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自己的职业生涯能被落定在国有企业，这让我不必在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因为前途和命运而担承过多的心思和心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又成为我的
　　不幸。
　　 俗语说：常在河边走，不能不湿鞋，可我，天生就成不了能被粘湿的鞋底和鞋帮似的反倒像河边的一块石头，既不能随于水流，也不能合于水质。
　　
　　 在国有企业，讲求的是关系，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了关系，就能迎刃而解，那些关系，既是一个人在企业里立足安身的全部资本也是通向坦途的康庄大道，但要是没有关系，就得想方设法让自己和某种必要的关系连上血脉，并将那种亲缘作为一种倚靠，如果尽了种种努力也不能顺遂心愿，那就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地献身、献人民币、献金银、献财宝，如此还攀不上高枝儿，那就只好没先天优势也不能奢望后天发生奇迹地如我现在这般靠着对本职工作的必要尊重和必须坚守，甘当无名小草。
　　 当然，小草没什么不好，只是小草总能幸运地听到旁人不无关心地提醒：“瞧你，能写会画，也不想着为自己找个门路。”仿佛，我真正的活法和眼前的现实早就相悖到必须调和，而调和的原因，是因为万事已经俱备，只欠东风吹来，听着感慨有加的余音缭绕，好像东风如若无缘吹到我的生命里，我的万事就会永远地成为一种万无。
　　 才学，在这样的体制里被真正地视为草芥，而我，又偏偏不谙世事地不解世风，无论自身的万事已经具备到何等程度，也无心找寻那股所谓的东风，这不是因为我不懂那东风确实可以化雨露阳光的神奇和美妙，也不是我不知道阳光雨露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和功效，只是我的个性和秉性，实在无法与那些已经可以预见的未来格格不入。
　　 因为，那是一个我无法融入其中也不可能融入其中的群体，那是一个无论什么人也无论多大的官都怕担承责任而嘴里却讲着奉献精神实际是最不愿意奉献也不想奉献的群体，因为一个“怕”字，而心甘情愿将属于自己的大好光阴在一层层请示和一级级汇报中毫不犹豫地给抛掷、丢弃，明明三天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做到慢工也不出细活地熬靠到三十天或三个星期绝不罢手，因为，那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都懂得，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更是回报，在那样一个可以用来无限挥霍的时间里，只有把日子熬到一个又一个日出和月落的斗转星移，工资奖金才会定日定期地涌向自己，同时，时间的长度，还可以两全其美地为自己积攒政绩资本，因为工作的时间越长，证明自己的经验越多也越丰富，久而久之，人人练就一身熬时间的本事和靠时间的本领，至上而下，由少及多，或被传染，或被浸染，或者已经染成一个模子刻板出来的印章图案，重复劳动比比皆是，无用功人人都做，精精神神的外在，不过是徒有虚表的空架皮囊，身家里的那颗心脏，才实实在在地饱含着不劳而获的贪念也有丧心病狂的贪欲。
　　 于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并发展膨大起这个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原来的一个企业被分成若干个企业，原来的一个老总被分设成若干个老总，一个经理要再细分出若干个经理外带若干个副经理，而经理和副经理的手下，又堆叠出更加繁多众小的喽啰官，瞬间，大芝麻粒和小芝麻渣，如雨后春笋般地悠哉美哉起来，并分批分级地享受起不同档次不同级别的厚禄高薪，人还是原来那帮人，企业还是原来的那个企业，只是干活的工人越来越少，不干活的官儿越来越多地让那些有幸跻身于所谓管理层的所谓领导，天天养尊处优在舒适整洁的环境里，衣冠楚楚地既不能作为也不想作为在一个又一个看似重要其实并不一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千里搭长棚般地跟已经不那么广大的工人阶级换了一种姿态更了一种腔调地依守在依然是原来的那口大锅旁仰仗着天时地利的优势和贪婪，把好吃好喝的通通占为己有，乐极从不生悲地抱着过了这个村肯定就不会再有这个店的思想，大捞特捞，捞得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捞得不记得自己是人坯子还是鬼样子，至于那些天天工作在最脏最累并永远都被称为第一线的臭工人在喝汤还是喝着西北风，就只有靠个人的造化和定力了。
　　谁能管别人的死活呢。
　　 谁又愿意管别人的死活呢。
　　 在这样的群体里，先不说“人”字应该是正着写还是应该倒着写，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两字究竟是在“共和国”之前还是在“共和国”之后这最起码的常识都已经不知道了。
　　 或许，从来都不曾知道过。
　　 这样的群体，或许原本就是个无知的群体，不知道自己和广大干活人民都是一样的零投资，都是相同出身的空手道，却因为自身的所谓“努力”成功而成为吃国家又啃工人的寄生虫后，沾沾自喜到良知缺失，趾高气昂到目中无人，实在是并不古老的那句“社会主义好”所说所预见所登高眺远的结果好，真的是好的无以伦比又堂而皇之，不是进行过任何投资的“资本”家，却享乐着跟“资本”家几乎相同甚至只有过而绝无不及的所获和所得。
　　这实际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剥削。
　　 既是对劳动者所得的剥削，也是强词夺理的剥削，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剥削，更是明抢豪夺的剥削。
　　 可尽管如此，被染缸天天浸染的瞎参谋和乱干事们，早已经越来越聪明伶俐地学会了呼来喝去，脱离了低级劳动的出身，端坐在良好的位置之上，外行绝对要指责内行地瞪眼说瞎话，并将其行为美其名曰为审查与审核，只是审查来审查去，将做事之人的热情给审查得粉粉碎碎，审核来审核去，将做工之人的情感给伤得淋淋漓漓，而乱干事更有甚到不懂装懂地将动物仅有的优良素质给完全丧失，万事之本都从利己主义为基本出发点，见到工作躲得比野兔还快，见到利益一点不比飞机升天慢多少，干工作的时候推三阻四找借口，可以露脸的机会却绝对当“人”不让且必须独占鳌头，好像邀了一次功，就可以为自己的仕途树立永久的丰碑，虽然那丰碑上写满了别人的劳作和辛苦，也毫无良知地以为因自己耍心机而领到了功德牌就真的从此伟大高贵起来。
　　 不过是臭虫一只又一只。
　　 而有关哲学的一切辩证思维和理论，在这样的群体里，都成为名存实亡的摆设，需要时，将它高高举出来，当成一面镜子，用来光照别人，却从不反射自己。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样人的眼里，早就成为比外文还难翻译的甲骨文。
　　
　　 文字写的烂，会被看的人称为文字垃圾，国企的这种人面鬼样，却百分之百地成为了人类的垃圾。垃圾多了，不可能不污染环境，只是苦了那些无法脱离此空间的纯朴生灵。正所谓，黑白颠倒了确实没有关系，因为辨识清楚后还可以将其给更正过来，只是黑白分不清，又怎么谈及纠正和改正呢。一切都被这个群体给混淆成无法分辨得清的似是而非，整天乱喊国有企业的举步维艰，整天乱叫国有企业的混乱难管，岂不知，这样的状况如果可以主宰人类历史前行的方向，岂不说明人类已行将到末路穷途。
　　还是无知和无识惹的祸。
　　
　　 在一篇形象描述国有企业弊端的文章里，我看到这样一段形象又贴靠的文字：“说一个方案由技术员给设计出来后，要由组长审批，组长审批后，要有科长审批，再然后，主任要批、经理要批、老总还要批，等老总批完，那个方案最初的模样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到连技术员自己都不认识了，好在，这有着层层领导批示的方案，充分说明技术员的工作已被众领导所知晓，这时，即便通宵达旦、点灯熬油也有了明确方向和前行的目标，只是，待层层领导都酣然入梦，技术员依然要夜以继日地忙碌，为着不争分夺秒也必须只争朝夕才能干得出来的那份工作努力，待完成定稿之后，让自己的方案再重新经历一次全程的审批。”
　　 这就是大锅饭里的那些米粒，为什么总进不了干活的那个人嘴里的真正原因，因为，成绩永远属于大多数的人，因为，军功章上，即便有领导确实可以良知未泯地做到人均等分的“公平”，技术员分到的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干活的人，只有技术员一个。
　　 这就是那个群体的处事方法和工作方式：人多不见得就真的力量大，人多也不见得就真的好干活。由此，而想起一位身居要职的某领导曾不无关心地对我说：“你也报名参加我们这里的招聘吧……”听来，确实在为我的工作能力量体裁衣地指明了我可以发挥施展的地点和方向，殊不知，我从生下来开始，就仿佛无法属于那个群体般地有着先天性的水土不服，我说：“别说是让我参加竞聘，就是点名让我去，我还得经过思想斗争后再决定是“去”还是“不去”。
　　 我之所以要如此回答，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层层关卡都必须亲自去打通和打点的艰难曲折，也不是自惭形秽到没有自信和能力，我是真的无法确信，我是不是能改掉自身的很多毛病而真正融入那个确实怪异又荒诞的所谓圈子。
　　 一切都需要历史做出最公正的判断和裁决。
　　 基于此，我想，今生的我，定然不能融入那个群体让自己也渐被蚀化成缺乏人性和良知的鬼样子和赖德行，也无法融入那个让自己也可以悠然地翘着二郎腿，然后舒心且舒服地傍着茶香，乜斜着干活的人等在自己眼前如仆如佣地忙得披头散发。
　　 我的心劲儿不够，心力也不能，心胸更不适。
　　
　　 我想，但凡人生可以有千种万种的活法，我还是认可现在的活法。
　　 无论对错，也无论有无前途，心里踏实，睡得也安稳。