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派干部
　　下乡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的秋天，全国大批的‘五七战士’也相继被派往农村，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边指导农业生产。
　　下到我们大队的共有四名‘五七战士’，其中两名都带着自己的家属，另外两名本身就是夫妻。一位姓牛的干部下派到我们小队，一位姓陈的干部下派到我们的邻村小队，那对夫妻干部则下派到离我们村五里多地的赵屯小队，男的姓丁，女的姓马。他们三家的孩子也都是知青，分别下乡到省内的其它地方，并没有跟父母过来。
　　三组下派干部都很有自己的特点，牛干部过去是省文教厅的副厅级干部，吸烟只有一种《牡丹》牌，不管是自己吸还是去他家里的知青或当地社员和下来走走的上边领导。全都是牡丹烟打理，就是平时在外面闲聊也是这样，如果大家吸完一棵不走的话，他还会再发第二轮第三轮。也不知道他从哪买的，一次买多少，反正是从来不会出现过断顿现象。
　　邻村的陈干部，也只是吸一种烟，这种烟是卷烟厂用来做卷烟的烟丝。他下来前是沈阳卷烟厂的干部，吸烟时所用的烟纸全是卷烟用的那种窄条烟纸，一张太窄不够用，所以他每次都是用两张烟纸叠在一块卷，下乡数年，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那一对丁马夫妻干部，男的不吸烟，不管是任何场合一口不沾。女的吸烟，且没有固定品牌，什么烟都吸，捞着什么抽什么，昂贵的、便宜的、国产的、进口的，实在没有了，老乡的哈马杆也能嗫上几口。买烟也从来不多买，一次只买一盒。
　　后来牛干部走了，又换了一位王干部，自己一个人来的，也只抽一种烟，他跟牛干部正好相反，吸的烟一嘛是当时的一种《经济》烟，用包装纸包的盒，8分钱一盒。他吸烟的时候，也不管周围是什么人、有多少人，从来不给别人让烟也从不抽别人的烟，吸没了，就到村子外三里多地的供销社买上两条拿回来，一次一元六角钱。
　　1970年春节前，上级下来指示，不准生产队自己养猪杀猪，原来有养的要把猪卖到供销社去。要求各大队要做好宣传与认真贯彻执行，同时也要求各村的下派干部要配合公社做好这项工作，并要起到监督生产队的作用。
　　那时个人养猪养不起，生产队养头猪也就是给乡亲们过年时用的，多了也养不起，再说上边也不让。这一听说不让杀，社员们都恨的牙根痒痒。队长们虽没发表什么态度，但大家相互心里都知道，到时候不让杀也得杀，爱咋咋地。
　　丁马干部夫妻二人，下来前都是沈阳某银行的干部。接到这个任务后，便白天黑夜地去小队队长家里做工作，进行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还不时的到生产队的猪圈去看看，那关键的目标还在不在。但最后还是没有看住，猪到底是叫生产队给杀了，他们并为此还受到了公社管干部的干部的批评。
　　陈干部则在向队长们又一次重复交待了公社下达的政令后，便不再去管了。等知道队里把猪偷偷杀了以后，便骑上自行车迅速到公社进行了汇报。公社革委会主任在电话里着实把大小队干部训斥了一顿，气得生产队长当着社员的面把他一顿好骂，说这个家伙真他妈不地道，闹得晚上半夜时，有的社员往他屋里扔了一块砖头。
　　牛干部每天依旧到队部去，没事和队长、社员们聊些国内、国际的、省内、省外的，县内县外的新闻和公社的一些大事小情，并不留痕迹地知道了队里哪天要杀猪。杀猪的头一天，便去了公社。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三天回来了，看到队长时悄悄地问：“把猪杀了？”“杀了！”“怎么样？胖不？杀了多少斤？够分不？”“还行，有二指多标！，一百多斤也没法按人头分，就按人家分的，人口多的给二斤，人口少的给一斤，咋办！”牛干部听后也没再说什么，便悄悄地回了家。晚上，队长叫人把一条二斤猪肋也送到他家，算作村里一年的额外分红。
　　人生在世，或走顺境，或逢逆境。面对出现的问题如何对待。人们都受各自的世界观影响，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也不一样，也必然会收到不同的效果。真正能够站在另一个高度看问题，或说是透过问题看本质，选择自己为人处事的办法实在是一门毕生都需要学习的课程，此三公之鉴，真可以说是清晰而洞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