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吾同树（诗人吾同树自杀身亡的真相）
　　
　　本贴由 赵原 于 2008年8月12日10:42 在〖一刀中文网〗发表 Reply/Hit: 5/78
　　世间已无吾同树
　　
　　——关于诗人吾同树的死
　　
　　赵原
　　
　　 在吾同树自杀身亡后的一周里，我一直处在一种失眠和精神恍惚的状态中。生活中好象处处都有他的影子，抬头举目之间，好象随时都能看到他略显青涩的呲牙嘻笑的样子，看到生活中的他和诗歌中的他，好象随时都会重新出现。“小树倒下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里。
　　 也许是那几天忙于处理他的后事，从没经历过的压力太大了，让我心力交瘁；也许是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清理许多已经发生的，以及搁在我心里需要我作出正面回应和自我解读的事情。例如吾同树自杀身亡的真正原因和诸多存疑；例如在他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我竭尽全力想拉住他的手，为什么还是没能留住他？我做少了什么？他明明已经很顽强地对我的努力做出了回应，准备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新的生活了，为什么又断然放弃？
　　 许多事还没有成为过眼云烟，仿佛闪目可见，我有太多的迷惘、不解、追思、和自责，一直很难面对他的死亡。
　　 处理完吾同树的丧事之后，我开始悄悄调查他的死亡。在八月一日那天晚上，面对罗西、徐晓红、容浩、阿斐、刘大程等朋友，我曾流着泪说：“我不会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想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应当找到他自杀身亡的真实原因和合理解释，对他，对我，对我们，都是必要的。
　　 近几天稍感恢复，偶尔上网浏览一下，发现关于吾同树的自杀身亡，有种种五花八门的解释和说法，甚至在一些他生前的朋友们中间，也有许多猜测和私下里的追问，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把他的死跟他早年的头疼病和他的写作联系起来，并由此推及到诗歌和诗人群体，这是我非常不认同的。
　　 确实，以他一向给人的阳光、开朗、正直、急公好义、轻财重友、“黄金结客心犹热”式的印象，为什么会以一种使人完全不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悴然弃世呢？甚至连他的女朋友（他们原本定于今年国庆节结婚的）也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我相信可能就连他自己，也不能清晰地回答，把他一步一步推向死亡的那几双冥冥之手，到底是什么？
　　 当然，他也不能再回答任何问题了。泉台寒远，仙凡路隔，“恨血千年土中碧”，他留在身后的，除了身前的虚名，还有无尽的嗟叹——在他写于六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的长达数页的遗书中，字里行间，几乎全是对生的无力的颓丧和感叹。
　　
　　1．
　　 八月一日，是吾同树到东莞市莞城区《文化周末》报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之前，他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在经历了两个多月失业的压力和彷徨无计之后，他太需要工作了。诗歌也许可以立名，但绝对不能立身，这一点，我们有同样清晰而毫不含糊的认识。这一天我也在正常上班。我不知道下午会下暴雨，也不知道临近中午的时候，会有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
　　 《文化周末》报的总编汪晟老师是跟我在一些场合下吃过几次饭的交往不多的朋友，但是仅仅是认识，平时极少有联系，以致于在七月二十五日的上午，我打电话给他推荐吾同树进报社做编辑的时候，他似乎对我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了。大概因为我在东莞的非主流媒体和同道人中还有一点小小的虚名吧，虽然《文化周末》报并不需要招聘记者或编辑，汪晟还是很热情地答应和我们见一下。七月二十八日是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样子，吾同树到我上班的地方等我，我们一起去《文化周末》报。
　　 汪晟也是属于那种“惊呼热中肠”式的、极有书生气质的文化人，见到我和吾同树之后，大概聊了半个小时，当即就答应让吾同树尽快上班，并且马上就给他安排了办公桌，言下之意，是希望吾同树进去后能担当起近似于“主笔”这样一个性质的工作。
　　 从《文化周末》报出来后，我陪着吾同树在烈日下朝他回家的方向走。以我对他的“往而不复”的性格的了解，还是有点担心他的心态不够好，没有从失业的压力和颓丧中调整过来。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在媒体里工作应当注意的一些一般性的事情，然后就是不断地给他提气、鼓劲。他显得很高兴，但是又以一种让我略感不悦的妄自菲薄的语气说他上班后的打算，他称自己是“新人”，要向未来的同事“多学习”云云。我当即告诉他要自信一点，谁都不是天生的“熟手”，“你如果老是自以为自己很弱，在团队中就不容易打开局面。”
　　 我们在一座立交桥下分手，临行前，我约好晚上跟他一起吃饭，让他把女朋友也带出来。但是这天晚上我临时有事，完事后又遇上我们共同的朋友黄吉文的岳母失踪了，黄吉文夫妇出去找，我在他家里等。几个小时后，黄吉文的岳母自己回来了，我留在黄吉文家吃饭，我们约好的饭局自然就取消了。但是我后来知道，这天晚上他在另一个地方，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吃饭，直到十点多钟才兴致颇好地回家。
　　 此后的两三天里，我和吾同树简单地通过几个电话，主要是跟他说约汪晟出来一起吃个饭，以示答谢之意。但是因为汪晟事多，约好的饭局两次都推迟了。七月三十日的下午，六点多钟，是吾同树生前跟我通最后一个电话。我站在路边等绿灯的时候，想起来给他电话问一下他上班的情况。他没有跟我说上班的具体情形，而是说起诗人陈傻子在南宁不知做什么，让他有点担心。我说傻子走南闯北，也算老江湖了，不会有什么事的。然后我又说下周还是我来约，请汪晟、何超群等朋友一起出来坐坐。他没有表示异议。
　　 八月一日，上午十点多，我早早离开办公室，到菜市场买了一点菜，准备给我女朋友做饭吃，送她回潮汕过暑假。十一点多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炒菜，吾同树的女朋友小梁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吾同树的手机关机了，是怎么回事？我说是不是手机没电了？小梁说不会，昨天晚上还在充电，然后说他从来都不关机的。我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锅里冒着烟的菜上，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异常。小梁问我知不知道《文化周末》报的办公电话，我说不知道，小梁就匆匆地挂断了。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我正在吃饭，电话再次响了，我刚刚接通，就听见小梁在电话里用一种非常惊恐的、声嘶力竭的尖叫哭喊道：“老赵、老赵，曾桓开自杀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感到脑子里好象在瞬间就充满了血，我急切地追问：“到底怎么了？你说清楚一点…有没有叫救护车？”但是电话里只有一声接一声的绝望的尖叫和哭喊，我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我大声说：“我马上过来，你告诉我你们住的具体地址……”说完后穿上鞋就往外跑，一边在手机里翻到黄吉文的电话，让他立马赶到吾同树家。
　　 我刚刚跑到楼下，就接到汪晟的电话，问我吾同树今天怎么没来上班？我说我也不太清楚，我等一会再打回电话给你……
　　 我和黄吉文差不多是同时赶到吾同树五月二日才搬的新家，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到过他家，只知道大致的方位。我们找了十多分钟才找到，上楼后就看到走廊里站着几个警察和保安。我们顾不得回答警察公事公办的询问，很粗鲁地把他们扒拉开就冲过去……当时的愁惨境况，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潸然有泪。吾同树的女朋友已经完全崩溃了，不停地嘶声尖叫，嚎啕痛哭，以头撞地；吾同树的遗体还挂在楼梯上，变成紫色的脸上布满泪痕，但是神态很安详，穿着一套颜色晦暗的睡衣，一双旧拖鞋……
　　 我和黄吉文见此境况，当时就哭出了声，黄吉文甚至很激愤地冲着警察大吼大叫，因为法医还没有赶到，他们坚持不让我们把死者的遗体放下来。很显然，警察接到报警赶到时，吾同树已经死去多时了，不然他们肯定会首先救人的。后来根据法医的鉴定和他的最后一份遗书推测，他应当是在九点至十点之间，走上不归之路的。
　　 而更使我在事后苦苦追思和流泪的是，吾同树临去之前，居然还把家里的衣服全都洗了挂在晾衣架上，架子没有摇上去，刚好挡住了室外的视野和光线。包括他自己的衣服，他全洗得干干净净。他让自己穿着一套有些脏的睡衣和一双旧拖鞋离开这个世界，以他要强、爱体面的天性，可以推想，临去前，他对生前身后的事，都已经想过很多了，决定不回头了，所以做得决绝和彻底。
　　 当然，很多次联想到他在去世前的几十个小时，并无太大异常的表现和重建信心的努力，我甚至猜想，他的自杀，会不会是一时冲动就悬崖撒手了呢？事实上，在我事后对他几个月来许多事情的调查中，我发现致使他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一连串的冲动。
　　 小梁把他的遗书拿出来给我看，我心乱如麻地刚看完第一页，警察让我陪小梁一起到警局做笔录，同时还要把死者的遗体送到殡仪馆去。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处理后事的问题了。吾同树的家人远在梅州，小梁在几番哭喊和嘶声尖叫后，整个人都有点发痴了，而他们俩在东莞均无亲属。我在走廊上来来回回走了几圈之后，掏出手机开始找人，首先通知的是游子衿，然后是罗西、徐晓红和何超群。
　　 在接通游子衿的电话的一瞬间，我突然悲从中来，一下子失控了，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
　　
　　二
　　 八月一日，吾同树自杀身亡的当天，网络上就出现了相关的消息，随后，诗友们纷纷跟贴，都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我的电话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打爆了，不得不关机、充电。八月二日，我在露天吧和广东诗人俱乐部发表声明：小树的死，跟诗歌无关。他无情地抛弃了家人和亲友，只是因为一点在我看来不太严重的抑郁和生活的压力。
　　 确实在这样。长期以来，吾同树一直都有一点很轻微的抑郁。他曾经这样自诩：一个悲情主义的诗人，常有一副乐观的笑容。这样定义自己，于他来说，绝非矫情虚言。他的抑郁不是一种常见的显性的病态，而是先天即有的，是宿命性的，是幼年和学生时期的生活的阴影带给他的。因为轻微，所以没有人意识到这致命的病毒对他的意志和思想的侵害，每一天都在加深，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轻微，他天性和行为中很阳光的那一部分，成了我们对他的全部的认知，隐藏在光明下的如吉光片羽似的阴影总是会被长期忽略，因为它稍纵即逝，很难捕捉和被清晰地解读；因为轻微，所以当这种先天的生命之毒在某种激撞下突然聚变为一种对心灵和意志力具有致命性的危害时，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帮助都显得无能为力，我们拉不住他不断松开的手，我们化解不了他内心的苦苦挣扎——就连他自己，也因此而丧失了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
　　 而他的所谓的生活的压力，不象网络上传闻的那样大，也不象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严重、那样难以承受。就连众说纷纭的供房的压力，也远远没有达到足以压垮他的程度——从一定程度上说，他是被抑郁和他自己所想象的困难和压力解除了智性和意志。
　　 吾同树买房和供房，大概有一年多，至于具体什么时间买的房子，他很少说起过，只知道他借了一些钱。在我的印象中，供房对他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和他，还有黄吉文等一些朋友，仍然经常一起出来喝酒，有一次他甚至喝得胃出血，我们在深夜两点钟把他送到南城医院去打针。对于他买的那套小复式的房子，我是在他自杀的那一天才第一次看到。那样一套小小的房子，居然需要一个人把大半生都拖进去，想一想确实让人很寒心的。但是据我所知，这套房子是在他非常冲动的情况下购买的，这一点并不象他在《同是房奴沦落人》中声称的，是由于女朋友的不断催促。小梁后来告诉我，她还没有看过这套房子，吾同树就非常冲动地交了订金。而当时也有多位朋友劝阻他，不要过早地沦为“房奴”，但是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他一向都是这样，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对于他的犟脾气，我曾经开玩笑说：这个人一旦犟起来，就象驴子被套进了车辕里一样，一点办法都没有。
　　 吾同树本人对自己的犟脾气，也是非常清楚的。毕竟，他是一个成年人，他了解自己。但是在很多时候，他对自己的“犟”，不是深察和反思其有害的一面，而是有点自鸣得意，并且在潜意识里不断强化这种“犟”。这是他性格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区。
　　 供了大约有一年后，供房的压力慢慢显现出来了。虽然不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压力，但是以吾同树易于冲动的天性，他显然不是一个能负重走长路的人，或者说，实际他还没有做好背着一套房子长途跋涉的准备，这使他心里有了许多说不出的隐忧和焦虑。我猜想大概在这个时候，他对买房这件事，已经有些后悔了。易于冲动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毛病，但是轻于出手却是吾同树性格中最大的异数和变数。而此时他已经欲罢不能了，他急于想尽早摆脱供房带给他的分斤掰两式地慢慢增添的压力。
　　 二00八年春节后的一天，吾同树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离开东莞了，深圳绿景集团以年薪十万挖他走。他并且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先去，站稳脚之后就帮你也过来，你也该换个城市了。我当时很高兴，也开玩笑说，好啊，我就靠你啦！我和吾同树的友谊，在朋友圈子里是很著名的，堪称情同手足，他是了解我最多的一个朋友，深知我们同在东莞，所经受的内心的苦和他人难以明了的生存的压力。我们都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处境，并且都有一个痴心不改的写作之梦。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越听越不对头。他说到深圳之后，要和他的一位同学合伙投资开文化公司，并由他担任总经理云云。我当时就表示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以他大学毕业就进入房地产公司做人事专员的短短三年的经历，历事太少，涉世太浅，显然还不具备做一个文化公司总经理的综合能力，这样很冒险地投资和涉入文化市场，完全是儿戏。但是他对我的劝告和阻拦深不以为然。此后他不断地往返于东莞和深圳之间，并且很快就从金地地产辞了职，准备到深圳去一展拳脚。
　　 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何超群夫妇请我和吾同树、小梁吃饭。吾同树再次说起了他到深圳去创业的事，在说到金地地产对他的栽培和爱护时，还禁不住流了泪，当时我和超群都感到他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吃过饭后，我们一起送超群夫妇回家，我和吾同树、小梁站在东莞群艺馆对面的路边说话，我对他到深圳投资办公司的事，还是表示反对。我们没有发生争执，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的劝阻非常不耐烦。
　　 三月十九日，吾同树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离莞赴深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和高中最铁的哥们，哥们的铁哥们，三个年轻人一起在深圳创业了，投资了数十万，终于迈出了这一步。酝酿一年，筹备数月，动工于春节，整合于节后，今年3月，我们的公司终于开始走上了运作。相比其他两个股东而言，我前期的介入和付出很少，只能期许自己在干好某集团工作的同时，多出三分力，把自己的公司发展好，壮大……我们仨对于这个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和后盾的。成员的实力、人脉，政府资源，融资渠道，文艺书画圈的资源、合作伙伴实力等等。”这段博客，我是很久之后才看到。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并不了解他要做的公司是干嘛的，业务模式和赢利模式是怎样的，我只是凭着我自己的认为和看法，希望他不要盲目投资。
　　 三月二十二日是周末，罗西和阿斐到东莞来玩，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吃饭。吾同树很晚才过来。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金地地产的同事给他送行，而且每次都把他的酒量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下跑过来，虽然已经不能再喝酒了，但还是坚持跟我们每个人都喝了半杯。这天晚上我们喝得很开心，差不多到了深夜一点多钟，才把罗西和阿斐送到旅馆去。但是随后，我和吾同树却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在元美广场前的立交桥下。争吵的原因还是为他去深圳办公司的事。我仍然是强烈地反对；而他这个时候，已经深深地陷入到对创业的极富想象力的狂热中了。我们都喝高了，争吵的结果是都有点动了气。从立交桥的一边吵到另一边，然后又坐在马路牙子上吵。在争吵中他突然很气愤地斥责我这样极力阻拦他投资办公司，是“嫉妒我创业，不想看到我成功！”如此等等。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指责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他不是出于争吵，而是在心里很认真地曲解了我。那天晚上我几乎是在狂怒中气急败坏地跟他分手，回到家里仍感气愤难平。
　　 因为争吵，因为被误解，从这天晚上开始，直到七月二十四日，除了通过两三个电话，我和吾同树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这段时间，正是他的生活和心理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几个月，这使我面对他的死亡，深感自责和内疚。如果在我和他之间，没有发生过那次该死的争吵；如果在他失业期间，我能更早地涉入他的生活，也许他的生命和他的写作，都不会这样过早地中断。
　　 四月五日，吾同树到深圳去，在一个叫上沙村的地方，租房住了下来。对于在深圳的那一个多月的生活、工作和感受，他在博客中只有很少的记录。“4月7日，到绿景集团品牌营销中心报到。开始进入角色，开始忙碌，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忙内刊，忙深圳住宅春交会的事情。没有电视看，正好，看着两本书《基业长青》、《野蛮生长》。给自己补充关于管理，关于经营，关于职业人生的一些养分。开了头，就只有往前冲了！”“深圳第一周，也几乎是每晚去赴接风宴，谢谢朋友们、同学们！要把刚来时候仿写的诗句：悄立上沙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改成：悄立上沙人不识，酒杯一碰多故知。” （4月8日）；
　　“最近，很想为生活状态留下点文字纪录，但没有很充裕的时间，也没有很强烈的文字感觉。忙碌、劳累与困惑，这些都是较难写的。也不知应该使用怎样的语言，才能说清。东莞的房子在装修，开始慢慢适应新的公司，深圳这座繁华的城市……”（4月22日）
　　 四月二十四日，他写了一首名为《四月：东莞—深圳》的短诗：“……早已知道，命运之神，要将我推到这座城市/开始新生，或者重复旧事，重复忧伤和惆怅/30岁，像是一个起点，刚刚顿下一点笔墨/如果人生有60载的光阴，那么/又正好是中点的位置……”
　　 一切都好象正如他期待的那样，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信心十足，意气风发，“开了头，就只有往前冲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随后，他就象一个玩轮盘赌的赌徒一样，仅仅只是挪了挪屁股，转眼间就坐在输家的位置上了。
　　 事实上一切都在他踏入深圳的那一天起，都变得和他期待的、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深圳这座城市，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去闯荡的。据我了解，对于他和“高中最铁的哥们，哥们的铁哥们”一起合伙投资的公司，正如他自己在博客中说的那样，“介入和付出很少”，到深圳后，大概他也没有去做总经理。在他去世后，他的那位“高中最铁的哥们”曾到东莞来看望他的家人。我没有见到，但是小梁和吾同树的妹妹都见过了。从这位铁哥们的口中，小梁和他妹妹还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吾同树去世的那天，一位身在北京的“大师”曾经很神秘地对这位铁哥们说：曾桓开到极乐世界去了。这让我吓了一跳，似乎印证了我们猜测过的一件事：吾同树生前，曾经追随一位不知是佛教还是道教的“大师”，进行秘密的“修炼”。这也是他生前，极少说起过的事情之一。他妹妹因此而开始怀疑，吾同树的死，是不是跟那位神秘的“大师”有关呢？例如，“大师”会不会用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掌控了吾同树的思想呢？我不想评述这件事，我认为如果沿着这件事猜测下去，我们会在主观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象聊斋一样，那是孔子都懒得多说的一个假问题。
　　 五月二日是吾同树乔迁新家的好日子。此前，我曾经许诺把我画的一幅爱伦•金斯堡裸露着下体的钢笔画送给他，但是因为争吵过后我一直怒气难平，所以一直没有回应他多次发给我的短信。五月一日，我约另外两个朋友跑到阳江海陵岛去玩，但是玩得很不踏实。我知道在他迁新居的时候我没去，他心里会是怎么感受。后来到阳江市，我到底是心里不安，专门跑到卖旅游纪念品的超市去，挑选了一把有点沉手的“阳江十八子”的砍骨刀，准备送给他。回到东莞，我没有给吾同树电话，而是给小梁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给他们买了一把菜刀，改天拿过去。我想用这种很小儿科的方式告诉吾同树，那天晚上的争吵，他深深地刺伤了我。但是因为此后一直没有再见面，那把刀就一直没有送给他。
　　 真正的变故在他迁新居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吾同树到深圳绿景集团后，工作一直不太顺，据说他的顶头上司对他很不满意，经常无端地责骂他，而招聘他进去、对他很赏识的那位人力资源部的总监，却没有办法帮他什么。根据小梁后来的讲述，我分析他在绿景集团除了短时期内有点不太适应之外，大概和我当年在佛山鹰牌集团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两个与工作有关的总监一级的老大互相不尿，结果都冲着我这把壶尿。这样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确实很难应对，而对于吾同树这样涉世不够深、基本上没有危机公关意识的年青人来说，有时候连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大概是五月中旬的某一天，在跟绿景集团的一群同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吾同树，他突然很冲动地对大家说：他准备辞职了。结果当天下午他的顶头上司就知道了，马上就宣布辞退他。
　　 被深圳绿景集团这样辞退，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职场风波的吾同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离开金地地产时朋友和同事们连日置酒送行，到进入绿景后深圳那边的朋友和同学连续一周接风洗尘，而最后却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悄悄回到东莞，他内心的感受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希望之高和失望之大，快意昂然和黯然神消，总是这样旋踵而来，人生的吊诡，往往如此。
　　 但是最初从深圳回到东莞，他还没有失去自信。真正让他完全没有了自信的是中山之行。五月下旬，他从深圳回来后，马上又先后去了四、五个地方应聘、面试，结果都不如意，这让他变得有些消沉起来，经常沉默、发呆。六月上旬，他突然去了中山的一家公司，但是仅仅只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就回来了，据他自己说，原因是失眠、蚊子太多等。中山有我和他共同的朋友，我后来打电话过去询问，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曾经去过中山。
　　 六月十七日，也就是从中山回到东莞的第二天，他悄悄地写好一份长达四页的遗书，第二天又补充了一页。在这份遗书中，他对“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几个人”，妈妈、妹妹、女朋友等等，一一嘱咐，交待后事，他说：“我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纠缠于诸多的沉重难解的难题之中，实在是扛不住了！抑郁吧？！唯有逃避，我将不再痛苦。”、“我太脆弱，当然，也是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走这条路，我也是最后的办法。”并且表达了一种极度厌世的情绪：“消失——和这世界没有什么复杂的纠葛了。而此世界，迟早也是要消失的，万类物种，殊途同归！”
　　 也正是在看过了这份遗书之后，我才知道，1998年，他曾经自杀过一次。那一次，是他妈妈救了他。从他的遗书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他把自己面对的“诸多的沉重难解的难题”在主观意识上完全夸大了，他使自己相信，对于生活，对于生存，他“实在是扛不住了”，以坚定求死之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深信此时他已经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抑郁患者了，但是对于他内心的痛苦，没有谁能真正地体会，因为那是一种在病态中被放大了的、足以压垮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的痛苦，一种很理智、很清晰的痛苦。
　　 但是在这个时候，吾同树还没有做好去死的准备。据小梁说，那段时间，他连续一个星期彻夜不眠，身体很快消瘦下来，并且生过一次病，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也变得古怪、自闭。从中山回来后，他禁止小梁把他失业的事告任何人。几天后，小梁实在害怕他出事，把自己的朋友找来一同劝慰他，这让他大为震怒，象“困兽”一样在家里怒吼、咆哮，他逼着女朋友向他起誓，不再对任何人泄露他失业的事。而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也变得非常厌食，不愿吃肉类了。七月二十三日，徐晓红把他失业的情况告诉我，我马上跟他取得联系，在电话和短信里，他反复向我诉苦，说自己过得很差，吃得不好，瘦掉了十六斤，我当时听到之后，心里非常难受，第二天晚上我们把他约出来，我让黄吉文专门点了几个很油腻的菜给他吃。事后我才知道，他吃得不好是真，但是并非象他说的那样，已经“困窘到这步田地了”。他家里的冰霜里放了许多鸡肉、猪肉、鱼和西红柿等，后来都扔掉了。那段时间他就象刻意惩罚自己一样，拒绝吃肉，每天只吃两餐饭，每餐只吃河粉和蔬菜，偶尔地，小梁做了有肉的菜，他居然还会唠叨一番。这种使人吃惊的变化发生在曾经是那样阳光帅气、神采飞扬、黄金结客、貂裘换酒的诗人吾同树身上，仅仅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真使人匪夷所思、念之泫然！
　　 六月二十三日，吾同树写了他的第二份遗书，说：“我的身体将会在大海里，你们不必再找了！”他可能想蹈海自杀，但是东莞离海太远了，这对于不愿出门见人的吾同树来说，又是另一种痛苦。这天晚上，他独自爬上楼顶，准备跳楼自杀。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因为内心的苦苦挣扎，他在楼顶徘徊了很久之后，又回到家里，并且把他当晚的行为告诉了女朋友，两人抱头痛哭。
　　 大概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经在一个周末打电话给吾同树（我一直以为他在深圳，只有周末才回东莞），约他出来吃饭，但是被他拒绝了。他似乎一直在跟我赌气，甚至在他多次求职不成、连小梁的母亲都劝他跟我联系一下的时候，他仍然禁止小梁和其他的朋友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我得知他的情况，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他的冲动和犟脾气，总是在关健的时候，往往误导他。
　　 对于吾同树来说，内心的痛苦、煎熬、徘徊和挣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反复复地摧残着他的精神和意志，使他在生与死之间，在沉沦和振作之间，不断地动摇。他的情绪时好时坏，虽然还在找工作，但是在他的心里，已经接近于开始放弃了。他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创作长力的诗人，他曾经多次跟我谈起过他的写作规划，我深信当他每一次走到死亡边缘的时候，他都会因不舍于他的诗歌而收回已经迈出的脚。但是抑郁和内心的痛苦一直在背后推动着他。
　　 七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加班，徐晓红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小树失业两个多月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很惊讶，我一直以为他在深圳上着班。我马上跟吾同树联系，询问他的情况。他没有再隐瞒我。我说你现在出来，我们找个地方喝杯酒吧！工作的事情，我帮你找几个地方问一下。他说天太晚，不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给我发来好几个信息，说：“昨晚的电话和约酒，让我感动和释怀”、“我太倔，委屈总埋心中，现在是到希望大家扶持之际了”等等，并声称只要能马上上班，薪水低也能接受。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深感自责。我马上跟中信地产、置业东莞、新文科技等单位的朋友联系，请大家帮忙谋一职位。
　　 晚上，我和黄吉文、祝成明约他和小梁出来吃饭。他说小梁有事，不等她来了。几个月没有看到，我发现他确实瘦了很多，头发也很久没有修过了，面容憔悴、无光。见到我，他坐在那里，一直呆呆地看着我。我开玩笑说：真的瘦了十六斤？让我看看。他马上站起来，拉开衣服，让我看他的肚子，果然瘦下去了。我扶着他的肩膀说，让你受苦了，兄弟，都是我的错。他无语，看上去不太想说话。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自称已经不喝酒、不抽烟了。我看他情绪十分低落，只好劝他多吃菜。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我跟汪晟联系，很快得到明确的回应。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吾同树，并让他准备一点自己的资料。他发信息给我说：“我能顺利进去，等于你救我一命！”我当时没有理解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回复他说：“不要跟我说什么救命之类的烂话，你是我的兄弟嘛！”
　　 如果我再细心一点，如果我看到这句话，体察再多一点，如果在二十四日的晚上，我坚持让他把小梁带来一同吃饭，小梁肯定会把许多事告诉我，我对他几个月来内心经历的痛苦、煎熬、和挣扎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真的能救他一命了。
　　 但是现在，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三．
　　承志庐 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村居
　　有点破败 正厅上悬挂的
　　代表增添了一口男丁的红灯笼
　　也早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喜庆之色
　　几年前 一个名叫曾繁开的少年
　　步出此庐 进入曾宪梓中学和暨大
　　他后来改名叫曾桓开
　　又叫吾同树 但是
　　村民们还是习惯叫他“阿开”
　　阿开、阿开 听上去有点象
　　阿块 或阿凯
　　承志庐的门外 是一片竹林
　　秋风吹过 哗哗有声
　　在门边的土坯墙上 我看到
　　一行歪歪斜斜的毛笔字
　　“流浪会 步步高升”
　　《流浪会 步步高升》
　　
　　 这是我在2007年10月，在梅县石坑镇长布村，吾同树的家里，写的一首诗。承志庐是一座典型的、有点破败的客家村居，也是吾同树家的祖居，占地面积大约有四百多平米，建筑面积也应当有三百多平米。我在吾同树家住了三天，并且有幸参加了长布村曾氏家族的秋季祭祖活动。
　　 长布村是一个位于两个丘陵之间的狭长的客家小村落，全村人几乎都姓曾。曾家祖上是洪秀全的一名部将，并且世世代代都跟洪秀全家族联姻。曾氏家族有很多分支，聚居在长布村的这一支的堂号叫“武城堂”。距离长布村不远的另一座丘陵的背后，就是洪秀全的祖居梅魁第，吾同树曾带我去看过。梅魁第是一座半圆形的大建筑，在洪秀全的时代，应当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庄园。
　　 吾同树，或者说曾桓开，从严格的血亲关系上讲，并不算是武城堂承志庐曾家的直系后人，只能算是外孙。他的父亲姓叶，是曾家的上门女婿。叶家是一个真正显赫过的家族，吾同树的爷爷曾经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高级幕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但是叶家到了吾同树的父亲这一辈，家族迅速地败落了，以致于他父亲当年无力自存，不得不远走他乡，到曾家入赘。
　　 在中国的农村，由于众所周知的宗法制度和家族血亲关系中强烈的排他性，上门女婿通常都是很受歧视的。吾同树曾经多次跟我讲述他饱受歧视和欺负的幼年生活，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都是因此而一生郁郁寡欢，英年早逝。这种生活记忆在吾同树的内心中留下了非常痛苦的印记，他性格中的倔犟、易于冲动、脆弱、敏感、轻财重义、狂燥、过于自尊等等，都跟这种生活记忆有关，并在他的生命中，潜在地埋下了抑郁和一遇挫折便消极厌世、以自毁而求自全的种子。
　　 吾同树的幼年体弱多病，身材矮小，上小学时，经常有人把他妹妹当成姐姐，而把他当成弟弟。十七岁那一年，他父亲因病去世了，他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不得不以弱小之躯，站起来支撑门户。据他妹妹说，这一年吾同树的性格变化极大，从一个胆小、听话的孩子，突然变成了刚烈、暴燥的男人。我可以体会到，一个尚未成人的少年，身处在充满歧视而近乎孤立无援的农村和家族环境中，他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应对农村社会的种种人事和可能就发生在家门口的风风雨雨。
　　 有一段时期，出于对曾氏家族强烈的不满，吾同树曾经产生过回到叶家，认祖归宗的念头，但是他最终都没有这样做。据他跟我说，似乎他母亲的父亲，他叫爷爷，实际上是他的姥爷，也是曾家的上门女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吾同树就是承志庐曾家近一百年来，唯一出生的男丁，他的自杀，一下子斩断了一个客家农村家庭三代人的绵延血食的希望。
　　 八月一日，在吾同树写的最后一封遗书中，他说：“我真的要走了！各种压力好大，于我而言，不堪重负，自己感觉好弱小，唯有这样，我才得以解脱。从这些文字，我知道自己一直想这样做……”
　　 从这些文字，我知道他已经超越了他短暂一生中所经受过的所有的痛苦，回到了那个弱小的真正的“我”。那个刚直不阿、急公好义、千金散尽、轻财重友的诗人吾同树，那个平生蔑视权势、追求社会正义的从承志庐走出来的农家少年曾桓开，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