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大三上学期的一篇论文，也是今天看来大学时期除开毕业论文外还能看的一篇论文。它曾经被收集在免费论文网上，当然以中国盗版之猖獗，绝没有经过我得允许。一叹。
　　
　　
　　现代语境中英雄与反英雄的二律背反现象
　　 ---------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形象
　　
　　
　　早在康德时代，古典意义上的崇高就在偷偷的发生变化。崇高的含义不再是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高大的，在康德那里，需要通过对否定性的东西进行转化，才能产生崇高或崇高美。否定性的因素开始悄悄的瓦解古典的和谐，上帝的地位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动摇（由笛卡尔“我思”带来的）。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观念产生之前，现代性的潜在因素就在无形的发展、渗透。人的认识领域出现了一大堆需要解决的问题。
　　 十九世纪的俄国让世界震惊，文学上一向处于三流状态的俄国，忽然产生了两个让欧洲刮目相看的世界级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个人认为，读托尔斯泰的感觉是清晰的，一切处在一种浑然有序的状态，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宁静的色调，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完成性的；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却是混乱而杂芜的，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一种焦灼和不安，他的作品不是完成性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问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潮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深层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人。
　　伊凡是他笔下一类人物的最典型的代表，他既有着建设意义，也富有深邃的瓦解色彩，在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具备着反英雄的要素，而就在这反英雄要素中，诞生了真正意义的现代英雄因子。他是一个既“破”又“立”的人物，是一个神奇的二律背反式的人物，是作者思考的结晶。
　　
　　 一
　　 无论如何，伊凡都不是善的化身。他是梅什金和阿辽沙的对立面，梅什金和阿辽沙是圣徒式的人物，是接近于完人甚至神的人物，也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他们当然是善的化身，他们以一己之生命作为光亮点燃周围黑暗的恶的世界，他们充满悲悯的亲吻着苦难深重的大地，他们坚决而虔诚的信仰着上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古典基督精神的承传者，身上有一种稳固和和谐的要素。伊凡恰恰相反。他不信仰上帝，他无法在现世的恶面前接受上帝的存在，永恒的天国甚至不能补偿孩子一时的痛苦和无辜的眼泪。
　　 “……我遭受痛苦，可不是为了把自己，把我的罪恶和痛苦当作肥料去给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我想亲眼看见，鹿睡在狮子的旁边，被杀的人站起来和杀他的人拥抱。我希望当所有的人都了解到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我也在场。人间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这个愿望之上，而我是个相信宗教的人。然而，还有孩子------我应该如何安排他们？这是个我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应该遭受痛苦，为了痛苦，-------为了用痛苦换来永恒的和谐，那么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总不应该和孩子在罪恶中共同负责吧？！……如果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融合为一个赞扬的声音，所有活着的和曾经活过的人都高声赞美：你是对的，主，因为你的路敞开了！当母亲和用狗撕碎她的儿子的凶手拥抱，三个人含着泪喊：你是对的，那么当然，这是人是的最高成就，一切都将被解释清楚。但是……正是这一点我不能接受……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抵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打胸脯并且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用自己无法补偿的眼泪向‘上帝’祈祷的小孩！之所以抵不上，就是因为它的眼泪没有火的补偿。这些眼泪应该获得补偿，否则就不可能有和谐。但是你用什么来补偿呢？……在整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它能够，而且有权利宽恕？我不要和谐，由于对人类的爱，我不要和谐！……是的，人们给和谐的估价太高了，为了进入和谐的世界，我们付不起这么高的代价……阿辽沙，不是我不接受上帝，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退还给他。”
　　 这是被损害了的神圣，孩子的痛苦是无法补偿的，永恒的和谐也无济于事。这损害使伊凡无法接受上帝，他宁愿在心灵痛苦的折磨中与孩子共同承担痛苦，在痛苦中堕入永恒的地狱，这是宁当一个堕落的天使，也不做与上帝接近的神明。在这种撒旦式的反抗中，伊凡感受到一种高贵，因为痛苦本身有一种神奇的净化作用，是对神义缺失的一种补偿。在这种破坏中，人获得了某种尊严，这里面有很多高傲，这种高傲使人在反抗中不感到卑微和愚蠢。在这样的雄辩中，阿辽沙的声音变得微弱和无力，以致伊凡讲到那个让狗撕裂孩子的将军，问他是否应该枪毙时------“枪毙！”阿辽沙低声地说，带着失神的，把脸部都扭曲了的惨笑，抬眼看着哥哥。
　　 伊凡还说：“假如上帝存在，而且的确是他创造了大地，那么我们完全知道，他也是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创造大地和只是有三度空间概念的人类头脑的……我老老实实承认，我完全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德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们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我也劝你永远不要想这类事情，好阿辽沙，尤其是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生来只具有三度空间概念的脑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
　　显然，上帝的理性是高高在上的，是人的三度空间的脑子无法理解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宗教大法官》这一重要章节中，伊凡通过宗教大法官的口更清晰的指出了人的局限，为了面包，人类会交出上帝赋予的珍贵的自由，谁给人类面包，人类就会匍匐在谁的脚下，人不是神，人有肉身的局限，那是永远无法克服的阻碍。也许少数精英会放弃面包而选择自由，但毕竟只是少数。然而软弱的大众怎么办？放弃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将有亿万幸福的孩子和几十万个承担了分辨善恶所遭受的诅咒的受苦人。他们将安静的死去，为了你的名义安静地消失，他们在棺材后面找到的只有死亡……因为，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真有什么东西，那当然也不是为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所以大众宁愿跟随凯撒的宝剑也不愿接受上帝慷慨的赠与。
　　于是，伊凡既不能接受让孩子受苦的恶的世界，也不能接受上帝理性的世界。孩子的痛苦和无辜在历史理性的世界里将成为合理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成为任何手段，哪怕这手段有着崇高的理由，哪怕是填充永恒的和谐和天堂。伊凡拒绝了上帝和他的世界，成了真正的无神论者。因此在尼采之前，伊凡其实就已经宣称上帝死了。上帝被孩子的痛苦和完美理性创造的不可承受扼杀了，宗教大法官并不信仰上帝。这是一种对传统基督信仰的深层消解，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破”，本来完整的机体被伊凡的雄健的论辩敲击得支离破碎。他破坏了原初信仰的和谐，他的微笑是那样意味深长，透过这层笑脸，我们看到了一个魔鬼的形象。
　　上帝不在了，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所以斯麦尔加科夫在伊凡的意志下犯下了弑父之罪，这在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中是不可饶恕的，是一种道德的堕落和沦丧。而伊凡的脸变得“煞白”，他看到了自己的观念导致的现实，他无法忍受行为的观念，因而陷入疯狂。
　　这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这一“反”来自于他的破坏性和瓦解性，他与尼采有着惊人的神似。然而，这与最“反英雄”的反英雄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别。后者是颓废的，具有一种现代主义的日常性，以及一种在环境面前不得不堕落的无奈，它充斥着一种凄迷的感伤和丧失意义的茫然（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和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而前者仍然有一种“力”，一种摧毁和瓦解的力量，一种方向感虽不清晰却依然执著的坚定-----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上帝死了，人怎么办？
　　 二
　　
　　伊凡是勇敢的，不接受上帝，就坦然的面对没有上帝的世界。诚然，没有上帝的世界是荒诞的、冷漠的、虚无的。这是残酷的，然而是事实。宁可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接受一个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的上帝的世界。
　　 然而伊凡说：“我渴望生活，所以我就生活着，尽管它是违反逻辑的。尽管我不信宇宙间的秩序，然而我珍重到春天萌芽的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珍重蔚蓝的天，珍重一些人……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出于心底、发自肺腑的爱，爱自己的青春活力。”也就是说“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这是伊凡对没有上帝的世界的自身立足点的找寻。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世界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伊凡偏偏要反抗绝望。伊凡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没有了上帝对人世不义的承担，人便陷入了一种荒诞状态，恶是自然的，所以才会发生哲学家杀人这样的可怕现实。加缪说：“在任何包含着某种非人因素的美的深处以及这些山丘,这宁馨的天空,这些树的倩影,这一切突然在同一分钟之内丧失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幻想的意义,从此就变得比市区的天堂还要遥远.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惟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这种在人本身的非人性面前所产生的不适感,这种在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图像前引起的堕落,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神性的丧失伴随着非人性因素的赤裸，人性的因素在神性缺失的状况下感觉到“厌恶”。但是，加缪认为要“穷尽现在”。荒谬意味着破裂,但我们要带着这种破裂一往无前的生活.明天是虚幻的，彼岸也是虚幻的，既然一切都是不可确定的，就要穷尽一切去生活。宁可燃烧着毁灭,也不做一块冰冷的岩石。世界在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中穷尽一切，这是人全部的尊严和荣光。荒谬中的人带着某种绝望，但我们却要反抗绝望。这与伊凡的关于生活的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拒绝上帝的人共同的艰难选择。
　　 这是“立”。这是在神性的大厦倒塌之后人面对自己的处境的一种建设。这是否定后爆发出的力量和激情，摧毁的劲头还没过去，所以是一种带着攻击性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伊凡与尼采是类似的。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英雄诠释，它也消解着古典英雄的理性特质，从而充满了非理性的强力和迷狂。
　　 因此他与前面提到的彻底的“反英雄”还有差别，根本的在于它在摧毁和瓦解中还有建设，这建设，尤其是对绝望的反抗，赋予了伊凡一种英雄色彩。当然，这英雄与传统的英雄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与康德对古典意义的崇高的瓦解有关。它是通过否定性的转化产生的，崇高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这“英雄”也与以往的英雄不同。以往英雄的荣誉和光环建立在于外在的阻碍和困难相斗争的基础上，而现代意义上的英雄主要面对的阻碍和困难是内在的、自身的。所以他不是机智勇敢、坚毅重情的奥德修斯，不是庄严深沉、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悲剧英雄俄底浦斯，他甚至也不是堂吉诃德，古典的和谐与秩序被打破了，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非理性的矛盾冲突的饱含痛苦的英雄诞生了。应该说，这种英雄的特质，产生于它的反英雄基质之中，二者既相互依靠，又向相反的方向行走。上帝被拒绝了，天国破碎了，无助的人被抛弃到赤裸的恶的、没有外在力量来承担人的痛苦的世界。所以产生了绝望，绝望生成一种新的建设，发展下去，就产生了尼采这样的大师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潮。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的重要关联之一。
　　
　　
　　英雄与反英雄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在古典的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古典意味着健康与和谐，它的内在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优美而富有天然秩序；而现代则意味着畸形与狂乱，时时进行着激烈而难于突围的痛苦斗争。几种不同的质素是不可能融合的，它们杂乱的交错着、冲突着，因此而趋于完整和丰富。
　　伊凡这一类人物（包括伊鲍里特、基里洛夫等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富启示性的一类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梅什金、阿辽沙、索尼娅等人在前者面前就显得软弱而苍白，甚至失真。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尽管这是与作者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他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价值取向的复杂和矛盾，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家气质----尤其是“提出问题”一类哲学家的气质。伊凡们的塑造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是问题的起点，它们本身包含了问题的初始性和复杂性，也就为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冲突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长期性。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情况不容乐观。古典意义上的英雄已经消亡，以至于人们常常发出“世无英雄”的慨叹；而伊凡这种集英雄与反英雄于一身的复杂人物，虽然时代造就了几个，然而仍然没有突破伊凡的基本框架，仍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里摇晃。神性缺失的世界，有勇气反抗者已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甘愿沉沦到人间地狱中去，处于一种腐败堕落、生不如死、人生无趣的意义和思索双重空白的状态。所以，解读伊凡，看清它的矛盾复杂的本质，吸取其中有益的要素（也可通过这类人物更好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固然是重要的；而走出伊凡，走出尼采和存在主义，真正获得一种人性和神性的平衡，深刻的进行某种真正关于人的思索、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思索，在神性的观照中求得某种人性的返还和拯救，才是更重要的和更迫切的。象牙塔中和非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作如是观。
　　
　　参考书目：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牛宏宝 《西方现代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罗赞诺夫[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