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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现代的诗情升华[转载]

残文
2009-01-29 18:39   收藏:0 回复:1 点击:5459

    现实与现代的诗情升华
  
  ——非马的一种解读
  
  诗人非马,已是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一个靓丽的名字,关于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已无需多说了。至于他诗作的成就,论者也已似夏夜繁星,论述的文字也已是滔滔江水,我们只要舀一瓢饮,就可见一斑了。我们当然都会记得台湾现代诗的“旗手”纪弦,他是自视极高的孤傲者。《狼之独步》就是他作为“旗手”的孤傲的写照:“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这就是一种过瘾。”这位孤傲者是很少赞扬他人的,更不要说钦佩了。可是对非马则是另眼相看。他在《读非马的》一文中说道:“诗人非马作品《鸟笼》一首,使我读了钦佩之至。象这样一种可一而不可再的‘神来之笔’,我越看越喜欢,不只是万分羡慕,而且还带点儿妒忌,简直恨不得据为己有才好哩。”(《新大陆诗刊》,27期。1995、4)瞧,纪弦那艳羡之情中所洋溢出的对非马创作成就的肯定,相信那已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说纪弦的话属于感性的申述,那么,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位大陆诗人迪拜的一段话:“《越战纪念碑》,是非马先生贡献给诗歌历史的‘杰出作品’,十二行短诗,统领大时代的风雨硝烟,统领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统领无数亲情的悲歌,尤其是,‘用颤悠悠的手指/沿着他冰冷的额头/找那致命的伤口’,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非马先生向历史贡献了自已。”“非马先生凭借《越战纪念碑》,已经可以进入‘历史诗人’的行列。注意:不是‘当代诗人’而是‘历史诗人。’”(《,使非马先生进入“历史诗人”的行列》。《北美枫》,2006、10、3)
  
  “此马非凡马!”李元洛先生说得完全正确。
  
  非马的诗所以令人钦羡,所以可以进入历史,非马所以非凡马,我认为除了他个人天赋的诗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独特的诗观,他自觉要求自已的诗“比现实更现实,比现代更现代”。那么,究竟何谓“比现实更现实,比现代更现代”?对这个命题,过去我们也许已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触及了,但似乎又未全面地面对,所以一提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总觉得还缺乏清晰的印象。这里,我试图就此作些梳理,也算是对非马的一种解读吧。
  一、比现实更现实
  我觉得“比现实更现实”首先是“现实”的。非马说过:“今天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不可能再躲到阴暗的咖啡室里寻找灵感。他必须到太阳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有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作忠实的批判与记录。”纵观非马的诗,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非马不是悬于云端、飘忽于幽冥之间的行空天马,而是拥抱泥土、笃笃有声地奔跑于人生之路上的、传递梦想的宝马。非马是入世的,是拥抱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非马关注的不是个人小天地里的悲欢,也不是小圈子里的杯水风波。他有宽阔的胸怀、高远的视野和深广的爱心。他诗中有亲情、有乡土、有国族苦难的记忆和人类历史的烽烟。他的诗是时代生活思想情感的结晶。他写亲人分离的痛苦和重聚时的悲欢。如《醉汉》、《重逢》、《罗湖车站》等。读了令人回肠百转的《醉汉》,已经是漂泊台岛和海外游子深情思念母亲,思念祖国的经典了。非马热爱祖国,他将祖国历史的苦难浓缩在《黄河》中:“溯/挟泥沙而来的/滚滚浊流/你会找到/地理书上说/青海巴颜喀喇山//但根据历史书上/血迹斑斑的记载/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其实源自/亿万个/苦难泛滥的/人类深沉的/眼穴”。非马是美国公民,但他热血的胸膛中,深深镌刻着民族文化的记忆。看他的《中秋夜》:“从昂贵的月饼中走出/一枚仿制的月亮/即使有霓虹灯频抛媚眼/胆固醇的阴影仍层层笼罩/如赶不尽杀不绝的大肠菌//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你一声欢叫/月亮出来了!/果然在遥远的天边/一轮明月/从密密的云层后面/一下子跳了出来/啊!仍那么亮/那么大得出奇”(《中秋夜》)“冰箱里/冰了/整整十三个/钟头的/故乡月/饼(唐人街买来的)/尝起来/就是/不对/劲”(《中秋夜》)。亲情、乡土、以及民族的生活、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情怀,交织成了非马的诗魂。
  非马说:“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首要条件……”非马关注的远不只是本民族生活和历史。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情中东和非洲人民,写他们的干渴,写他们的饥饿,将他们的悲苦写得怵目惊心:“连黄沙/都熬不住焦渴/纷纷钻入/难民的眼睛鼻孔耳朵与咀巴/讨水喝/却发现都是些/被抽光了原油的枯井//便一窝蜂/争着去簇拥/轧轧的履带//红滚滚的太阳/早提醒它们/鲜血/最能止渴”(《中东风云》);“一个大得出奇的/胃/日日夜夜/在他鼓起的腹内/蠕吸着//吸走了/犹未绽开的笑容/吸走了/滋润母亲心灵的泪水/吸走了/干皱皮下仅有的一点点肉/终于吸起/他眼睛的漠然/以及张开的嘴里/我们以为无声/其卖是超音域的/一个/惨绝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非马倾注同情,也吐露愤怒,而两者往往密合交织在一起。他揭示制造仇恨不义战争带给人类深深的伤痛:“一个指头/轻轻便能关掉的/世界//却关不掉//逐渐暗淡的荧光幕上/一粒仇恨的火种/骤然引发/熊熊的战火/燃过中东/燃过越南/燃过每一张/焦灼的脸”(《电视》)他旷阔的人道胸怀涵容着全人类,乃至地球村的生灵。“诗的现实是诗人用敏锐的眼悲悯的心,对宇宙人生历史社会的事事物物,经过深刻的观照与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颤的东西。”非马的诗,正如他所说的,是他以敏锐的眼悲悯的心,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的观照的结晶,所以他的诗对人民具有审美的意义。
  第二、非马的“比现实更现实”,不只是要将诗植根于现实生活,抒写现实,模写现实,而是要超越现实,升华现实,也就是要更深刻、更本质、更艺术地反映现实。那么,怎样超越和升华现实呢?非马说过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理论的诠释:他说“一首好诗必须给人新的东西一一新的见识,新的观念或新的意义。但这些新的见识新观念新意义必须植根于我们的经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同它们关联沟通。换句话说,新东西其实也不是全新的,它们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或迟钝的眼光,以致对它漠视或视若无睹。等到诗人指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才恍然大悟甚至惊异地说: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它想到它呢?这种认知或突悟通常会感动并鼓舞我们,使我们对周遭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一首诗,那是一只苍蝇》1999、5、8,非马在《“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中西部分会”年会上的讲话》) 他又说,他要“从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情况里推出可能。”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植根于我们的经验”,(注意:是“我们”,是群体)以及“平凡的日常事物”。这可以理解为“现实”;二是“一首好诗必须给人新的东西一一新的见识,新的观念或新的意义。”“从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情况里推出可能。”这实际上就是现实的基础上的超越和升华。当然,这超越和升华的过程中,还有艺术的和美学的处理。这点留待下面再议。非马的创作实践是否体现了他的追求呢?回答是肯定的。先看受到纪弦特别欣赏的《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一个对诗多少有些感悟能力的人,读着这首只有十七个字的诗,都不免会遭遇一次情感的冲击,甚至是灵魂的洗礼。因为诗太新太奇了。习惯的思维是打开鸟笼,让鸟飞走,将自由还给鸟就是了,可是这里不仅要将自由还给鸟,还要将自由还给鸟笼。这种打破习惯性的思维方法,重构事物的关系,从中推出全新的意义的创新的诗思,就是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当然这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这里的“鸟”和“鸟笼”是一对矛盾着的实象,打开鸟笼的门,鸟儿飞走了,鸟自由了,鸟笼也自由了。这是实在生活的表现。同时这里的“鸟”与“鸟笼”又是具有丰富含义的象征体,象征着束缚与被束缚、限制与被限制、禁锢与被禁锢、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等等的矛盾对立的观念与行为。打破束缚、限制、禁锢、侵略、压迫等等的枷锁,那么,矛盾的双方都自由和解放了。这里,“鸟”与“鸟笼”是实象,但由于它是具有丰富含义的喻体或象征体,因而它在人们的认识和联想中发生了从“实”向“虚”的演化。这里,“鸟”与“鸟笼”是“一”个,但由于它的象征意义,从而发生了从“一”到“多”的转化,也从“有限”向“无限”的转化。这种“演化”和“转化”,实际上就是诗的超越现实和升华现实,就是“比现实更现实”。“鸟”和“鸟笼”,这是常见的极平凡的事物,可是经过非马的巧思和营构,就从中找出了不平凡的意义。那就是打破一切不义的束缚、限制、禁锢和罪恶的侵略、压迫,把自由还给人民,还给世界。我们再看看他的《共伞》:“共用一把伞/才发现彼此的差距//但这样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踮起脚尖/而倍感欣喜”。这里,伞可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了,可是到了非马笔下,就溢发出了微言大义。表面看,这写的是一对情人在伞下的亲吻,但细细品味,我们就能发现那深藏在其间的、关于人际的、社会的和世界的和谐的哲理。像有高低差距的情侣一样,社会上、世界上有强者与弱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共用一把“伞”一一家庭的、社会的空间,乃至一个天空,如果强的一方能真诚俯身亲吻(爱)弱的一方,弱的一方也同样回应以爱,那么情侣、家庭、社会、文化和国际之间就会充满和谐的欣喜。相反,如果生活在一个天空下的强者侧下身来,咬弱者一口;或者弱者暗踹强者一脚,那么迎来的就不会是和谐而是对骂、互殴、开打,而必将个个都遭到伊拉克的命运了。极平常的“伞”下,藏有如此的哲理。我们并未注意到,是非马的以诗的语言和形象给我们显示了,我们才恍然大悟。非马说过:“诗必须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如果一首诗只有一个固定的意义,在我们读过一两遍以后,便显得乏味了。没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它因此像一棵不再发新叶的树一样,终于成了一首死诗。一首成功的诗必须能对不同的读者,或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心情下,产生不同的反应与感受。根据各自的背景与经验,读者可把自已的想像与解释加诸于一首诗,从而共享到创作的乐趣……”(出处同上)我们读《鸟笼》能体会它的多层次意义,享受到参与再创造的乐趣。同样,我们在读《伞》以及非马的许多作品时,也能享受到这种参与再创作乐趣的涤荡。赋予或者说挖出日常平凡事物中不平凡和多重意义,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就是“比现实更现实”。
  二、比现代更现代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比现实更现实,比现代更现代”,其实是紧密联系的一体,是不能拆分的。比如以现代观念去观照生活,给生活以现代的解读,以现代诗的技巧去处理诗的素材,都会有助于更深刻地反映生活,从而超越和升华现实。我之所以将之拆开,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已。那么,如何解读非马的“比现代更现代”呢?首先是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以现代的观念来观照和思考人生,反映生活,因而他的诗饱含着时代精神。他三写鸟笼,即《鸟笼》、《再看鸟笼》和《鸟笼与天空》,反对压迫与束缚,呼吁将自由还给人民,还给世界,还给天地。他写《核竞赛》、《越战纪念碑》、《国殇日》、《电视》、《中东风云》和《张大的嘴巴》等等,反对和批判不义的战争对人类的屠杀,追求世界的和平。他希望给张大的嘴巴以面包,而不是“兜售飞机坦克与大炮”。他希望和平之鸽能自由地飞翔于蓝天之上,而不至于使它的“咕咕咕咕”之声,竟成为“被战斗机群霸占去了/的蓝天上/一个不幸的/笑话”(《和平之鸽》)。他渴望拨去纷扰,建立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他的《共伞》、《塞尚的静物——巴黎游记之二》,反映的都是这种崇高的思想。他不仅希望人与人能和谐相处,也希望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他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关心生态的平衡,他希望人类不要堕落到如《网》中所写的“惟一的异类”。他的《映像》一诗,极其完美地表现了这种念想:“我在镜子前面/对着影子龇龇牙/吐吐舌头/影子也对我龇龇牙/吐吐舌头//我在匆忙的街上/对一个踩了我一脚的行人/狠狠瞪了一眼/他也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在宁静的夜里/向天上的星星眨眼/星星也向我眨眼//我在露水的田野上/对着一朵小小的蓝花/微微点头/小蓝花也在风中/频频对我点头//今天我起了个大早/心情愉快地/对着窗外的一只小鸟吹口哨/小鸟也愉快地对我吹口哨//我此刻甜蜜地回想/昨夜梦里/那个不知名的小女孩/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她还是我/先开始的微笑”。这是一首寓言诗,富有哲理。客观世界像一面镜子,你对它怎么样,它对你也怎么样,即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微笑还以微笑,以友好报以友好。善待他人,即是善待自已,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善待和真爱,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要恨恶相向。他具有真正平等观念,反对种族歧视,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他的《芝加哥小夜曲》、《初潮》等作品呼吁的就是种族平等。他在《老妇》这首诗作中喊出了弱势群体的呼声:“我要活/我要活/我要”,而在《生与死之歌一一给濒死的索马里小孩》中,他所表现那小孩生死挣扎中的一缕求生的顽强愿望,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断气之前/他只希望/能最后一次/吹胀/垂在他母亲胸前/那两个干瘪的/气球/让它们飞上/五彩缤纷的天空//庆祝他的生日/庆祝他的死日”。世界的“人权卫士”们,请把人的最根本的生存权还给这些弱者吧!说实在的,在现代诗的范围里,以现代观念对如此众多的时代课题进行思考与反映而超过非马的,实不多见。这一点,我认为正是“比现代更现代”极为重要标志,或者说重要的特征和基点。
  第二,所谓“比现代更现代”的第二个表现,是非马的审视现实生活和历史的批判意识。追溯一下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我们就可知道,批判精神是现代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点。非马的《今天的阳光很好》,就表达了他这种批判的审美意识:“我支起画架/兴致勃勃开始写生//我才把画布涂成天蓝/一只小鸟便飞进我的风景/我说好,好,你来得正是时候/请再往上飞一点点。对!就是这样/接着一棵绿树摇曳着自左下角升起/迎住一朵冉冉飘过的白云/而蹦跳的松鼠同金色的阳光/都不难捕捉/不久我就有了一幅像样的画//但我总觉得它缺少了什么/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种深沉而不和谐的颜色/来衬出它的天真无邪//就在我忙着调配最最苦难的灰色的时候/一个孤独的老人踽踽走进我的画面/轻易地为我完成了我的杰作”。在非马看来,把现实看得过于明亮快活,那是天真无邪。其实是:外面的世界很美丽,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阳光下照样有灰色,所以无论是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都应当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纵览非马的诗,我们就会发现,非马也有深情的赞美。如《鸟•四季》中的《春》:“你若想知道/这明媚的日子里/树林与树林间/最短的距离/任何有轻盈翅膀的小鸟/都会叽叽喳喳告诉你//不是直线!”。这里的答非所问,洋溢着春天生意盎然的意趣。再如《入秋以后》和《秋窗》。前者写妻子病愈后的从容、淡定和甜蜜。他将妻子曾堆有病容的脸,看成大好的秋光:“每个裂开的伤口/都顷刻间溢满了/蜜汁”。后者赞美中年妻子的雍容和成熟:“洗尽铅华的脸/淡云薄施/却雍容大方/如镜中/成熟的风景”。总之,非马的诗不乏赞美,但大量的诗却有浓厚的批判意识。上文例举所含的现代观念,如反对压迫、反对侵略、反对不义战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的诗作,无不饱含批判意识。非马思考人性,揭示它的黑暗、贪婪、虚荣与残酷:“叠罗汉/看墙外面/是什么”。这一首《砖》,总共三行,十个字,是真正的微型诗,然而它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形是写砖,实是写人。将人的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发展自已的无穷的欲望外化于或者说寄托于砖。这种欲望的不断升高将会怎么样呢?写于新世纪的《埃菲尔铁塔》作了回答:“尘世的欲望/越堆越高/终于连宽大为怀的上帝/都忍不住俯下身来/一手把它拔掉”然而“没想到/钢筋水泥的基脚/如人类的罪孽/根深柢固/稍一用力/便拉成一把尖矛/直直刺向/天空的/心脏//夜夜/我们听到/光怪陆离的梦/自失眠的巴黎冉冉升空/如饱胀的气球/在它上空噗噗/爆响”。堆高的欲望使人异化、堕落。《黑夜里的勾当》、《运煤夜车》、《一女人》、《通货膨胀》 等等诗作揭示的正是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非马有浓厚的民族情怀,对民族的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迷信,清醒理智的批判精神,使他笔下的诗,在流出爱的情愫的同时,渗出了“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阮籍《咏怀诗》)。如《长城谣》:“迎面扑来/一条/一万里长的/脐带//孟姜女扭曲的/嘴/吸尘器般/吸出了/一串/无声的/哭”。“脐带”这是祖国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是血浓于水的泉流,是永远不能和不应割断的。将长城比喻为“脐带”,可以说是对长城崇高的礼赞。然而,为了构筑长城,中华民族又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造成了多少令人惊心痛心的悲剧,世世代代有多少的孟姜女想“哭倒”长城?而今生今世的炎黄子孙们,在面对长城、面对孟姜女这种历史悲剧时,又怎能不发出“无声”的叹息!而在《长城1、2》中,非马则既慨叹又质疑。至于《紫禁城》、《珍妃井》,则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揭示辉煌宫殿下曾流淌过的血泪。非马的《庙》、《人与神》等诗作,是对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欺骗谋私的揭露。批判的审美意识,也常常体现在他的讽刺和反讽中。批判的审美意识,使得非马的诗清新、知性而具有科学精神。
  第三,所谓“比现代更现代”的第三个表现是:对现代诗技巧的全面运用和创造。非马是一个富于原创力的诗人,他不仅吸取和运用现代诗的各种表现技巧,而且有了丰富和创新。概括说来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抒情的间接化、意象化。现代诗不反对抒情但反对滥情,其基本的处理就是避免抒情主体的直接抒情,而将抒情间接化,将澎湃的激情蕴涵在意象中。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即是“说喜不得言喜,说怨不得言怨”,而要托物咏怀,寄情于景。“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写与妻子远别之苦和期盼团聚后的快乐,可是他既不直言思念之苦,也不直言今后团聚了会何等快乐,而是将这种苦、乐,全多寄托在“巴山夜雨”之中。不同在于:苦,是巴山夜雨溢满秋池;乐,是能西窗剪烛,互诉当时的苦。现代诗继承发展中国古典意象诗传统,将抒情间接化、意象化。非马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比如《醉汉》,写的思亲之苦:“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这里有两组意象:一是空间意象,即海峡很短的实际空间距离与万里愁肠的心理空间距离;一是时空转换的意象,“左一脚”“右一脚”跨越的空间只有一步,一抬腿用的时间甚少,但实际用时要“十年”之多,可见步履之艰难。漂泊台岛和异国他乡,与大陆的母亲音尘两隔三十年的非马,终于可以会面了,有多少思念,有多少期盼和愁肠百结要向母亲诉说,滔滔激情,可演绎有泪有血的抒情长卷,可是非马却把有家归不得的万般无奈、把咫尺天涯的悲情和望穿秋水的苦楚,寄寓于这两组意象的对比中。将激情收束在意象的内蕴中。当然,这里并没有抹去那悲苦的泪影和滴血的心痕,相反它被烙印得更深沉和更鲜明。非马对意象的经营是十分用心的。他以智慧的心和灵视的眼追求创新,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已。若果非得选用他人或自已曾经用过的意象,他必然会从中寻找出新的意义。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鸟笼”,三度使用,三度出新,三个境界。非马精于选择典型的意象,以浓缩的诗句和有限的文字,来演绎丰富的意义。如《静物2》“枪眼/与/鸟眼//冷冷/对视//看谁/更能/保持/现状”这里是猎人与鸟的对峙,人与自然的对峙。枪响鸟亡,自然生态遭破坏,谁都无法保持现状。短短的诗行,它给予读者的却是回味无穷的思考。现代诗常用的手法是意象的自然延伸和跳接,非马的特点是十分注意这种延伸和跳接的逻辑性和大众经验的联想基础。因此,非马的诗是易解的,而不是难以解读的“天书”。
  二是意象的象征化。笔者在一篇论述中对意象和象征曾经作过这样的区割:“意象与象征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托意于象,以象寓意;后者是见征于象,以象示征。它们都以形象的感性语言,来表达思想或情感。区别在于意象表现的内容是特指的,而象征暗示的内容却是事物的某种程度的共性。意象不一定含有象征意义,而象征一定显示于意象。” 非马善于营构意象,同时又常常将意象升华为象征,使意象获得丰富的内涵。前我们分析过的《鸟笼》、《共伞》,以及《狮》、《虎》、《龙2》等诗篇,其意象具有超越其本体的象征意义,因而这些意象就不是一般的意象了,而是具有了不确定的多义性的意象了。比如《鼠》:“用一根/绷得紧紧的/失眠的神经/呲呲磨牙//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突然停下来/张大咀巴//喀喳!/试它们的锋锐”。老鼠磨牙,鼠害为患,这是诗的意象链含有的表面意义。但它可以延伸扩展,令人想到心怀鬼胎、总在计算别人的鼠辈之徒,或者心怀叵测、时刻准备着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因此“鼠”不只是“鼠”了,它已从单义向多义转化了。至于非马的《庙》和《黑夜里的勾当》等,则是象征诗了。《黑夜里的勾当》:“仰天长啸/旷野里的/一匹/狼//低头时/嗅到了/篱笆内/一枚/含毒的/肉饼//便夹起尾巴/变成/一条/狗”。《庙》:“天边最小最亮的那颗星/是飞耸的檐角//即使这样宽敞的庙宇/也容纳不下/一个唯我独尊的/神”。这两首诗所以是象征诗,最主要的是:狼演化成狗、庙和神的意象本体并无意义,但作为象征体,它就有了强烈的现实的意义。将意象升华为象征,使诗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创作的美学要求,这方面非马的成就可观。
  三是戏剧化。首先是诗的情节化,这其实是间接抒情、意象化和象征化的综合演出。情节化的结果是,诗的演绎过程变成戏剧的演出过程,和戏剧冲突展示的过程。最明显的例证是《芝加哥小夜曲》:“黄昏冷清的街头/蛮荒地带//一辆门窗紧闭的汽车/在红灯前缓停了下来//突然/后视镜里/一个黑人的身影/庞然出现//先生,买……//受惊的白人司机/猛踩油门/疾冲过红灯/如野兔奔命//……买把花吧/今天是情人节”瞧,这是不是一幕街头剧?这里的冲突,特别是心理冲突是何等的尖锐?黑人卖花者是想请白人司机买一束爱情之花,可是白人司机见到黑人就像见到了鬼,卖花者刚开口,他就连红灯的警示也不顾,脱兔似的逃跑了。透过这幕戏的演示,诗人把那深入骨髓的白人对黑人的偏见和岐视,揭示得真是入木三分。其次是预设矛盾的构思,在诗的演绎的过程中,通过逆向思维的手段,或化解或扩张矛盾冲突,形成戏剧性的转折。如《共伞》从“差距”向和谐的欣喜的转折。与《共伞》相似的如《塞尚的静物——巴黎游记之二》,则是矛盾的存在发生了向和谐包容存在的戏剧性转折。不仅如此,这首诗简直可以说是非马的预设矛盾、逆向翻转构思手法的感性诠释。且看全诗:“在一个托盘上/一只桔子/与一根香蕉/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塞尚走了过来/把香蕉翻了个身/让它优雅的内弧/温柔揽住/桔子的浑圆/顿时空气软化澄明/色彩丰富流动起来//一只桔子/与一根香蕉/在一个托盘上/面对着面/让彼此的梦/交融叠合/成为/静物”。非马许多诗运用的就是这种“翻香蕉”的手法。《领带》,原本是文明的事物,被他从负面解读,变成了被野蛮牵着脖子走。关闭《电视》,屏闭纷乱的世界,求个眼目清静,可是关不掉侵略者燃起的烧遍亚非的战火。这种翻香蕉的手法,激发了诗的戏剧因素,翻出了冲突对比给诗带来的张力,也翻出了读者的惊奇和赞叹。所有这些都说明:非马对“比现实更现实,比现代更现代”的追求做出了令人欣喜的杰出的成就。他的这种创新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虽然非马也已迈过了古稀之年,但我对他仍有新的期待。
  非马是现代诗人中的“异类”,如一幅丰富的画卷,我这里只是剪其一角,来欣赏它的缤纷。即使是一角,我也没有把握说,我已作了较为准确的诠释,尝试而已。
  
  
  (作者:陆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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