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
　　 这棵枣树有一尺多粗，比岳父年龄都大。它站在院西北角，主干向东向南逸出，竟把整个北院都覆盖了。
　　 我喜欢吃枣，可不喜欢枣树：它太爱长 “麻（读妈）贴”，也叫洋剌子。有指肚大小，绿绿的，背上有三条纵楞儿。不论身体哪个部位碰到它，马上就会红肿起来，很痒，可又碰不得，一挨又蜂蜇般的疼。那天，岳父吩咐我：你给那枣树喷喷药吧。我找来 “乐果”，兑好水，武装齐整，背上喷雾器就上树了。
　　 这棵树在一人高处分了三个杈，往南往东的粗，往北的细许多。树杈长得比较平，手扶着上边的枝杈，可以在大的树杈上走动。
　　 奶奶拄着小脚出来了。奶奶一只手象征性地捂着鼻子，一边像元帅一样指指点点：这儿，嗯。那儿……我的喷雾器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奶奶就在后门口看着我喷完药。
　　 我下了树，在院子里洗手洗脸。奶奶过来悄悄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襟。我赶忙胡乱地擦了擦，就跟她到了她住的正房东屋。她见我进来，又伸手撩了一下门帘，向外瞟了一眼。然后小脚捣腾着，走到柜子前，掀开盖上，手里早多了一块点心。塞在我手里。我一笑，拿着就走，奶奶又拉住了我，示意让我吃完再走。我点点头，吞食起来。这一切，都几乎在无声中完成的。奶奶满意地看着我吃完，才跟我说：喝口水呗？我说：不用了。就出工了。
　　 奶奶对这棵枣树有着特殊的关照。逢年过节，奶奶总要对枣树表示一下：把一碗饭菜求我给她放在树杈上。即使腊八这天，奶奶也要盛一碗腊八粥，用羹匙一下一下地认真地浇在树干上。当然多数便宜了麻雀和猫咪。对奶奶的神神叨叨，我也见得惯了。
　　 到了九月下旬，枣儿开始渐次发红了。这时的奶奶就格外忙了——她是忠诚的卫士。如果谁胆敢上树摘她的枣儿，奶奶嘴上的骂街水平，在小村子里也是有名气的。邻近的家都要嘱咐孩子，不要到我家来偷枣。奶奶家里外头一视同仁，我岳父也是听到老娘一声吩咐，才敢动手。而且是晚上，把院门关上，不得用竿子去打，因为奶奶说：伤树。就要爬到树上，用脚或用手用力去撼荡哪个树杈，那枣儿就像冰雹一样噼呖啪啦地掉下来。
　　 奶奶对我还是网开一面的。下午出工前，我就爬树上去。奶奶出来，手搭凉棚一看，刚要开口骂，我一叫：奶奶。她就往回转，嘴里叨咕着：也不等熟透了，也不等熟透了，也不等……奶奶嘴碎。
　　 我坐在树杈上，看着向南的那枝枣儿最多，熟的也最多。显得稀疏了的叶子里，缀着一串串的玛瑙，亮晶晶地。我也自觉，只拣高处的不好摘的摘。倚在树上，一连吃着，一边摘着。吃一捧，摘两兜就下来。给岳母还有妹妹们。奶奶不要，说：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好像赌气。说来也怪，我一天吃一捧枣儿，长期睡眠不好的毛病竟好多了。我跟奶奶说了。奶奶说，那就吃吧就吃吧就吃……。我就一天上一次树，直持续到十月上旬。
　　 我家的枣儿格外的好吃：它们个大，水灵，脆、甜、酸，像梨。吃上一捧，就不能再吃了，不然牙就“倒”了。别家的枣儿我也没少吃，比如叔叔家的，不行，个儿小。曾经和朋友转着村子边缘割草，偷吃了村东一家的枣儿，得诗一首，后两句是“背箩寻败草，独感枣儿瘦”，那个“瘦”，就是僵巴。
　　
　　 枣儿下树，奶奶要挑四五斤，都是个大，浑圆，半红的。全红的不要，奶奶说，“趋屁枣儿先红”。“趋屁枣儿”就是有“虫活眼”，里边猫着虫子的。在盆里放满清水，把枣们放进去，两手慢慢地抄几次，换一次水。捞出，盛到簸箕里，放到前院的咸菜缸上，把枣儿们摊开来，晾去水气儿。然后装进几只罐头瓶，上面倒上白酒，酒将将把枣儿没过来，封上盖。然后就等着老人家赏赐醉枣啦。那醉枣儿红里透着紫，放到嘴里一咬，还是脆的。只是那枣香中，透着一股酒香，枣甜中，又浸出一丝酒辣。奶奶还给我喝那枣儿酒。多了不给，只一盅。嘴里说着：大补呢大补呢……。那酒琥珀色，粘稠，冲鼻的枣香。抿一口，甜、辣、香、酽，人先醉了。
　　 枣树后来被连襟放掉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县城里住了。连襟年年从老家捎些枣儿来，都是那大枣树的“女儿”结的，个头小，味道也差远了。
　　 后来，我才知道，枣树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爷爷三十多岁就去世了。村里人背地里叫奶奶“大寡妇”，一叫叫了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