。我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我给她改成“石健”，名字用了两个字，另一个是“践”，我是倾向后者的。我给我的大女儿起名字叫“石晖”， 有人就窃笑：石灰，还白碱呢！我说，不就是“石灰”么？“粉身碎骨浑不惧，要留清白满人间。”传唱千古呀？不过，还是觉得心虚。最后孩子自己改了名字成为石丰。我以为改得还不错，与二女儿石润连起来，正好一个“丰润”二字，仿佛我们丰润县的土特产似的。
　　
　　 在中国，名字也曾承载过重要的政治态度，因此也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我的长兄给他两个儿子起名：一个叫“东”，一个叫“军”。这也倒罢了，“文革”期间。可是，那两个孙子的名字听着也有点“激情燃烧的岁月”味道：“向前”、“向阳”。我跟这位大孙子说：是你爷爷起的吧？那向前说：是。我说：只你爷爷才可以起出这样的名字。他挺感兴趣地问：为什么？我说：时代特色呀。他当然不知道什么我说的“时代特色”是怎么回事。不过确实有点像“反季节”蔬菜：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却起了文革时期的名字。
　　 我的电脑有两个窗口：我家“老魔”和我。老魔者，老妻也。盖其魔症也。我岳母对其四个女儿有一个颇为经典的称谓：大魔症、二别扭、三疯子、四傻子。现在想想，真是知女莫若母。现在我就叫她“魔”，也受了岳母一点影响。因其年龄之故前缀为“老”。她的窗口，叫“徐志魔”，她姓徐，只差一个字就是大诗人——当然那也只能是终生遗憾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她执着于自己的“魔”，故而叫“志”，而且，那“志”与“老”字，也只差一“点”而已。我给我的窗口起的名字叫“施特劳”，我姓石。再添一字就是世界上伟大的作曲家了。当然那一个字永远也“补”不上去。不过俺也作过几十首曲子，当然如你已经知道了的：没有一首可与《蓝色的多瑙河》相媲美。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用的是那里边的意思：我会在特别可以闲、特别需要闲的时候，给自己特别“繁重”的劳动。是于无意义的劳动中寻找乐趣，换句话说叫“无事忙”——譬如以上这些胡言乱语。于是我们的名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