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告诉你。
　　
　　栈桥，很美。

    大兴安岭，猎人沉默
　　
　　乌热尔图
　　
　　 1968年，我回到我的族人的怀抱，来到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中间。
　　 我被故乡大兴安岭的壮美所折服，挺拔的落叶松，秀美的白桦林，可以说铺
　　天盖地，与悠远的苍天相连；而充盈的河流交织如网，河水清澈见底，蓝天碧云
　　交映。成群的野鹿，旁若无人的棕熊，还有难以尽数的飞禽走兽，栖息在这里，
　　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真是它们的天然乐园。
　　
　　 一、
　　
　　 大兴安岭如同俯身饮水的巨兽，躯体紧贴黑龙江、额尔古纳河的岸边，肢体
　　延伸到南端千里之外的古长城。它那身长的手臂——伊里乎里山连接在东部的小
　　兴安岭，并以湿润的空气和雨露养护脚下的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松辽平
　　原和松嫩平原那大片区域。偌大的呼伦贝尔草原与之紧紧相偎，如同孪生兄妹。
　　它的山地是古老的皱褶断块山，呈老年期地貌。它之所以被冠以“岭”的称呼，
　　并非因为它似人们想象的那样险峻、挺拔，而是由大大小小的中山、低山和丘陵
　　构成，平均海拔1 ，000 米，绵亘1 ，400 公里，东西宽约450 公里。
　　 大兴安岭主脉北宽南窄，北低南高，东陡西缓，山体比东西两侧的平原高出
　　很多，因而成为来自鄂霍次克海及南太平洋湿润季风东进北上的一大屏障。由于
　　山地抬高对气团的阻滞作用，导致大兴安岭降水增加而有利林木的生长，数百种
　　珍禽异兽在这里繁衍生息，上千种野生植物生长繁茂。在大兴安岭的群峰间，星
　　散着500 多个湖泊。发源于大兴安岭腹地的30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岭东的河流
　　纳入嫩江水系，是松花江的上源；岭西的河流归于额尔古纳河水系，属黑龙江的
　　支系源流。黑龙江上游的主要支流额尔古纳河，从大兴安岭西侧吉鲁契山孕育而
　　出，在呼伦贝尔高原缓缓流过，吸纳了上百条支流，经大兴安岭的西麓转北划个
　　半圆的C 形，汇入黑龙江。在大兴安岭西麓的森林边缘与呼伦贝尔高原自然交错，
　　这里天高云阔，形成了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在这不可多得的天然牧场，呼伦湖
　　似硕大的珍珠镶嵌其中。就是这片将近8 万平方公里广袤无垠的河谷平原，以大
　　兴安岭为母体，成为中国北方游猎部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也是鄂温克人的发
　　祥地。
　　 人类同大兴安岭山地接触的历史可谓久远，如果说它是鲜卑、契丹、蒙古等
　　原始部族起源的摇篮，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就是那些原始部族的育婴地。历史学家
　　翦伯赞称这里是中国“历史的后院”。在历史上，大兴安岭山地为什么仅仅发挥
　　了“摇篮”的作用，而无力成为历史舞台的中心？为什么它总是时隐时现处于文
　　明的边缘，给后人留下人去“篮”空的遗憾，还有断裂的难以连接的历史残片？
　　
　　　二、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鄂温克猎人面对突然涌入的伐木大军时的神态。那是
　　60年代末，林区开发的触角深入大兴安岭腹地。很久以来，他们难得一见陌生的
　　面孔，而面对众多的人群，鄂温克猎人且惊且喜，他们来不及思考自身的处境，
　　来不及思索部族的未来，就展开双臂，以纯朴、无私、互助的天性，迎接进山来
　　的客人。
　　 西班、玛嘎拉布、瓦尼、格力斯克、达老非等数十位我熟识的中年猎手，撇
　　下散放的驯鹿群，兴冲冲地带领林业设计、铁道设计、公路勘查等一支支小分队
　　走进森林。不久，老猎手杰士克和老马嘎拉以惊人的记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方位
　　感，赢得了“森林里的活地图”的赞誉。山外人意外地发现，大兴安岭的山川与
　　河流早已装在鄂温克人的心中。那些日子，跟在猎人身后的是一支支驮队，驯鹿
　　背上驮满各种器材，它们晃着大犄角，伸长舌头，无数次地穿过淤泥和沼泽地，
　　完成了只有借助它们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作业。我最为敬重的老猎手杰士克，他曾
　　只身一人带领一个团的铁道工程兵，翻山越岭，往返数月，扑灭蔓延了的山火。
　　路途中，他扛着猎枪，手握一把开路的砍刀，一直走在那支队伍的前面。整个队
　　伍瞧着他的背影行进，他如同一位临战的将军。
　　 1980年，在位于大兴安岭腹地阿里河畔的嘎仙洞，考古人员发现了北魏太平
　　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焘遣使祭祖，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一重大发
　　现证实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是大兴安岭腹地
　　最早见于我国史书明确记载的史迹，是一份保存至今1500多年前的“原始档案”。
　　从而进一步证实，拓跋鲜卑的先人起源于大兴安岭北部的丛山密林地带。古称所
　　谓“大鲜卑山”即指大兴安岭。据传，兴安岭的“兴安”与“大鲜卑山”的“鲜”
　　可能是同音异译。
　　 鲜卑拓拔部落为了逐鹿中原，从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向南集结本部族的有生
　　力量。之后，鄂温克族的先世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涌入了呼伦贝尔。
　　 从唐至金，分布在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族先世三个姊妹部落，本是起源于乌苏
　　里江流域，发祥于第二松花江流域，于隋末唐初大规模地向西迁徙，而为呼伦贝
　　尔的主人。这些弘吉剌部落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移居西拉木伦河流域，三十年代
　　又向西迁徙，定居于鄂尔多斯、阴山、黄河河套等地区。鄂温克人的语言属于满
　　洲——通古斯语族。
　　 一位鄂温克族萨满在他祭奉祖先、昭示后人的古老音韵中，存留了部族迁徙
　　的信息：silkir河是我们的发祥地，阿穆尔河畔是我们的宿营地，锡霍特山是我
　　们的原住地，萨哈连的山梁使我们分迁。
　　 由此可见，从远古时代开始，这一大片隆起的山地以及它脚下的河谷平原从
　　未断绝过游猎和游牧部族的炊烟，在与人类相伴的漫长岁月，大兴安岭敞开它的
　　胸怀孕育了不同的部族、不同的文明。数不清的生存群体迷恋这里的山川秀色，
　　在此驻足，度过漫长的童年，直至强壮魁伟的青年期，他们就迁徙游荡，逐鹿中
　　原或雄居一方。
　　 十几年过去了，我发现更多的人已经习惯用“林区”来称呼大兴安岭了。但
　　在鄂温克人的眼里它变了，清静的大兴安岭换了模样，它变得挺像热闹的集市。
　　游荡在大兴安岭里的人增多了，多得数不过来；山岭却变矮了，有些地方竟变得
　　光秃秃的，林子也变得稀疏透亮了。有人说，整个大兴安岭有林地区的常住人口
　　接近了100 万，这可是历史上从未达到的数字。公路如蜘蛛网一般在林子里铺展，
　　除了伐木和运输外，从这一条条公路上得到好处的常常是那些由山外潜入的数不
　　清的偷猎人，大兴安岭的珍禽奇兽悄无声息地毁在他们手中。如今，最难见到的
　　是野鹿、驼鹿、熊的踪影，甚至连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也成了他们不时猎取的对
　　象。老猎手安道对我说，过去可以在几百里的范围内自由自在地牧养驯鹿群，现
　　在连一百里的范围都走不出去了，森林不再属于鄂温克人了。
　　
　　三、
　　
　　 有位青年猎手对我提出个问题：你说，谁是森林里的吉普赛人？
　　 我意识到失去森林的猎人，在自己倍受摧残的家园里流浪，已无人体谅他们
　　的痛苦！应该说，在历史演进的间隙，大兴安岭也曾恢复它旧日的沉静，就像它
　　在太古时代最初生成时那样，不见人的足迹，难觅升腾的炊烟，没有惊扰，更无
　　喧嚣。那些在它的躯体中孕育的部族，虽说在此渔猎耕牧，历经若干个世纪，并
　　未在它的肢体上留下创伤，残留在它脚下的仅有几座风蚀的土堡，还有几条坍缩
　　的沟壕。虽说它与人类这种擅长改变环境的生物打了几千年交道，但人除了使它
　　失去边缘地带的林木，迫使其将伸长的肢体缩成一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它往日
　　的容貌。它衣冠齐整仍旧保持慈祥而沉静的面容，它体态丰腴如同随时以充盈的
　　乳汁哺育新生儿的母亲。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一书中，论述山地的作用时指
　　出：“山地往往人口过剩，或者对它的财富来说，至少是人口过多。在山区‘人
　　口的最佳密度’很快就达到并且超过。因此，山区必须周期性地向平原倾泻它过
　　多的人口”。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原始居民似乎早已在几千年以前就理解了这一条
　　山地生存的自然规律，或许他们是以百年为一个间隔段，或向北方迁徙；或由山
　　地向东西两侧的平原运动，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歇息，向中原挺进。这是一个有如
　　水流那样由高至低的运动，是符合生存规律的自然选择，使人联想到聪明的鲑鱼
　　从产卵地到更广阔水域之间的洄游。由于早期居民的明智之举，无意识中为其后
　　人留存了以足够的时间复原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不可多得的生存发展空间。
　　 公元1581年，一个名叫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的俄国哥萨克猎人翻过白雪
　　覆盖的石头山（乌拉尔山），闯入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地区，掀开了沙俄扩张史的
　　序幕。乌拉尔山脉由北向南延伸，构成了欧亚大陆的分界，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紧随其后的两支探险队分别由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
　　罗夫率领，窜入外兴安岭至黑龙江以北的广阔地区，这里是鄂温克、达斡尔、鄂
　　伦春人的家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以弓箭和猎刀顽强地抗击。在四十多
　　年的时间里，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袭击入侵者，并加入了清军围剿沙俄侵略军的呼
　　玛河口战役、尚坚乌黑战役、古法坛村战役、墨喇苏蜜战役、巴结津战役、恒滚
　　河战役，特别是1685年至1686年收复雅克萨的重大战役。
　　 公元1644年～1661年（清朝顺治年间），誓死抗击沙俄侵略者的索伦部，在
　　缺少强有力后援的境况下，被迫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富饶的山地和河谷
　　平原内迁大兴安岭（也称内兴安岭），他们挥泪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含恨撤
　　回其先祖的游猎之地——－黑龙江南岸的大兴安岭猎场。相传横渡黑龙江时，很
　　多人淹死在江中。一位鄂温克族老人望着滚滚的江水，对他的儿孙们说：“过江
　　以后，你们怎么找鄂温克人呢，你们看见头戴狍头皮帽子的，手上有箭环的都是
　　鄂温克人。”可见，当时生离死别场面之悲壮。那位老人的名字并未流传下来，
　　但他的这句话至今铭记在鄂温克人心中。
　　 1858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瑷珲条约》，即中俄瑷珲和约，
　　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样，鄂温克、
　　达斡尔、鄂伦春人的故土被无偿割让了。条约生效之日，那条以鄂温克语命名的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成了不可逾越的界河，江北广袤的森林、丰饶的土地被他
　　人永久性占有。
　　 我这颗鄂温克人的心，为历史流泪；如今更为现实流泪。
　　 那些伐木人最大的炫耀是他们的采伐量。当你听到1.3 亿立方米的木材运出
　　大兴安岭的时候，不必赞叹，那只是正式公布的大大压缩了的生产数字，虽说它
　　表明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以来的生产总量，并不包括数十万人口若干年来为越冬取
　　暖烧掉和无端耗费的堆积如山的木材，其实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天
　　文数字。
　　 当这庞大的森工企业的所有开销，包括贪官污吏们的所有挥霍，统统由伐倒
　　一棵棵鲜活的树木换取的利润去支付的时候，不堪重负的大兴安岭早已在呻吟、
　　哭泣！
　　 大兴安岭的森林正在萎缩吗？
　　 不远的明天它将在中国的北部消失吗？
　　 这是个令人颤栗的话题。从失去控制的60年代开始，几乎在一夜之间，大兴
　　安岭东侧拥聚了数十万盲目自流民，他们对自然环境的践踏，对森林边缘地带的
　　灌木林地的灭绝，从未得到有效遏制。到了80年代，由于农产品的提价，破土开
　　荒成了时髦的话题，也变为一些人寻求一夜之间暴富的疯狂行为。普遍性的开荒
　　如四处燃烧的野火，在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林间坡地和森林与草原的交汇地带蔓
　　延开来。
　　 大兴安岭森林每年至少以5 公里的速度向后退却。
　　 大自然的报复开始显现：大兴安岭周边气侯的恶化，风速的增大，水位的下
　　降，沼泽地的减少，年降雨量、降雪量的锐减，使大兴安岭东侧丘陵地带的农作
　　物区、大兴安岭西侧呼伦贝尔草原的干旱，成为连年持续的现象。更为严重的警
　　告是，1997年冬季枯水时节，起源于大兴安岭西侧，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充盈的
　　伊敏河，在其中段出现了断流。而连续三年出现在草原城市海拉尔上空的沙尘暴，
　　已使人们感到万般无奈。
　　 早在1939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北方，欧亚大陆纵向的草原地带是直接连接于西伯利亚气侯支配下的北极森
　　林区域，这个地带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以及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在
　　它的中部有三个正在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河中地区（乌
　　浒河外地）的克齐尔库姆沙漠与在阿姆河南的哈拉库姆沙漠；在塔里木河所环绕
　　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戈壁沙漠，这是一片从西南伸展到东北的广大
　　的地带，它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一直伸展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
　　就在那里，三个大沙漠像癌扩散似地蚕食着草原。”
　　
　　四、
　　
　　 内迁嫩江流域后，大部分鄂温克、达斡尔在大兴安岭东麓落脚。学会了农耕
　　和维持季节性狩猎的达斡尔人，选择了土质肥沃的嫩江两岸丘陵地带兴建村落，
　　他们将祖先赐予黑龙江北岸结雅河、精奇里江畔的村落名称横移过来，奉献给脚
　　下这一片土地，这是为了永恒地纪念那失去的故园，也表明他们在此落地生根，
　　建设新家园的信念。狩猎的鄂温克人看好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诺敏河畔那
　　覆盖着成片成片松桦混交林的山岭，大兴安岭东麓的林地成为他们猎取野鹿、黑
　　熊、獐狍的天然猎场。游猎的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腹地勒住了马缰，他们将心爱
　　的猎马散放在阿里河、甘河、托河畔，猎人们清晨出猎的马蹄声踏碎了密林的静
　　谧。
　　 其后不久，一支曾在勒拿河上游右侧支流维季姆河流域苔原地区饲养驯鹿的
　　鄂温克人，受到俄国移民的挤压，他们便驱赶着自己的驯鹿群渡过额尔古纳河，
　　在大兴安岭北端的密林里搭起了桦树皮帐篷。他们在额尔古纳河右侧流域，北至
　　乌玛河，南至根河的近5 百公里方圆的森林中游猎，按照自己的意愿也为这里的
　　河流、山川逐一命名。
　　 鄂温克人乃山之骄子，他们在漫长的森林生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狩猎文化。
　　他们信奉萨满教，认为“萨满”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萨满在他们的心目中享有
　　崇高的威望，他们相信“舍卧刻”（sewenki ）神会附在萨满的身上，使萨满成
　　为“舍卧刻”神的代表；而“舍卧刻”则是威力无比的始祖女神的化身。饲养驯
　　鹿的鄂温克人尤其崇拜“舍卧刻”，将“舍卧刻”所喜爱的小鼓、骑乘的乌鸦，
　　抓驯鹿的笼头，还有它喜爱的松鼠、水鸭等等，与舍卧刻的偶像（仿照身长十五
　　尺、头上长有两只犄角的大蛇，用桦树皮或鹿皮或铁皮剪成）一并装入一个皮口
　　袋里，挂在帐篷内至尊之位（malu，位于门内的对面，故称此神袋为malu神）。
　　实际上那是一些象征物，由兽崽的毛皮、水禽的羽毛、还有普通植物的根茎组成。
　　应该说，萨满位于鄂温克人创造的狩猎文化的中心，单从萨满的服饰就能显示一
　　个完整的自然观念：它的神帽借用鹿角的造型，长袍上悬挂的动物饰物有熊、驼
　　鹿、野猪、狼、布谷鸟、水鸭、鱼、天鹅等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动物世界。狩猎
　　的鄂温克人和游猎的鄂伦春人有共同的信仰和习俗，猎人们还将日、月、星辰、
　　风、雨、雷、电、山川作为崇拜对象。鄂温克、鄂伦春人都深信“白那恰”（鄂
　　温克语beyunecaan的变读音，意为“掌管兽类猎物者”）统治着崇山峻岭，为了
　　供奉山神，他们要在山中选一高大的树，砍去一块树皮，刻个人脸，每次路过此
　　处，都要向其叩拜，祈求它保佑平安。
　　 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在大兴安岭中平静地生活，十年、五十年、
　　一百年——他们按照千百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既保持斗士的勇气和果敢，同时
　　日复一日地寻找与大兴安岭山林的融合与协调。他们创造的文化与习俗，他们日
　　常生活的细微末节，无不渗透着对大自然母体的崇敬。应该说，他们早已将崇敬
　　自然这一精神品性，成功地融汇在本民族的传统之中。1689年8 月27日，遵照康
　　熙大帝的敕令，清政府与沙俄平等地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待到1727年，清政
　　府与沙俄签订《中俄恰克图界约》时，似乎发现了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本中隐含的
　　危机，遂于1732年（雍正十年）由大兴安岭东麓紧急调遣阿伦河、音河、雅鲁河、
　　绰尔河流域的索伦部（包括一部分达斡尔人），由大清帝国首任呼伦贝尔总管博
　　尔本察（bolboncaan，诺敏河索伦人）率领进驻呼伦贝尔。
　　 享受了短暂的十几年平稳生活后，授命戍边的鄂温克人扶老携幼再次迁徙，
　　他们告别莽莽密林，进驻空旷的草原。这些驻守呼伦贝尔的鄂温克人被迫放弃了
　　世代相传的狩猎生活，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熟悉掌握牧养畜群。他们含辛茹苦，忠
　　心耿耿，维护祖国北部疆域的完整，保证了中俄恰克图条约的最终勘界划界。
　　 在此期间，因鄂温克部族具有坚毅、忠诚的民族性格和享有勇武善战的声誉，
　　驻留大兴安岭东麓的鄂温克几个支系还被整编列队受清政府调遣，奔赴新疆伊犁
　　地区戍边守卡；与此同时，鄂温克兵勇将士连续数十年征战沙场，成为平息内乱
　　的精锐军团。战争使鄂温克民族人口锐减，支离破碎，鄂温克为固守家园和维护
　　国家版图的完整作出了民族牺牲。
　　 大兴安岭作为静观世间万物的历史见证，目睹了这一幕如歌如泣的悲壮活剧。
　　
　　 五、
　　
　　 1996年，代表鄂伦春民族的政府机构正式宣布：延续了千百年狩猎传统的鄂
　　伦春人放下猎枪。从这一天起，生活在大兴安岭阿里河两岸的鄂伦春人与自己的
　　过去、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甚至可以说与森林告别，他们将成为森林里最后一批
　　垦荒者。
　　 我终于目睹了祖辈繁衍在大兴安岭地带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的
　　历史性生活变迁。而对正失去草原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我剩下的只有难抑的
　　叹息，还有绵绵的心痛。近来，生活一直启发我思索一个命题，也就是“声音的
　　替代”和“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如今，大兴安岭在静默中“声音”被“替
　　代”，我们听到的只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砍伐者和滥垦者的喧嚣。而且这种“声音”
　　被“替代”，不仅表现在生存环境上，在其它范围，如文化方面、如民族习俗方
　　面，也面对种种的“自我阐释权”被他人占有的现象。可以说，那是具有自我意
　　识的民族的声音，在无任何委托未经允许情境下的替代。而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
　　释的渴望，使生活在人类早期社会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我阐释的权利存在于他
　　们之中，存在于他们全身心融入的部族意识里。千百年来，处于人类早期社会的
　　成员们的不可遏制的述说的冲动，维系着部族的意志，传递着整个群体的生存经
　　验，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与自我阐释权的运用已成为合理的存在。可以
　　确认，自我阐释的权利从部族生成之日，一直运用在生存于大兴安岭地带的各部
　　族之中。因而，我们应从大兴安岭的呻吟中听听那被替代的声音，寓意着诉说着
　　什么，为后人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或许，这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我记起俄国诗人伊·日丹诺夫的一首诗：鸟儿死去的时候，它身上的子弹也
　　在哭泣，那子弹和鸟儿一样，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刊于《人文地理》1999年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