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因为那年的腊月只有29天，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乡潘家峪村的人们，前一天晚上临睡前都在同家人盘算着明天要置办多少种年货。孩子们也期待着即将到手的炮仗。
　　
　　 一个普通而崭新的日子，就在这种浓烈的喜悦和期盼中莅临了。这一天，新年的脚步声本应愈发清晰地传进这个宁静的山坳，并在每一块石头间激荡出欢乐的节奏。但是，没等这节奏挥发，睡意尚存的人们便发现，整个村子已经被鬼子团团围住了。
　　
　　 其实，在鬼子来之前，即将转移的八路便已把3000多名鬼子将于腊月28来潘家峪扫荡的情报转给了武装班长潘善纯。只是，由于鸡毛信送到潘善纯手里时，牌桌前的武装班长潘善纯正忙得不亦乐乎，那份情报便被随手放进了衣服口袋。凌晨，持续了一夜的赌博终于结束了，潘善纯的手习惯性地伸进了口袋。当他读完那份寥寥几字的情报时，听到有人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鬼子来了！”
　　
　　 他知道，一切都晚了。这个村是八路的补给站，很多人的家都曾作为八路军的临时据点，很多埔火炕上都放过杀鬼子的枪。鬼子这次是报复来了。
　　
　　 正当他这样想着时，鬼子把村长揪了出来，塞进了村民里，一起赶向位于村西头的西大坑。与此同时，另一群鬼子已经把深两米、宽十余米的结了厚冰的西大坑里铺满了干柴、泼遍了汽油，只等村民被赶来，即可放火焚烧。
　　
　　 布置完毕后，日军丰润县（现为丰润区）最高统帅佐佐木站在一旁，带着阴森森的笑容打量着惶恐的人们，并不时瞟一眼手握引火棒的部下。可是，佐佐木越看越觉得这个四面开阔的地方不利于人们的聚集，出现漏网之鱼的可能性会很大。于是，他下令，无论妇孺老幼，全部趋向潘家大院。
　　
　　 明晃晃的刺刀，凶狠地抵在人们的身上。当站在本村最大的地主潘惠林留下的宅院时，一个孩子小声问父亲：爸爸，他们要干什么？还没等父亲回答他，架在宅院门房上方的一排机枪便射出了雨点般的子弹，父亲和小儿子的头应声而裂，喷薄而出的鲜血直喷到孩子的脸上，这个孩子，就是潘守三。
　　
　　 以上这些，都是年龄最小的惨案幸存者、现年83岁的潘守三老人讲给我听的。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同潘老一起坐在那座葬送了全村二百余人性命的院落西侧，在明媚的阳光中，静静地听他讲述这个民族最晦暗的往事。
　　
　　 潘老说，由于十三岁的他被赶进大院后，便悄悄躲到了猪粪槽里，才未被机枪接二连三的扫射伤及。在扫射的间隙，他竭力凑到血泊里，将全身滚上了血后，便躺在原地装死。这样，他才逃过了扫射之后的筛查，在鬼子撤退后溜了出来。
　　
　　 坦白地讲，他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对我而言，都像是一把刀。刀子插进了我的胸膛，散发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令我厌恶，可我不能拒绝。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充当着历史的容器的小山村，每一个幸存者说出的任何一点真相都是弥足珍贵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幸存者的数量会持续递减，后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机会将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而当他（她）们全部离开这个世界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将会出现致命的空白，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坐在潘家大院的侧面，就惨案的来龙去脉向我娓娓道来时，我发现，他的神情是从容的。而此前，我曾固执地认为，让他靠近那个亲人的葬身地，对他而言将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但是，当他真的站在那里，向我们细致地讲述事件经过时，我发现他的脸上只有那种把历史的真相传递出去的从容感。血腥之于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噩梦，而是一块陈旧的疤。虽然痛依然在肉体中流动，他却选择用隐忍的方式面对，并把那种隐忍无声地传递给他的每一个陌生听众。
　　
　　 尽管不是每一个听众都会感受到且记住那种从容与隐忍，可我想，他的从容与隐忍，不应该只是他个人的心灵质地。换言之，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她）是否去过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也不管他（她）有没有亲耳听过幸存者的讲述，继承不仅存在于潘老身上的从容与隐忍，都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我真心希望，我们继承过来的是从容而不是淡漠，是隐忍而不是遗忘。然后，我们能摸着那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真正笑着对世界说一句：伤痛与羞耻，已经永远转让给了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